在微观方面：⑴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工人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譬如说老板工作，缺乏合适的激励机制，工人的工作努力不是最佳的；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十分清楚的是，象法庭、监狱和强迫劳动等这类设计有时被用来对付劳动者和管理者，所以可以断定，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面临着激励机制缺乏的问题，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可能不是很高，劳动生产率可能非常低。

⑵由于激励机制的缺乏，为了榨取剩余劳动，资本家必须尽可能严密地监督工人的工作。在管理文献中，一个监督者最有效的监督范围被认为是监视3~10个工人，而在较低水平上的日常管理中，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最佳比例被认为是1：30。按照这样的比例，一个有4000人的工厂就会有11个管理层次，监督成本十分巨大。在国家主义社会中，除了企业内部必须支付的监督成本外，由于等级制的管理企业结构，还须加上企业外部的监督成本即监视企业活动的成本。

⑶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管理当局对创新活动的推动力是很弱的，至少有三个理由可以说明：首先是缺乏必要的社会环境，工人被当作工具来对待，而创新活动被认为是管理层的事，所以虽然设立了对创新的奖励，其作用被证明不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是创新的收益归“他们”所有，为什么“我们”要为此操心？最后，作为工人和管理层通常的中介的工头有充分的理由蔑视在他管理下的工人的创新才能，创新是危险的和不受欢迎的，因为创新可能破坏了现存的地位和权力的均衡。在国家主义企业中，创新的推动力同样是十分微弱的。科尔内观察到，企业既没有生产新产品的动机，也没有采用新技术的动机，因为这对它们无利可图。由于新形成的生产能力立刻就被政府纳入第二年的生产计划之中，较高的生产能力意味着较高的生产责任，除非中央当局从外部强迫企业采取新技术，企业本身没有创新的动机。

⑷在公司制中，经理的行为和对经理的制裁机制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被破坏，经理犯错误，而股东受惩罚。对管理无能的制裁机制是缓慢的和低效率的，虽然市场的最后裁决——破产——将起作用，但它对社会而言是非常昂贵的制裁机制。在国家主义企业中，破产机制并不存在，由于总经理不是他自己的老板，制裁机制比资本主义更快、更有效。然而，制裁机制的内容完全不同。经理主要地被期望的是政治上的效率，这意味着他必须忠实地执行上级所有的命令，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经理本身就是一个官僚，他是不付责任的，他不是对问题而是对规则和命令作出反映，因此，他害怕作出独立的决策，当指示没有下达时，他就变得神经兮兮的，尽可能地推迟作必须承担责任的决策，结果是管理的效率和管理的创新能力被严重地削弱。由于缺乏市场，控制经济效率的主要机制是完成生产计划，为了避免过份拉紧的计划强制，经理们有隐瞒他们的生产能力的动机，结果是整个经济在低水平上运行，产品的质量相当糟糕。

⑸讨价还价的程序是非常昂贵的和费时费力的，在为了保护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的相互斗争中，劳资双方都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罢工和不准（工人）进厂（即lockout，是资本家用以胁迫工人接收其条件的一种手段），就是资源浪费的明显例证。在国家主义经济中，避免了讨价还价的费用，不存在罢工，但同样必须支付灌输、教育、宣传、和执行政策的各种成本。

⑹由于实行经济上的集权制，与资本主义企业相比，国家主义企业还存在另一种类型的低效率：它不能有效地利用分散化的市场和价格体系来收集和整理信息，因而不能达到决策的有效性。除了哈耶克对社会主义信息结构的批判之外，霍尔瓦特认为，还要加上两种类型的低效率：一方面，由于企业完全依赖于中央当局，并在供给来源上受其控制，它企图在超出通常的需要之上尽可能地囤积劳动、原材料、多余的部件以及其他东西，以确保必要的供给，结果是国家主义企业经常存在着过度就业（overemployment）和巨额的存货，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另一方面，企业的动机是完成计划，而不是满足消费需求，这也将导致存货的提高和供求结构的失衡。在资本主义，有的是商品，而货币是稀缺的；在国家主义，有的是货币，而产品是稀缺的。

在宏观方面：⑴资本主义的阶级对抗妨碍了培训人力资源（available human resoureces）的最佳利用，存在着巨大的智力资源的浪费（waste oftalent）。社会的教育、文化和医疗设施不是为了那些将从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人而使用，而是按照申请者的阶级地位而有差别的使用。由于较高的教育普及程度和社会垂直流动性，国家主义的智资源的浪费要小得多，但在另一方面，政治一致性的严格要求有严重地减少了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培养人才的可能性。

⑵私人经济产生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这种分配之所以是不合理的，是因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安排下，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将会导致社会经济福利的提高。在国家主义的社会里，收入分配要更平等些。

⑶由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决策是由董事会中的一小撮人作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控制世纪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厂商可能从事投机和欺诈活动，它可能利用它的国际商业网络逃税，或使惩罚资本外逃的规定失败；它也可能从事虽然不是非法的但却是反社会的各种活动，碰不得的“商业秘密”对所有这些活动提供了一个保护伞。在国家主义社会里，没有贸易秘密和私人的投机活动，欺诈也很少，而且主要活动在计划调节渠道之外的各种贸易中。

⑷私人企业有超过最佳生产规模之上的生长动机，企业规模越大，它的财力就越强，就越发可以控制市场；因此，寡头和垄断是资本主义的自然趋势，它导致了稀缺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在国家主义社会里，情况非常特殊，代替私人垄断的是国家的完全垄断，结果是消费结构曲扭；出自于明显的理由，官僚有追求大企业的偏好，所以缺乏能满足人民特殊需要的县企业，特别是小小企业。

⑸私有制严重地妨碍了实行社会计划，无法协调的私人经济决策导致商业波动、失业、通货膨胀和物质资源的巨大浪费。在国家主义社会里，中央计划有许多优越性：它可以使资源重新配置和快速流动成为可能，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以及积累量可以预先确定，没有失业，通货膨胀可以很容易控制，但是，行政官僚管理体制阻碍了计划者有效地协调社会经济活动的可能性，等级制的僵死，繁杂而滞后的决策，信息的扭曲，经常改变的计划，投资责任的消失等等，都使国民经济的官僚管理体制具有很低的协调能力；只有当非常严重的损失实际发生以后，才会引起体制的反应，因为只有当危机出现以后才能引起必要的调整，所以危机是国家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危机是官僚体制的内在的组成部分。

⑹甚至在充分就业下，资本主义也存在浪费。由于利润是通过出售商品和劳务获得的，所以高密度的广告成为生产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为了生存，企业在市场上的份额必须得到保证，如果没有市场，就必须创造出一个来，这意味着大量的广告费、销售费和招待费，也包括在公共关系方面的支出，如保持豪华的办公楼，支付不断膨胀的金融、保险、不动产和法律诉讼方面的费用，如果必要，包括贿赂和支付院外活动集团的费用；人造需求的社会成本，不合理的消费结构的社会成本，和生态环境破坏的社会成本，虽然难以计量，但也应包括在内。在国家主义社会里，中央计划与广告驱动和金融中介是不相关的。

⑺劳资之间的利益冲突，需要一个复杂的、奢侈的和昂贵的国家来进行调停，为了减少由于私人资产阶级集团的投机活动和反社会活动造成的社会福利的损失，国家必须支付巨额的监督成本。国家主义的这种成本支出更大，国家发动每一件事，并且控制每一件事，为此需要庞大的行政机构和镇压机器。维持国家的垄断地位也需要特别的费用。由于绝对的一致是必需的，异端变革思想被禁止，所以只有一个真理：它体现在党的路线之中和领导人的报告中。当任务任务简单明了时，组织成本很低，而且优势是明显的整个民主可以被有效地动员起来追求一个明确的目标，如消灭饥饿和获得经济发展；然而，当任务由于纠缠在一起而变得不明确时，这种绝对的正统性将减少成功发展的机会。

霍尔瓦特对现存社会经济制度所做的批判是具有震憾力的。它显然比把现存的当作合理的、从而在所谓的既定制度下所做的运行分析更能发人深醒。对于那些把既定的生活方式当作美好的生活方式、从而把一定阶级、一定时期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变成自然的、永恒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物化”的人来说，对于那些人已经被现存社会同化了的、变成没有价值地选择（to choose without values , 价值判断的抑制）、没有意义地工作（to work without meaning ，精神的抑制）、没有共性地结合（to integrate without community ，共同体维度的抑制）、没有感情地思考（to think without feeling ，感情的抑制）和没有希望、神话和乌托邦地活着（to live without hope, myth, utopia，幻想维度的抑制）的“单向度的人”来说，霍尔瓦特迫使我们思考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和真实的自我。

（五）

霍尔瓦特在本书奠定了在政治上以自我治理 (self-government)为基本特征、经济上以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 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和心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