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产生了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社会不平等：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社会名望（social prestige）的不平等。后者在很大程度上由一个人拥有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决定，同时也依赖于社会的价值体系和所从事的职业的重要性。虽然在正常情况下名望是权力和财富的结果，但它同时也是这两样东西的有价值的前提。如果一个社会集团开始丧失了社会名望，例如它停止执行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它将很快地丧失权力和财富。权力、财富和名望的不平等是与社会阶级的形成是高度相关的，对这些值得值得弄到手的东西的累积性分配产生了客观上不同集团利益之间的不相容和主观意识上的冲突，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支配同样的权力、有同样生活水平和社会名望的私人集团会组成一个社会阶级。在阶级的范围内，权力、财富和名望这三个因素之间是可以替代的，特别是权力可以很容易地变成其他两种因素；同时，权力也制约着其他两种因素。这三种因素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决定着一个人或集团的社会地位，组成统治阶级核心的人表现为对这三种有价值东西的高度占有，因此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对这三个有价值东西占有的同样的社会地位，造成了一种类似性，并且产生了作为一种独立的阶级的意识。社会阶级就是以上述三种因素为其基本特征的，并且由个人集团在社会工作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社会工作组织包括各种经济和政治活动，在微观组织——商业企业、政府机关——中，社会阶级可以被权威的界限所识别；在组织之外，它可以被住所、朋友圈子、文化背景和联姻关系所识别。

霍尔瓦特认为，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都是社会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社会，因而都是分成为不同层次的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主义社会的权力配置情况，见下图：

　　　　　　　　　　　经理 领导　　

职员官僚　

工人

群众

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P66） 国家主义的权力结构 ( P71 )

国家主义是按等级制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典型的官僚结构，活像一个上窄下宽的金字塔。具有强制性的指示由权力的顶峰单方面地向下传送，但在金字塔的两端，等级制度关系消失了：在顶尖，它在没有上级的意义上消失了；而在底部，它在相反的没有下级的意义上也消失了。在社会的顶部和底部不存在直接的对话联系，联系这两个部分的中间部分是官僚。官僚机构是行使代表权力和执行服务的功能，它的任务是指派的，完不成任务将被处罚。由于国家主义是一种一致性的制度，所以在每一层次的官僚管理都是按等级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

为了使制度正常运转，多层次的官僚机构需要拉开收入差别的档次，因此，工资的差别率由革命后的1：1.8提高到1950年的1：40。作为阶级区分基础的体力和脑力之间的社会分工依然保留着。苏联社会学家的调查表明，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人口中的相当大的比例不愿意作工人和农民，工人中的大多数不愿意他们的后代成为工人。然而，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下毕竟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者，因此，社会必须建立某种选择机制。最主要的选择机制就是教育，而有资格获得教育的，取决于家庭的社会背景。据统计，在苏联，无产阶级的子女平均接收教育的程度是7.66年级，而生活在白领雇员家庭的是12.22年级。85%的城市白领工人的子女、45%～64%城市体力劳动者的子女进入高中，而农村青年中有这种机会的只有10%。农民是这个社会的最低层，他们用以报复这个社会的，是保持低的生产率。差别在大学水平上继续着，继续受教育的机会与社会出生有关，学校越有名望，新生的社会背景就越高。

那些在社会金字塔顶尖的人们享有许多特权，由于货币不起主要作用，特权是以实物形式给予的，并且与在官僚阶梯上的位置直接相关。特权包括：在专门的旅游胜地渡假期，在专门医院接收特殊的医疗，住在一个漂亮的大房子里，使用公车和其他昂贵的国家财产（如夏季别墅），享有打猎和其他排他性的娱乐活动的特权，等等。在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在标有“私人道路”路标的路前望而却步；在国家主义社会里，接近为官僚精英们保留的乡间别墅或猎区的路旁可以读到“禁行”的路标，警卫通常在那里把守着。特权还包括进入专门的商店买进口商品和其他在外面买不到的商品，与市场上的通常情况不同，这里的东西物美价廉，而且用不着排队。统治精英的成员经常被配以私人司机、佣人、园艺工人和护士等。在所有的火车、飞机、旅店、剧院、足球场都为“权势”保留着最好的座位，只要出示官僚的身份证明，票就准备好了。国外旅游的机会对官员是开放的，但对群众是禁止的。一句话，似乎是精心地和全面地设计好要使官员生活得比群众的生活更舒适。领导和群众被隔离开来，很清楚，他们属于不同的阶级——至少在实际上是如此。由于这与公开表白的意识形态相矛盾，所以特权是隐瞒着的。

霍尔瓦特认为，国家主义的阶级社会与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有重要的区别：第一，反资本主义革命并没有消灭阶级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但显著地改善了体力劳动者的社会地位。第二，改善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但农民的社会地位恶化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任何没有私人财产的人都是不受欢迎的人（an outcast）；而在国家主义社会里，有私人财产的人却受到同样的对待。有国家提供的带有大花园的夏季别墅是一种光荣，而有自己房子和一小块土地耕作的人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残余，受到社会的蔑视。在苏联，农民倍受歧视，他们的工资比工人低得多，在党内的代表比工人的少好几倍，没有通行证，他们不能离开集体农庄，进入城市很困难，他们的子女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第三，国家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开放的社会（open society，指社会地位的垂直流动性），在阶级地位的继承方面更为宽松。但是，他认为，在国家主义社会里，可以明显地观察到阶级地位的继承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地位的继承主要是靠财产的继承；而在国家主义社会里，阶级地位的继承主要有三个工具：家庭、学校和同类圈子（peer group）。

家庭为他们的子女提供了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必要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一个特权家庭为其子女武装更多的社会相关知识，并且刺激他们向更高层发展的野心。他们的子女在学校学习的时间更长，学习的学校更有名望；如果他们没有特殊的天赋，私人教师可以雇佣来帮助他们克服关键的教育障碍。由于他们的父母是党员，所以他们也非常可能成为党员，这将使他们以后的生活更平坦。如果父亲是有权力的官员，他当然有许多有权势的朋友，可以为他的后代在起跑线上占据更有利的位置。有一个这样的叔叔也能提供这一切，这正如塞格·考尔姆（Kolm , Serge）形容裙带关系那样，我们进入了一个“一切全靠有一个好叔叔”的社会。最后，明智的婚姻安排同样发挥传统的作用，超出一定水平之后，一个家庭只与具有同样社会地位的家庭阶层结成联姻关系。掌握了教育的和技术的资格等于掌握了有价值的资源，掌握了无形的但是高效率的资本，这种资本像有形的资本一样是可以继承的。

在培养统治阶级的意识方面，党校代替了私人学校和俱乐部。共产党员是有特殊标记的人，他们按党的教科书的语言说话，党是从来不犯过失的。如果可能，他们总是在与自己社会地位相同的圈子里选择朋友。外部人可能识别不出他们来，但凭着给一个词稍微不同的意识（如说这个人“是非常负责的”，意思是说，这个人是无条件服从的），凭着在恰当的时间使用恰当的行话（如忠实的各种信号），凭着偶然提及与掌权者的密切关系（“我们的同志”，“X同志告诉我”），或凭着其他各种各样的方式，他们自己可以相互识别，并且总是自然地、不象含糊的外部人那样表明，他们是属于统治集团的。

由于上层阶级的成员生活在与其他人口隔绝的环境中——他们居住在与居民居住区分开的宽敞漂亮的大房子里，在特殊的商店买东西，经常光顾特殊的俱乐部和旅游胜地，相互通婚，送他们的子女到特殊的学校——所有三个社会化的力量在阶级区分方面发挥作用，并且产生一个合适的阶级意识，以这种阶级意识为武装，个人准备承担社会的精英的地位。高级政治领导人的儿子不一定必然成为高级领导人，但可能成为将军、部长，或有影响的编辑。地位稍逊些的政治官僚的后代也是如此，他们可能在既定的精英的范围内选择各种工作。只有一件高度靠不住的事情是，他们有可能加入“统治的”工人阶级。

霍尔瓦特认为，“即使国家主义代表一个纯粹的和理论上的能人统治的典型，它仍然意味着一个有阶级的社会。更何况它离理想的能人统治模式很远。社会阶级的区分是明显的和既定的事实。三个构成阶级区分的基本成份存在着，它们是：权力、收入，和统治阶级享有的社会名望。这三种成份事实上如此紧密相连，如此强烈的存在，以至使组成统治阶级的政治集团比资产阶级更一致更连贯。”统治精英并企图掩盖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统治国家这一事实，“精英们（先锋队）的（历史）使命是领导，而群众的使命是被领导。这种基本的‘劳动分工’是清楚的，一致的，和严格的。”

作为结论，霍尔瓦特对资本主义阶级社会和国家主义阶级社会的性质做了比较。他这样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权力主要地来源于经济权力，在国家主义社会，这种关系正好颠倒。在前者，国家归根到底被财阀所统治，在后者，它被政治官僚（politocracy）所统治。正如他们各自的名称所表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受资本的统治；在国家主义，他们受国家的统治。两个统治阶级是资产阶级和政治官僚，前者包括经理、其他统治精英和为其服务的阶级；后者包括政治领导人和官僚。在资本主义，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个人在经济等级制中的位置；在国家主义，它决定于在政治等级制中的位置。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在国家主义的对应物是政治强制（political hegemony）。……在统治社会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主要使用经济强制，伴随着强迫思想一致的压力，最后才是政治强制；在国家主义，政治强制之后是意识形态强制，最后才是经济强制。由于政治强制是个人的，它比非人格的强制更难以忍受，所以国家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压迫性。作为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压制的结果，资本主义以经济不稳定为其特征，而国家主义以政治不稳定为其特征。”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经济周期，并且不断地被深刻的经济危机所打断；国家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政治性的周期，并不断地深刻的政治危机所打断。“在这两种社会制度中，无产阶级都是被剥削阶级。这两种制度的主要区别在于，资本主义主要地是用经济手段，而国家主义主要是用政治手段，来进行剥削和分配社会权力。”

霍尔瓦特认为，虽然在斯大林之后国家主义模式朝着分权化方向改革，但真正的分权化将会导致一个复数的社会（Pluralist society），和摧毁国家主义次序。不可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