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瓦特是前南斯拉夫现克罗地亚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于1928年出生在克罗地亚一个叫彼得里尼亚的小镇，在16岁时离开了小镇的中学，参加波日加游击队，与德国法西斯作过英勇的斗争，被授予人民功勋勋章，并且在暴虐面前自始至终都是一名真正的战士。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他于1946～1951年在萨格勒布大学学习工程学、经济学和哲学，1952年经济学专业毕业。1952～1955年任该校石油研究所及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55年获理学博士学位，随即调往联邦经济计划局参加编制五年计划的工作。1955～1958年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生，并获第二个哲学博士学位。1958年～1962年任南斯拉夫联邦计划局成员和研究主任。1962年任贝尔格莱德大学副教授。1963年起为教授，兼贝尔格莱德大学研究所的研究员。1963~1970年任联邦经济计划局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1964～196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1975年起任萨格勒布大学经济学教授，作过四大洲十几个大学的访问教授、富布赖特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授、杰出教授或客座教授，其中包括剑桥大学、巴黎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密歇根大学、伯克利大学和美国大学。应邀到过世界上80多个大学和研究所讲学，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1992年在新民族主义的制度下被迫退休。

此外，霍尔瓦特曾任南斯拉夫联邦经济委员会委员（1963-1965），联邦执行委员会市场和价格委员会委员（1967-1971），联邦经济委员会主席的经济顾问（1971），秘鲁、孟加拉、巴西等国政府或总统的经济顾问（1972-1976），克罗地亚社会民主联盟的主席。他还是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协会、经济数学和组织科学会等学术团体的创建人及第一任书记，国际性杂志《经济分析》的创建人和主编（1967～1993），和国际自我管理经济学会的创建人和终身荣誉会长。

霍尔瓦特在政治经济学、宏微观经济学、自治理论、计划理论、经济制度比较、经济思想史、经济活动分析等方面都有较深的研究。他发表了几百篇论文和30多部著作，其主要著作被翻译成18种语言。其中，用英文发表的并在西方国家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走向计划经济的理论》（1961）、《论南斯拉夫社会文集》（1969）、《南斯拉夫的经济周期》（1969）、《联邦的经济职能》（合著，1970）、《战后南斯拉夫的经济政策》（1971）、《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1971）、《自治社会主义》（合著，1975），《价值、资本和利息理论》（1994年）、《国际贸易理论》（1999），等等。

（二）

霍尔瓦特的代表作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纽约，夏普出版公司，1982年出版）。用霍尔瓦特自己的话说，这本书是他的毕生之作。仅写此书就用去了六年的时间，而思考着它的内容的时间则更长。改变世界的实践和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思考，使霍尔瓦特认识到，虽然仅仅解释世界是不够的，但忽视了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严肃的研究必然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三年之后，霍尔瓦特就开始考虑要写这本书。他承认，他在联邦经济计划局从事计划工作的长期实践经验和他以前发表的著作，只是他写此书的前期准备。

这是一部厚达近700页的鸿篇巨帙，除序言外，它包括4篇和一个跋，共20章，以及约占全书篇幅1/ 4的长长的尾注。它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为写此书，霍尔瓦特就搜集了十几种语言的文献。它覆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所有方面：社会所有制理论、计划与市场、最优分配、价格、微宏观经济组织及其运行、国家的经济职能、现代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经济制度模式，等等。但是，从这本书的副标题来看，它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一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经济理论的著作，它还包括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及其理论、社会主义的社会学、社会主义的伦理学和社会主义的哲学、社会主义思想史和社会主义运动等内容。不仅如此，它还涉猎了到它出版时为止人类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差不多所有的成就：社会发展史、思想史、经济学、政治学、哲学、道德伦理学和心理学。仅仅从这本书的知识含量来说，它就是一本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它是对人类制度发展史、思想史（经济的、政治的、哲学的和伦理的）和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史的深刻总结，一部有关所有这些方面的百科全书，充分表现出作者的严谨的科学态度、博学多识和对历史、现实和理论的深邃的洞察力和高超的驾驭能力。

然而，这些材料并不是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的，它们服从一个更基本的目的──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无情批判和对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设计。对一种更美好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设计──这种社会的性质无疑是社会主义的──是本书的基本思想。霍尔瓦特在试图为更美好、更人道的社会主义奠定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一切，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作者对建立一个超越现代资本主义和他所谓的“国家主义”的、更平等、更公正和更有效率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强烈渴望和为之不懈奋斗的坚强决心。

此书出版后在东西方学术界和实际部门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西方学者认为，这部代表作表现了一个熟悉西方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想的经济学家是仍然忠于其社会主义信念，这就使西方人士对社会主义思想看到了希望。《选择》杂志对本书的评论是：“现在，在他的杰作中，霍尔瓦特以鲜明的对比和丰富的历史经验发展了一种没有天真的乌托邦主义的人道社会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国家主义’（社会主义许诺的苏联冒牌货）的压迫之间，霍尔瓦特让我们思考的社会必须紧密地关注工作的意义、平等、正义、效率，等等。他在他的朴实无华的力作中正是领导我们这样做的。”罗伯特·莱卡茨曼（Robert Lekachman）这样评论道：“很少有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析可以与霍尔瓦特对各种材料的运用能力和老道的分析相媲美。”而美国著名的激进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伦纳的评论是：“对霍尔瓦特来说，社会主义成为一系列迫切需要吸取的教训，而不管这是多么的痛苦或漫长。或者，换言之，霍尔瓦特描述了这些教训，而对这些教训的逐步吸取将成为创立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在我看来，一致地和实质地重新阐述了究竟人类希望什么这个压倒一切的重要问题，是（他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在南斯拉夫国内，此书引起了不同的看法和激烈的争论。但多数学者认为，霍尔瓦特的这部著作对科学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有推动力和贡献的，它启迪了人们的思路，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论点和分析。

（三）

对霍尔瓦特使用的方法，我们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都了解这些方法；说陌生，是因为很少有人运用这些方法对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进行研究。

第一，霍尔瓦特告诉我们，他应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里，之所以用带引号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霍尔瓦特赋予它以一种特殊的涵义，这种涵义也许是那些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方法而是当作教义、当作结论、当作不能修正的真理而学习和“应用”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也是那些把马克思当作一条“死狗”、把马克思主义看得一文不值而弃之如敝屣的人所无法理解的。这是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它不是对马克思结论的重复，这些结论适合于100年前的历史状况。重复马克思的结论属于马克思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方法，即如果马克思活在今天他可能采取的方法。”（本书英文版序言） 在中文版序言中，霍尔瓦特再次强调：“本书背后的基本思想是，我试图以如果马克思活在今天他可能会写的同样内容，完成一本现代的政治经济学。”

乍看上去，这一假设是荒谬的，因为马克思不可能活到今天。但我揣测，霍尔瓦特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奇怪的、不切实际的假设是有其深刻的涵义的：⑴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不必因为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分析现代的社会—经济问题而感到羞愧。霍尔瓦特公开承认他是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学生，是站在马克思的宽阔肩膀上的。对于那些一发现这基本上是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就把它丢到一边批评家，霍尔瓦特就是要剥夺他们的这种快感。⑵ 象所有的大思想家一样，马克思被人严重误解，他的思想有许多错误的解释。霍尔瓦特借助于这种假设，也是要剥夺那些利用这位伟大思想家的权威而背离了其精神实质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快感。⑶ 马克思对100多年前所做的许多结论不是不可以更改的，因为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英文版序言》中，霍尔瓦特指出：“我不是‘教’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实践着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我自发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自己的思考方法，所以，在实践需要修正理论时，我丝毫没有顾虑。马克思也会做同样的事。”他还说：“由于我的理论在某些重要方面与马克思不一致，在另外一些方面，我要解决的是马克思未曾遇到的问题，因此，有人可能会说，这些理论是我自己的。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我显然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但在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不灵了的今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应用，以及这种方法具有怎样的否定的思考能力、理性的判断能力和自主的创造能力。

第二，这种方法又叫做“系统理论”（systemic theory）。在中文版序言中，霍尔瓦特指出：“我试图提供一个以真实的（修改过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替代理论──我称之为系统理论，这当然是马克思的基本意图。系统价值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它自然地适合社会主义经济效率，并使我能够设计出一种统一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也是马克思的想法）。”在给译者的信中，他告诉我们，他一生的兴趣是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用“系统理论”代替不令人满意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什么是“系统理论”？通读全书之后，我理解它就是首先由古典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并由马克思发挥到了极致的社会—经济分析方法（socioeconomic analysis）。本书的副标题也指明了这一点。这种方法突破了西方经济学所谓技术分析即人与的狭隘界限，而从哲学、社会学、道德伦理等更为广阔的角度和视野即从社会生产关系来分析社会经济问题，从而把对人们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的分析放到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进行。从这个意义上，美国激进经济学家李皮特（Victor Lippit ）认为：“‘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是一个用词不当的术语，因为不能认为它是一种政治的经济学──至少不是这种术语的狭义观念。相反地，从这一术语的最广义观念看，它是一种社会的经济学。它探索人们的经济活动和产生这些活动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结合考察从社会生产关系到被种族、性别、阶级划分所分裂的民族国家（和世界）中经济正义的含义等一系列事物。也许叫‘社会经济学’（social economy）更为合适”。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