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还原问题上的回答，一派主张采用生产成本法。他们根据马克思提出的“每种劳动力的再生产都有他自己的生产成本”这个观点，假定各种工人创造价值的能力恰与各自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成比例，再把这个比例作为还原时的倍加系数。一派主张用间接劳动还原法。希法亭根据马克思的“每个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进行推论，认为：熟练劳动力再生产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包括物质生产过程即生产这个工人生活必需品时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且也包括教育这个工人所需要的全部直接和间接的劳动时间。具体而言，熟练工人可看作是非熟练工人加上一定的生产技术，当这个工人运用这个技术时，他的全部价值就逐渐转移到产品中去。熟练工人创造的价值实际上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一个非熟练工人时创造的价值，另一部分是他的技术发挥时所转移的早就物化在技术中的价值，这个价值比第一部分作为一个非熟练工人所创造的价值大得多。因为技术中物化的劳动有一些本身也是熟练劳动，是由另一些熟练工人受教育的时期创造的。再追溯上去，这些熟练劳动本身又可分解成再前一时期的非熟练劳动与熟练劳动两部分。这样不断地追溯上去，就可以把全部熟练劳动分解为各个时间所创造的非熟练劳动的加总，熟练劳动等于一系列非熟练劳动之和。罗松赞赏希法亭的观点，但他进一步认为：教育部门作为一个非生产性行业虽然不创造剩余价值，但教育部门全体教职员工所进行的劳动，尤其是超出这些教职员工本身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剩余劳动，会物化在知识和技术之中，在后一生产时间甚至后几个生产时期中，通过所培养出来的熟练劳动工人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注：罗松：《资本主义、冲突和通货膨胀》，伦敦Lawrence and Wishart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233页。）。布兰荷曼在1974年写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垄断条件下技术差别工种等级的缩小。

五、多种技术选用条件下的价值决定

每个产品只用一种生产方法、每种生产方法只有一种产品，被认为是马克思价值理论得以成立的前提；也就是说，马克思抽象了同一产品生产中的多种生产方法或技术选用的问题，也抽象了同一生产过程可产生两种产品或两种产品以上的联合生产。但一旦放弃这个前提，价值量的决定就不再呈现唯一性或非负性。如何在多种技术选用和联合生产条件下决定商品的价值量，是西方学者近年来所热衷的话题。

（一）关于多种技术选用条件下的价值决定。一是价值量的决定变得模糊不清。同一产品可用多种生产方法来生产，多种生产方法的并存使得同一商品的价值有好几个。毛利西马1973年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一书的第十四章“再谈劳动价值论”中通过举例说明，同一商品的不同生产方法可以生产出不同的价值来；霍伍德和金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也说道：在这种情况下，“价值定义为是商品生产中所需的最少劳动量？还是最多的劳动量？或者，一个平均量？”（注：霍伍德(M.C.Howard)和金(J.E.King)：《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伦敦朗曼集团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51页。）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时，无论是出现利润相等、不等或者国与国之间工资不等这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都使人无法察觉，两种不同的生产方法所生产出来的同一商品的不同价值量对商品的价格还有哪些决定作用？多种技术选用使得价值非但失去唯一性，价值决定也变得模糊不清了（注：朱钟棣著：《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二是利润率的决定先于价值量的决定。金(K·E·King)认为，多种技术的选用还会在价值决定问题上得出一个和马克思的逻辑分析顺序相反的结果来，即价值不是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先于利润率的决定。他说：“多种技术的并存或者是造成各种生产方法的利润率不等，或者是相等。利润率不等时，就应该像李嘉图在级差地租分析中那样引进‘边际’的概念，以保持价值的唯一性。虽然这种边际分析是以最不利条件下某种商品例如谷物生产中最大劳动耗费来决定价值，而不是最少劳动耗费，但还是比马克思的平均劳动耗费来得明确。利润率相等时，价值就难以保持唯一性，因为，不同的生产方法虽然造成商品有不同的价值，但追求利润的资本家对各种生产方法无所偏爱。各个资本家选用哪种生产方法多少有些随意性。价值量的决定就在生产方法这种随意选择的基础上进行。无论是哪种情况，从整个社会来看，都会得出生产技术的选用和利润率的决定先于商品价值决定这个与马克思相反的逻辑顺序来！”（注：金(J.E.King)：《价值和剥削：当前的一些争论问题》，收于布拉德利和霍伍德主编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四章，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1982年版。）而谢克则认为：(1)市场价格与生产价格是不同的，实际的个别的利润率与理论分析上的利润率之间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斯梯德曼没有看到的。斯梯德曼所说的“资本家根据生产价格和全社会统一的利润率，在多种可供选用的生产技术中，选定那些能够降低成本与价格从而把个别利润率提高到全社会统一利润率之上的生产方法或生产方法组合”，其前提是资本家必须事先知道生产价格和全社会统一的利润率是多少。但是在资本主义实际生活中，资本家只知道市场价格和实际的个别利润率，根本无从得知生产价格和全社会同一的利润率是多少。因此，斯梯德曼得出的结论即资本家对生产技术的选择决定商品价值这一逻辑分析的顺序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2)资本家在计算未来的利润、考虑选用哪种生产技术或生产技术的组合时，要考虑未来的剩余价值生产的准备条件、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条件，“所以，可以说，甚至在观念中，剩余价值也在支配着利润”。况且，为把未来可能得到的利润变成实际所获，实际价值和实际上的剩余价值就必须生产出来并得到实现，“因此，又在实际上，剩余价值支配着利润”（注：谢克：《代数学的贫困》，收于《价值问题上的争论》一书，伦敦NLB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297页。）。

（二）关于联合生产条件下的价值决定。联合生产就是同一生产过程可生产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意大利经济学家帕西内蒂在《联合生产理论论文集》中给联合产品下的定义是：“那些彼此之间不能分别生产出来的产品”。这时价值量的决定又会受到什么影响呢？按照斯梯德曼的观点，在只有流动资本而固定资本不存在的情况下，即纯联合生产时就会得出负剩余价值的结论。日本的伊藤则认为斯梯德曼忽略了对价值形式的分析。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对价值量的决定是实质性的内容，流通领域价值形式特别是货币形式的变化对价值决定也有影响；货币形式的变化或货币表示的购买力的变化又来自需求的变化。在联合生产条件下，价值形式的反作用表现为：在生产领域所框定的两种（或两种以上）产品的价值总量不变的前提下，货币对这些联合产品的购买力之比决定了它们的价值量之比。他认为，在联合生产条件下，社会1单位的劳动投入可以得到商品1和商品2各1个；商品1和商品2的价值分别为A和B，则生产领域价值规律对价值量的决定就是A+B=1。而流通领域价值形式对价值内容的反作用是由货币表现的全社会对两种商品购买力之比的变化来决定商品的价值之比，不理解价值形式的这种反作用，就无从理解联合生产条件下价值量的决定；另一方面，这种反作用只在一定的范围内起作用，也就是说，不管需求的变化引起某一商品内含价值量有多大变化，每个商品的价值量总是在零和1之间，不可能出现负价值（注：伊藤：《联合生产：斯梯德曼之后的争端》，收于《价值问题上的争论》一书，伦敦NLB出版社1981年版。）

西方经济学效用范式批判

叶航

一、西方经济学效用理论的发展

西方经济学效用理论的思想渊源也许可以追溯到以边沁（Bentham，1789）和密尔（Mill，1848）为代表的英国功利主义哲学 [1]，但其直接奠基却是产生于19世纪50—70年代的“边际革命”。在此期间，德国的戈森（Gossen，1854）、英国的杰文斯（Jevons，1871）、奥地利的门格尔（Menger，1871）以及法国的瓦尔拉斯（Walras，1974）等人差不多同时但又都各自独立地发现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边际效用学说建立在效用可以直接计量的假设之上，因此也被称为“基数效用论”。边际效用学说对西方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它是马歇尔创立新古典经济学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则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第二，它通过边际方法把微积分引入经济分析，从而为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成功地运用数学工具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学家开始对效用可以直接计量的假设产生了怀疑，其中包括帕累托（Pareto，1896）和斯拉茨基（Slusky，1915），但为效用理论建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的却是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1934年，希克斯和艾伦在《价值理论的再思考》这篇著名论文中提出：效用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是无法计量的，因为不可能找到效用的计量单位；他们运用埃奇沃思发明的“无差异曲线”对效用进行了重新诠释，认为消费者在市场上所做的并不是权衡商品效用的大小而只是在不同的商品之间进行排序。（Hicks，Allen，1934）这就是所谓的“序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力图避免效用可以直接被计量这种尴尬的假设，并为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即“无差异分析”。这种方法后来也被广泛地运用于厂商理论和生产者行为的分析。

但“序数效用论”给经济学带来了一个新的难题：如果效用无法计量，经济学家用什么来说明消费者的选择是由偏好或效用最大化决定的呢？“因为大多数经济理论最终都是以一个使其偏好或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为基础的，所以，对于发展和检验理论，显然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Richter，1966）。1938年，美国经济学家萨谬尔森在《关于消费者行为理论的一个解释》中提出：效用作为一种主观心理状态虽然观察不到，但我们可以观察消费者的行为；当消费者选择了某一消费品时，他的“偏好”就被“显示”了；因此，经济学家可以通过消费行为来观测和推断消费者内在的行为规范。（Samuelson，1938）这就是所谓的“显示偏好理论”。其后，在德布鲁（Debreu，1954）、阿罗（Arrow，1959）、里克特（Richter，1971）、克拉克（Clark，1985）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这一理论日趋完善。一般认为，自“显示偏好理论”以后，效用的计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更准确的说法也许是，人们认为毋须考虑效用的计量，经济学也可以建立自己的理论大厦。从此，经济学家把主要精力转向生产和生产者行为的研究上，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今天，“无差异分析”和“显示偏好理论”是西方经济学有关效用和消费者行为的标准理论。但出人意料的是，效用可以计量的观点并没有消失。在广泛使用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中，“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往往被安排在同一章中介绍给读者。两种矛盾的理论竟可以如此相安无事地“和平共处”，在其他学科中也许是绝无仅有的。

二、西方经济学效用理论的内容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效用理论的基本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把效用看作消费的变量，据此构建的效用函数为：

U = u（X1，X2，…，Xn）（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