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论。萨缪尔森在《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马克思的价值与竞争价格间所谓转化问题的概述》中说：利润率和价格可以直接求出来，无须通过价值计算来实现，价值图式只对“原始的”的经济才适用。从价值转化为价格是不必要的步骤，因为，只要把一定的生存工资率即保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的工资与价格利润率联系在一起，就可以从它们中间的差额看出剥削问题了，所以，没有必要用劳动价值论来论证剥削问题，即可建立“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论”（注：《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3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5-128页。）。霍奇森在《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一文中称“对剥削的分析并不依仗劳动价值论”（注：《科学与社会》1980年秋季号，第258页。）。为了否定抽象劳动是价值实体的原理，他首先否认在现象背后存在一个“单一的共同实体”，认为：“事实上，可能把加入一个商品生产过程的任何物质‘折合’为任何一个共同标准。……看来劳动丝毫没有作为共同实体的优先权。”（注：《科学与社会》1980年秋季号，第259页。）他宣称：放弃劳动价值论并不妨碍他“像马克思一样”得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剥削是不可避免的”（注：《科学与社会》1980年秋季号，第258页。）的结论。戴维·莱布曼对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给予了反驳，他认为：霍奇森的《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只不过是“重复了某些传统的反对劳动价值论的论证并加上了他自己的少数论点”（注：戴维·莱布曼：《剥削、商品关系和资本主义——对劳动价值论述的捍卫》，见《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六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页。）。他提出，“劳动价值概念在说明资本主义剥削（以及作为商品生产和交换一般明确表达的社会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中是唯一有用的，而且劳动价值概念是和这些关系的数量方面的精确表述完全一致的。”（注：戴维·莱布曼：《剥削、商品关系和资本主义——对劳动价值论述的捍卫》，见《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六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3页。）
（五）效用价值论。在卡特勒等所著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资本主义的今天》一书中就说：“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之毫无成就，是其把完全忠实于《资本论》作为出发点的结果。《资本论》的许多基本概念和问题，远不能构成出发点，对于从事理论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是他们界说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障碍。”（注：卡特勒等著：《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资本主义的今天》（英文版），第2-3页。）他认为：“按照法律的观念，不能把交换看成是相等的。虽然交换的双方都要求交换上的公平，并得到了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但这并不表现为交换等式。交换既不依赖于交换物品的某种性质上的等同性，也不依赖于对物品效用估计的等同性。交换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交换物的效用对于交换双方是不同的。例如在交换中，一方愿意以一吨铁交换一吨煤的效用，是因为在他看来一吨煤的效用大于一吨铁的效用。反之，也是一样。交换是不同的和不相等的效用的结果。”（注：卡特勒等著：《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资本主义的今天》（英文版），第14页。）
（六）商品价值论。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帕克，他在1985年出版了《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以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的基础理论为依据，企图以商品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1)用商品生产商品可产生价值；(2)商品之所以能够和其他商品比较，其共性是：它是由其他商品生产的，而并非因为它是人类创造的；(3)商品的使用价值有两种，一种是用于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另一种是用于生产其他商品，而后一种创造价值；(4)之所以能够用货币创造更多的货币，不仅是由于资本家雇佣劳动力，而主要是由于它们用商品生产出更多的商品，从而产生剩余价值和资本；(5)劳动力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劳动力不是由商品生产的；(6)用商品生产商品说明了整个生产过程，而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说明了社会关系（注：李懿：《评美国经济学家帕克的商品价值论》，载于《经济学动态》1988年第8期。）。
（七）边际效用决定论。弗冯·维塞尔对劳动价值论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他指出：“在社会主义者（指马克思——作者注）的价值理论里，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关于价值的来源的论点是错误的。价值本来源于效用而非劳动。”（注：弗·冯·维塞尔著：《自然价值》，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4页。）他认为应该用边际效用价值论来代替劳动价值论，他在《价值的来源》一书中说：“‘边际效用’则系我的建议，随后为大家所普遍接受了。”边际效用就是消费者个人主观心理上所感觉到的某一财务的随着数量递增而递减的一系列效用中最后一个单位的效用，这一效用决定这一财物的价值，“当我们从满足最强烈的需要感觉开始，然后把享受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它的极限时，或者换句话说，当我们通过继续不断的满足，达到了享受的最低可能的边际点时，情形就是这样”；而且他进一步强调“边际效用定律是价值的一般定律”。
三、关于决定价值量的劳动耗费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
日本经济学家森岛通夫认为，价值不是由生产商品的平均劳动耗费决定，而是由最少劳动耗费决定（注：参见森岛通夫：《马克思的经济学》，1973年英文版。）。而莱布曼则认为，“我所提出的被直接生产者所体验的价值和劳动时间之间的有系统的联系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各个人是通过一个自觉的过程来决定商品的价值的。”（注：戴维·莱布曼：《剥削、商品关系和资本主义——对劳动价值论述的捍卫》，见《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六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7页。）“这个过程，当由巨大的社会集团处理时，就导致抽象劳动的升华，它反映社会必要——即社会平均——劳动的支出，并作为支配各个生产单位的客观现实而得到承认。”（注：戴维·莱布曼：《剥削、商品关系和资本主义——对劳动价值论述的捍卫》，见《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六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7页。）那么决定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究竟是由哪一种决定约？斯蒂德曼等则主张只有第一种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第一种意义上确定整个价值和商品的单位社会价值，并且通过后者得到商品的调节价格。在第二种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另一方面又确定调节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如果想确切理解社会劳动时间是怎样支配和调节交换过程的，必须牢记这两层意思。后面我们会看到由于没有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这两个真实的方面区别开来，从而没有识别出马克思本人在这两方面所作的区分，使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感到如此困惑以致于他们到头来把价值数量大小的概念（区别于价格）也一块丢掉了。”（注：伊恩·斯蒂德曼、保罗斯·威齐：《价值问题的论战》，商务印书馆，第262页。）
四、关于复杂劳动向简单劳动的还原问题
关于复杂劳动向简单劳动的还原，西方学者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1)如何确切计量还原时的倍加系数。批评者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异质劳动如何转化为同质劳动是劳动价值论首先面临的问题。这个转化（或者说还原）实际上要经历两个步骤：一是把劳动分工造成的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还原为抽象劳动；二是把复杂程度不同的抽象劳动还原为简单的抽象劳动。他们认为，马克思对第一个步骤非常重视，把它作为劳动价值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但第二个步骤实际上也很重要，是关系到劳动价值论能否应用的关键，但马克思未能重视，甚至忽视了它。他们的理由是：马克思分析劳动二重性用的篇幅大，而分析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用的篇幅小，就是这些少许的论述也未能讲清楚如何确切地计量倍加系数，只是含糊地说依靠经验和凭借社会习惯。但就是这个含糊的说法又被马克思推翻了，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第224页上的脚注(18)中又否定了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有区别的说法，说这种区别不过是一种单纯的幻想或只是历史上沿传下来的在目前毫无现实意义的惯例；他还提到，偶然因素会把两种劳动互换位置。马克思的这种论述使人无所适从：马克思在《机器和大工业》这一章中说，机器使劳动操作简单化，使传世的或需长期努力才能掌握的劳动技能变成小孩与妇女也能掌握的操作。这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在第224页脚注(18)中的话是他一贯的看法：即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深入，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这一差别已经越来越小。这样读者不但无从得知究竟如何去计量还原时的倍加系数，就连这种还原的必要性也把握不住了。(2)按工资率来确定倍加系数的做法及其所面临的两难问题。庞巴维克认为，一旦引进异质劳动这个概念，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就会和他的剥削率到处都一样的假设相矛盾，除非这些不同的劳动按他们的工资率来还原为同质的抽象劳动。20世纪70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的毛利西马认为，庞巴维克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个两难问题，因为：一方面，如不按工资率来确定倍加系数，对熟练程度不同的工人会有不同的剥削率，这显然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作的全社会剥削率到处一样的假设不相容；另一方面，如按工资率来确定倍加系数，熟练劳动所生产的商品价值就会变成由工资来决定，（商品的）价值变成由（劳动力市场上的）价格来决定，这又和马克思历来所强调的价值决定价格的观点相矛盾（注：毛利西马：《马克思的经济学：一种双重的价值理论和增长理论》，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80-181页。）。毛利西马的假设前提是剩余价值率在各部门一致。而布劳格认为这样的假设也会导致一个两难选择，他认为：如要保持统一的剩余价值率，这意味着还原时的折算率不能只依照工资率一个因素来确定；如要放弃统一的剩余价值率，又会导致剩余价值不只是来自活劳动一个因素（注：布劳格：《再看一下马克思的劳动还原问题》，收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第5章，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1982年版，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