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根据有关强制性信息披露规则，知情交易者的部分交易情况以及内幕信息最终会强制披露出来。此时，“利好出尽”，信息 已经没有再上升的空间了，股价也就相应的到达了顶峰。并且随着知情者的不断套现， 逐渐减小， 逐渐增大；如果此时知情者准备彻底离场，那么人均持股数不断的变动 加大，导致 的方差急剧增大，再加上非信息知情者观察到机构的“出货”行为，相应采取“跟风”策略，市场将可能放量下行，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如果此时知情者只是短期部分套现并且准备在将来对该证券继续进行操纵，那么知情者同时可能会再次散布一些噪声，影响非知情交易者形成价格将要下挫的“共同知识”。这样， 将被知情者控制在一定范围而不是失控的加大，所以 的方差也不会出现急剧的增大，量价在高位相对平稳的波动。

上述推论表明：因为市场价格由内幕信息和噪声决定，而且知情交易人具有从事于制造噪声和消除噪声的工作条件，所以内幕信息操纵者具有分阶段实现操纵、获取超额利润的可能。就被操纵股票的市场反应而言，至少可以得出两点：1、信息操纵股票的量价波动要比未被操纵股票要高；2、在内幕信息操纵的动态过程中，量能放大——平稳——放大，价格平稳——拉升——平稳/放大：如果价格 （等价于 ）用公式表述的话，也许可以这样表述： ，其中 ，且 的随时间的取值呈现为先平稳波动（类似于正弦或余弦），而后递增，至内幕信息公开化后取值就相对固定；而 可能的取值是先增大而后平稳最后下降。

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谢富胜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是长期争论不休的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方面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趋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使得自身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由“非物质生产部门”构成的第三产业日趋增大，第三产业的劳动也日益渗透在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当中去。据统计，1996年世界第三产业占GDP的平均比重已达60.7%,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也达到了70%以上。在我国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23.7%增加到2000年的33.2%。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怎样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和第三产业的劳动？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

本文的结构是这样安排的，第一部分简要回顾了国内学者和国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研究；第二部分阐述了马克思在1861-1870年所发表的著作和手稿中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分析；第三部分在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分析了上述学者的研究并谈谈我们对上述问题的观点。

一 、国内外学者对生产劳动的研究

1、国内学者对生产劳动的研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产品的概念和生产领域的范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必须随着经济发展的实践扩大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的外延，关键是在扩大生产劳动外延的范围问题上存在着激烈地争论，即对划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标准有不同的理解，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标准。

一是以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口径作为划分标准，如钱伯海认为除了企业生产人员的直接劳动外，包括科研、教育、文化事业部门、国家管理部门以及先前企业等提供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都创造价值。二是以市场交换作为划分标准，如李江帆认为三大产业的所有劳动，只要它们能创造出用于交换的使用价值就创造价值，具体而言，不仅包括工农业、商业、饮食、裁缝、修理、运输、通讯等行业创造价值，而且科、教、文、卫、体都创造价值。三是以商品生产作为划分标准。如程恩富主张凡是直接生产物质商品和文化商品（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但他不赞成把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扩展到纯粹买卖、纯粹中介的经济领域和党政军与公检法等非经济活动领域。四是以劳动性质作为划分标准，如苏星认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不是按部门区分，而是按劳动性质来区分，应求助与劳动价值一元论，而不能靠多元论来解决；吴易风提出对此问题既不应作全称肯定判断，也不应作全称否定判断，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五是以满足人类需要作为划分的标准，如白暴力指出生产劳动具有人类需要性、物质性（客观存在性）、社会性和历史性，所以凡是能生产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产品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但是由生产的社会形式引起和为满足少数人需要的劳动都不是生产劳动。

2、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生产劳动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由于国家支出的迅速增长、商业和分配领域工人的巨大增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这种变化相适应，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也发生了从解释资本主义剩余价值问题转向对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的使用问题的转化，因此分析垄断资本的积累和增长以及剩余的浪费成为中心问题 。经济实践和理论研究目的的变化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采取了新的标准。

曼德尔认为，从生产新价值的角度与从社会一般利益的角度区分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两种概念是不同的：从生产新价值角度看的生产劳动从社会一般利益看不一定是有益的活动甚至有害；从社会一般利益角度看的生产劳动从生产新价值看不一定创造了新价值。从生产新价值的角度来看，凡创造、改变或保存使用价值的劳动，或成为实现使用价值而在技术上不可或缺的劳动也就是使其交换价值得以增加的都是生产劳动。 他还对“第三产业”的概念进行了分析，认为只有同生产商品没有联系的创造性职业如科学研究、艺术、医药卫生、教育、体育以及一切与闲暇和假期有关的“非生产性”活动，才同劳动生产率提高相联系，其他的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吉尔曼（Gillman）、莫瑞斯（Morris）和布莱克（Blake）从资本积累的角度对斯密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两种标准做出新的解释，他们认为在斯密时代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是生产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劳动，即必需品（或工资品）和生产资料都是物质商品，而奢侈品则是仆役和医生、教师以及艺术家等提供的服务，因而斯密的第二种区分标准（即物质规定性标准）实际上不是指商品的物质性，而是指物质商品有通过将自己转移到别的商品中而保持自身价值的能力，也就是进入资本再生产过程的能力，而奢侈品不能保持自身的价值，因而并不进入资本再生产的循环 ；必要性的检验标准不是产品的社会有用性而是资本消费和积累的关系 ，随着经济的的发展，劳动力的价值或实际工资的内容包括了新的商品和服务如国家提供的医疗、保健和教育等等。因此布莱克认为生产劳动是指其产品能作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重新进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包括那些并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活动如由国家提供的医疗保健、教育以及在科学和研究部门进行的劳动 ，并认为他的标准是对马克思标准的替代。但与布莱克不同的是，吉尔曼和莫瑞斯认为生产劳动是指在第一部类（工资品）和第二部类（生产资料）中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并认为他们的标准是对马克思标准的补充 。斯威齐认为国家支出在数额和种类上的巨大扩张使其在经济活动中具有特殊重要性需对其加以分析。国家的资本支出通常期望获得足够的剩余价值以抵付政府债务的现行利息率，尽管在动机方面与私人资本有些差别，但应将其视为资本，其活动具有生产性；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原来视为生产过程一部分的运输、仓储、商品递送等活动的扩张大大超过竞争条件下社会必要的界限，其超过部分不具有生产性； 在他与巴兰合著的《垄断资本》和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他们提出区分的标准是在一种比较合理的经济秩序下所必要的活动才是生产劳动，其中包含那些同剩余交换的职业如教师、科学家、医生、艺术家等的劳动 ，非生产劳动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和关系下产生而在合理社会秩序下不存在的需求所导致的劳动。

从以上国内外学者对生产劳动的研究来看，都已经脱离了按物质生产过程作为标准来划分劳动的生产性，都试图结合经济实践和研究目的的变化提出自己的标准来分析新的问题，问题在于马克思当年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分析是从什么意义上来进行的呢？这些学者是否沿着还是背离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劳动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的现实呢？对上述学者观点的分析归根结底，涉及到如何理解马克思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及其方法。

二、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

马克思认为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尽管由于其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因此生产劳动这个经济范畴同样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经济范畴，它不外是对劳动能力在特定的社会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整个关系或方式的简称，为了表现“那种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本身的基础的劳动的形式规定性” ，必须区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劳动和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

1、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