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主持人的热情介绍。9年前我也曾来过京伦饭店，参加一次重要的关于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的会议，俗称“京伦会议”，很高兴9年后回来。BBL的主旨在于自由交流思想，而非学究式的研讨会，所以我今天将就一个相对宽泛的主题展开讨论，而不局限于银行、财政体系等特定问题，尽管我也很愿意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和大家探讨这些题目。今天的中心题目是如何理解日本制度转型中的政治经济状态，我的出发点是比较制度分析方法。

我也理解在国际上长期以来都流行着对日本的悲观看法：日本十年以来经济都非常不景气。在日本国内，特别反映在日本年长一代人（45岁以上）上，普遍的看法是过去的十年是日本“失去的十年”，整个儿都没搞好，改革没有很好地进行下去。

但我的观点不同于常规，这是一个挑战性的看法：日本正处于一个根本性的转型过程中，尽管这种转型是缓慢和渐进的。很多外国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日本需要做很多事情，如解决银行危机、注入公共资金等以走出困境。而但是日本政府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或者做得很不好，那么他们认为日本的政治很糟糕。他们还认为，日本应该采取盯住目标通胀率的货币政策，这也没有做到。我想解释一下我认为应该对这些问题应该怎么看。

我所持的不同的观点认为，日本过去的制度从历史来看是运转正常的，但是在新的形势下过时了，需要作调整。我两年前还在斯坦福教书，现在回到了日本，通过日美两国的研究和实地接触，我对日本的情形到底如何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我的观点（日本正处于根本性的制度转型）现在仍是少数派，但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我刚才展示的《时代》周刊刊发了一篇文章，说日本现在OK了。赴北京的时候我在东京成田机场买了两份经济学杂志，一份是《东洋经济》，认为日本已经开始了经济复苏，另外一本杂志则认为，从“软”产业，甚至汽车这样的产业来看，日本都出现了回升的迹象。

当我谈到制度变迁或转型的时候，并非指政策的变化，而是根本性的制度变化。所以虽然在座做也许很多人对我的那本书（《比较制度分析》）很熟悉，我还是想先讲一讲制度的含义。我试图将“制度”概念化，它是各种经济、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博弈）的规则、结果和游戏参与者（玩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战略。所有这些外部规则受到历史的、法律的、技术的因素影响和约束。在历史的条件下，在法律的框架内，在技术的影响下，每一个游戏的玩家的行动是如何进行的呢？他们都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我在此把政府也视做一个参与者。我们所要的是一种稳定的博弈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内生规则，被定义为制度。举例说，终身雇用制、主银行制、企业集团制、官僚多元主义等，这些都不是法律规定的。比如说终身雇用，没有法律规定要终身雇用你。长时间为日本公司工作，大家都预期公司会提供终身工作机会，而公司在这种预期之下也会提供这样的机会。所以制度是在人们对某种结果的预期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历史现象。

在这种制度变迁过程中，体系受到冲击（技术的、国际的、人口的），产生一些均衡，在此过程中有各种参与者，政府也是其一。参与者在变迁过程中会有不同的表现，有的参与者试图创新，有的则试图维持旧有状态。日本现在的状况就是如此：一方面，新的一代努力在社会中实现他们的行事方式和目标，另一方面，旧有势力尽力保持自己的影响，两种力量的竞争中，目前还看不出什么哪一方将取得胜利。

我想说明三种重要的冲击。首先是IT革命的冲击。在70-80年代，日本经济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共有的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但目前这种知识的价值下降了。因为信息技术使得大家不必非要在企业内分享知识。其次是国际冲击，特别是中国工业实力的崛起，降低了日本一些工业的竞争力。第三个是人口状况的变化，日本目前劳动力还有增长，但长期来看中劳动人口是缩减的：2005年劳动人口将达到最高点，此后将以年均0.5% 的速度下降，这将降低年均GDP0.3%的增长率。

具体而言，IT革命产生哪些影响呢？比如从软件来说，捆绑式的软件和公司内部生产的软件价值在日本是不列入GDP统计的，而在美国，这些是列入的。我们还要解释一个概念：“享乐型”的价格指数。比如今天的计算机产品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今天一台笔记本电脑的性能远远超过了二三十年前的大型计算机，所以用传统的价格指数编制方法无法反映产品在质量和效用方面的巨大提高。要很好地反映这种变化，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有意义的模型，我们研究所的元桥和哈佛大学的乔根森教授就在从事这方面工作，论文很快就要刊出了。他们发现，在整个90年代，日本的投资被低估了1%，GDP增长被低估0.7%，就IT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而言，日本和美国相差无几。所以，造成日美经济绩效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劳动力投入（数量和质量）的不同。

第二个重要的影响是模块化。我本人写了一本书，硅谷时代，模块化思想对我们理解IT产业的影响非常重要。就拿我手上的笔记本电脑来说，它由不同的硬件、软件模块组成。这种模块化对生产复杂系统非常重要。IBM的360系统就是以三位电脑天才以集中化的方式设计出来的。一旦这个模块化完成，每一模块都可以独立于其他模块进行改进，从而以渐进的方式提升整个系统的性能。如在硅谷，诸多小企业并非专攻某个系统，而专业化于某个模块。这些都无须赘言。

从传统的生产模式到模块化制造模式，你们可以看到这种转变的重要性。日本许多大企业如东芝、索尼都在内部生产整个系统，但是很多创新性的模块都来源于小企业的努力。我们比较一下，二者孰优？这取决于具体情形。比如要降低汽车噪音，相关的因素中车身是一个单元，发动机是一个单元，底盘是一个单元，需要各个单元协同才能达到这一目标，这种情形下传统制造模式是OK的。但是换一个行业，如计算和通讯系统，我们看到日本模式过时了。目前的日本的大型电讯企业，如NTT，富士通，还有大银行，在我看来都过时了。很多外国人的传统看法是日本的零售、运输、配送等行业受到政府严格规制，效率低下。事实上在这些行业中，IT技术被大量采用以提高效率。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日本“软”产业在90年代的崛起：动画、漫画、图像、美食、娱乐、时装……。日本去年对美国文化产品出口为钢铁出口的5倍，在过去10十年内翻了三倍，达125亿美元，超过了整个日本汽车工业的出口规模。钢铁是日本对美出口的传统大宗商品，而同期制造业对美出口仅增长20%。如《时代》杂志所言，新一代的追求已由GNP转向GNC（Cool——酷）！这些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主要是中小企业和年轻人，而另一方面，旧有的生产方式仍在与之竞争，如汽车产业，如用传统方式生产电讯产品的NTT。

我一直持这样一种观点：不同制度之间存在互补性，从而在整体上改变制度是很难的。但目前日本的制度出现了一些松动，我试图加以解释。如日本的主银行制度受到了很大侵蚀，在走下坡路，因为有了更好的融资方式，如公司内部融资、海外上市、风险投资。日本的一些公司将其制造中心向海外转移，经济全球化减弱了这一制度的约束力。金融和劳动力制度有了很大变化，但是日本的民族国家形式仍然没有变化。

我对日本政治制度的界定是官僚多元主义：利益集团、政客和官僚机构三方间三角形的共谋。这种“铁三角”起源于50年代一些战略性产业中。到了6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工人利益群体也被纳入到这个三角中来，大企业的利益也在其中得到实现。70年代的经济问题，如收入差距、城乡差距、污染等迫使田中内阁将“铁三角”扩展化，从大公司扩展到其他的企业。我称之为多元主义，因为这包含了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但目前利益集团出现了弱化的情况（参见图表）。虽然自民党仍努力维护这一体制，但年轻人已觉得这难以代表他们的利益，对此不感兴趣。为什么小泉虽然没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却受到欢迎？因为他和他的党都宣称结构改革，要从根本上这一体系。日本的确需要一个剧烈的改革，因为日本政府债务已经达到7万亿美元，超过GDP的150%。如果政府继续赤字财政，利息支付额像目前这样不断上升，将难以为继。我们需要减少政府开支、扩大税基，但这些措施受到了利益集团的反对，如农民、二战老兵等等。继续下去，赤字财政的成本肯定由下一代承担，很多年轻人（40%）开始拒绝缴纳社会保险金。财政支付的潜在问题将造成跨代间的冲突。我们研究所的一个重大项目就是日本财政体制的改革。有兴趣的可以下面讨论。财政体制改革需要民族国家形式的改变，比如官僚机构、政党、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都需要改革。

表1 弱化的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协会 2001年票源 1980年票源

邮政局长 47 　　103

二战老兵 29 　　99

承包商 27 　　174

二战遗族 26 　　92

医生 22 　　83

农民 20 　　113

小商贩 19

护士 17 　　52

药剂师 15

牙医 10 　　93

现在我们到底往哪儿在呢？现在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制度变迁，变迁的方向是我们走向英美的模式呢，还是改变我们现有的官僚多元主义政治制度呢，还是要走向另一种体制，它允许多样化的组织模式和参与者之间的竞争呢？对此我们还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必须反复实验，不断摸索。我个人认为，日本的政治制度要不断改变、适应新的情况。在未来十年里，政府制度很可能出现较大的变化。在日本制度转型现在正在进行，是一种渐进的方式、逐步的方式，有可能花一代人的时间，而且转型的方向也不是特别明确，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