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索取权假说所说的“团队生产”，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协作”所造成的“结合工作日”。按照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定义，在团队生产中，一个投入的增加可以提高另一个投入的边际产量，因而团队生产的产出不等于其每一个成员分别进行生产时的产出之和。在他们看来，如果团队生产的产出比这样分别进行生产的产出之和大，并且大得足够多，以致足以弥补组织和约束团队成员的成本，就会进行团队生产（Alchian and Demsetz, p. 779）。而马克思正是以这种团队生产的特性来定义协作的：“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资本论》第一卷362页）。他用“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来表达“团队生产”的效率，指出：“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结合工作日的这种特殊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资本论》第一卷365－366页）。他特别提到产生这种“特殊生产力”的一个场合：“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资本论》第一卷362页）有趣的是，马克思在这个地方引用了威克菲尔德所举的多个人将大树干抬到车上的例子，以说明协作所产生的这种特殊生产力；而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在其论文中，总是以多个人一起向车上抬重物为例，来说明团队生产极其带来的问题。
不过，对于团队生产与资本主义企业的关系，剩余索取权假说与马克思有不同的看法。在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看来，只有在团队生产的生产率明显大于分别生产的地方，才能产生古典资本主义企业；而按照《资本论》第一卷第11章的论述，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协作是由资本主义企业本身组织和创造出来的，资本主义企业本身并不以协作劳动为条件，因为它最初产生的时候可以利用非协作的劳动方式。
剩余索取权假说的核心论点之一，是团队生产需要一个监督人。而马克思早就多次指出，协作这种团队生产需要监督和管理。他说：“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这是“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资本论》第一卷367页）。马克思甚至指出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监督与资本家的剩余索取权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点之一是“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之下劳动”，这是因为“随着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他们的反抗也加剧了，因此资本为压制这种反抗所施加的压力也必然增加。资本家的管理”“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资本论》第一卷210、368页）。
但是，所有这些相同之处并不能掩盖剩余索取权假说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根本对立。完整地说，剩余索取权假说的核心论点是，有效率的团队生产需要有效率的监督，而为了使监督人有足够的动力，就必须给予这个监督人以剩余索取权。这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看成是企业管理者的劳动报酬。任何认真读过《资本论》的人都会知道，马克思是根本否定这种把利润说成是管理者的工资的论点的。
在马克思看来，利润是资本所榨取的剩余价值，它是资本雇佣劳动、在企业中支配和控制劳动的产物。为了控制劳动以获取剩余，资本的所有者需要管理企业，需要有监工，但是企业的利润并不是管理者的工资，而宁可说是管理工资以外的剩余部分。对剩余索取权假说的那一整套核心论点，马克思不仅早就熟知，而且多次提到过。但是马克思从来就否认资本家的剩余索取权来自于监督劳动以提高经济效率的必要，而是相反地认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监督劳动倒是为实现剩余索取权而产生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提到过当时的“利润是资本家的管理工资”的论点。按照这种论点，资本家也劳动，他“从事监视和监督”“工人的劳动”，“他的这种劳动”“也形成价值”，因而应当得到相应的报酬（《资本论》第一卷218页）。马克思尖锐地批判这种论点，说：“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对立越严重，这种监督劳动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只是由于利润分化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才使得企业主收入取得了“劳动的监督工资”这种形式；而“指挥和监督的劳动，只要它”“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单纯的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对立所引起的职能”，“这种由奴役直接生产者而产生的职能，经常地被人们用作替这种关系本身进行辩护的理由，而对别人的无酬劳动的剥削即占有，也同样经常地被人们说成是资本所有者应得的工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担任了”（《资本论》第三卷第431、430－431、433、435页）。
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用激励监督者的努力（“劳动”）以提高经济效率的必要来说明资本家的剩余索取权，这决不是一种新观点，它就是所谓的“利润是管理者的工资”的翻版。马克思把它看作不过是对资本的剥削的一种辩护。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看，马克思的观点是更富于历史实际感的。
这个例子说明，剩余索取权假说不仅没有完全接受马克思的企业观念，它在许多问题上还与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是根本对立的。
对立的另一个地方在于是否承认企业内部的等级命令关系不同于自由平等的市场交换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之所以通过生产而获取了企业所产生的剩余，是因为他在企业的等级制体系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因为他可以在生产中指挥和命令工人。而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却极力抹煞企业内部的等级命令关系与市场交易之间的差别，力图把企业内部的指挥命令关系等同于市场买卖中的契约关系。他们竟然宣称，企业内部的自上而下的命令与市场上订的契约没有什么不同，雇主对雇员所下的指令与顾客对卖主的要求是一样的（Alchian and Demsetz, p. 777）（最新的组织经济学文献通过对雇主与雇员的博弈分析已经证明了资本所有权对雇佣者具有控制权，与普通的市场交易不同，左老师这篇2003年的文章这个方面落伍了点儿——yuweiyuwei）。他们把企业的领导者淡化为一个集中化的契约当事人，把他指挥和命令活动的实质描述为不断地对契约进行再谈判（Alchian and Demsetz, p. 777－778）。
但是实际上，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并不能真正抹煞企业内部的等级制关系与市场上的买卖关系的区别。当他们把企业领导者说成是一个监工，其任务就是监督工人劳动时，人们很难相信这还是工人与工厂主之间的市场买卖关系。按照他们的逻辑，这只不过是雇主在行使他作为投入购买者所具有的权利，监督劳动者履行买卖合同而已。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实质。企业内部存在的仍然是一种与市场交易关系截然不同的等级制关系，只不过它是在劳动力买卖契约上规定了的，因而被粉饰为一种买卖的契约关系。马克思一再强调，自由的签约行为不能消除平等的市场买卖关系与企业内的强制关系的根本区别。他说：“必须承认，我们的工人在走出生产过程时同他进入生产过程时是不一样的。在市场上，他”“作为商品所有者与商品所有者相遇。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象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资本论》第一卷第334页）。
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是一个典型的悖论，解读它的关键奥秘在于：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而自愿地与资本家所签订的契约，本身就是一个承认了企业内部的等级命令制关系的契约。由于这种契约涉及的是买卖人本身的劳动力，它就完全可能是这样一种法律文件，它本身就规定了一些人具有指挥和命令另一些人的更高地位。自愿签订这样的契约，并不能抹煞签约时的自由的买卖关系与执行契约时的等级命令关系的本质区别，就象自愿签订卖身为奴的契约这一事实，并不能抹煞平等自由的市场买卖关系与奴隶制的奴役关系的本质区别一样。（马克思强调，工作日的最高界限如12小时、8小时或6小时工作日就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雇用劳动力与奴隶制的奴隶相比是不同的，部分出卖自己而已。——yuweiyuwei）
剩余索取权假说与马克思经济学说对立的根源，在于马克思认为，资本所有者处于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等级制体系的最高层，掌握着最终的剩余索取权，是最高的监督者，其他的监工都只能是他的下属和代理人。而剩余索取权假说断然否认这一点。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将其理论发展为用集中化的契约当事人和剩余索取者来定义企业的所有权者。他们强调企业靠有剩余索取权的监工来减少团队生产中的偷懒，但是他们并不把这个监工就看作是资本家。实际上他们更倾向于把这个监工看作是企业的直接经营者（经理），它给工人支付由劳动市场决定的固定工资，给生产要素支付由要素市场决定的固定收入。他们甚至宣称，股份公司的股东并不是公司的所有者，而只是对公司赢利前景比较乐观的投资人。收购股份公司的股票以夺取该公司的经营权本来显示了资本家对企业的最高管理权，他们却强调这只是为了在公司重整之后获得资本盈价，而这只是古典企业经营者索取剩余行为的暂时复活（Alchian and Demsetz, p. 783，789）。
第四节 产业后备军学说渗入了主流经济学
80年代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工资与劳动市场理论中出现了以“效率工资假说”为基础的“偷懒（shirking）模型”。这一模型与剩余索取权假说有许多基本思想上的共同点。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提出这一模型，本意是想用新古典经济学惯用的最优化分析来说明不自愿失业是理性行为下的均衡现象，以推动主流经济学放弃充分就业假定，从根本上论证以非充分就业为前提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因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只是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才普遍地把不自愿失业当作给定的前提，因此通常将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看作宏观经济学方面的最新发展。但是实际上，这个模型完全是以新古典的微观分析方式构造的，它是对主流的微观经济学的一个致命的冲击，它对劳动市场的解释表现出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的企业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