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种资本统治劳动的企业理论，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与正统西方经济理论最清楚地区分开来。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与正统西方经济理论的最主要区别，就是他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即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分析。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表现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表现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它构成了狭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劳动者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工作，资本家强迫工人劳动，并且强迫工人付出剩余劳动。正是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强调，构成了马克思的经济分析的特征，它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与新古典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其它继承者（如新李嘉图学派）都区别了开来。它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比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任何其它部分都大（Rowthorn, p. 39-40）。
对劳动过程的这一分析，成了区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与一切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的关键，它在这方面远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重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直接继承自李嘉图的，而马克思本人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一切发展和突破，最终都以他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分析为基础。马克思指出了李嘉图的学说、特别是他的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在这一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了自己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马克思对李嘉图的这些批判，例如李嘉图混淆了价值与生产价格，他没有区分生产与流通、剩余价值与利润、劳动与劳动力，都可以归结为李嘉图没能象马克思那样分析狭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Rowthorn, p. 30）。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与以瓦尔拉斯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模型的根本区别，也正在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动过程的分析，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Bowles, p. 18）。
马克思本人很清楚劳动价值论在他的经济学说中的实际地位。在他心目中，经济学上是否具有科学性的标准，首先是是否承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是否承认劳动价值论则是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准则。他正是依据这个标准来划定“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范围。马克思说：“我所说的古典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资本论》第一卷98页注（33））。“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把剩余价值的生产看作生产工人的决定性的特征。……例如，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提供剩余价值。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存在于地租形式中。”（《资本论》第一卷556－557页）谁都知道，重农学派并不信奉劳动价值论，但马克思还是把它列入了“古典经济学”，从而把它看作是一种科学的经济学，其原因就在于它论证了商品经济中对劳动者的剥削过程。
马克思经济学说形成的历史过程同样证明，劳动价值论只是马克思用来揭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的分析工具。
马克思在其青年时代所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通过对“异化劳动”问题的分析揭示了资本支配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尚未全面接受劳动价值论，在这之前甚至还对劳动价值论明确表示过否定的意见（马健行、郭继严，18页，35－43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异化劳动”，首先是表现在劳动产品对劳动者本身的异化上：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就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等等；造成生产结果对劳动者异化的原因是工人对生产活动的异化：工人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劳动者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由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这种异化的直接结果是人同人相异化，是人与人相对立，是别人占有工人的劳动产品，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92－94、98－99页）。在马克思看来，与工人相对立的人。
第二节 抛弃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概念
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揭示资本如何通过在企业中支配和统治劳动而剥削劳动，这全部论述的出发点是现实存在于资本主义企业中的两大事实：企业本身是一个等级制的组织，企业的领导人通过等级制的管理体系命令和指挥大量的工人，而普通工人则处于这个等级制体系的最下层；在企业这个等级制组织的金字塔式结构中，处于最高领导者地位的人是“人格化了的资本”即资本家。这就形成了资本统治劳动的生产关系。（狭义的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yuweiyuwei）
马克思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也或多或少地提到过这两个事实，但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没有象马克思那样把这两个事实强调成经济分析中的主要问题。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以后不久，新古典经济学就在西方的经济理论界夺得了统治地位。而新古典经济学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特征就是它完全抹煞了存在于现实的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这两个事实。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本身对企业内部人与人关系的性质没有任何明确的说明。利用数量化的抽象理论分析，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社会生产关系方面的实质内容的空壳。而这种数量化的抽象理论分析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中达到了其最高峰。在这种模型所体现的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只不过是一种得到优化利用的生产函数，是一个将从市场上买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变为到市场上去卖出的产品的转换场所，企业内的生产过程不过是依据市场决定的价格通过成本最小化程序从可行的技术中选出的投入产出关系而已，根本就看不到对企业内的社会组织即企业内的生产关系的任何分析（Bowles, p. 16）。这样一来就很难理解，是什么样的人际社会关系把企业与市场、与独立的个体生产者区别开来。新古典经济学的这样一种分析方法最终导致人们去怀疑企业存在的必要性，导致人们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会有企业？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也导致它否认资本在企业中统治劳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总是假定，企业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都是它从生产要素市场上购入的。这样一种分析前提等价于暗中假定，资本与劳动在企业中具有同等地位，谈不上谁雇佣谁或谁统治谁。根据这种观念，萨缪尔森在谈及资本与劳动在企业中的关系时提出了一句名言：“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资本与劳动“谁雇佣谁都没有任何关系”。由此出发，他假设了与现实（现实是在企业中通常是资本雇佣劳动）相反的劳动雇佣资本的情况，以证明利润率的下降与实际工资的下降不能相容。当然，萨缪尔森也承认，如果想普遍地实行完全竞争，那将是极其自相矛盾的。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根据这样的命题来批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Samuelson, 1957, p. 894）。
萨缪尔森提出的上述命题表达了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的要旨，但也使新古典经济学处于极为尴尬的两难境地：因为至今为止的西方国家经济中的现实都是资本在企业中雇佣并统治劳动，所以如果新古典经济学是正确的，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就不是充分竞争的，因而是无效率的；如果经济现实中的资本雇佣劳动有其必然性（哪怕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则新古典经济学在基本理论上就是错误的。分别强调这一两难推论的两方面，这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两个方向，前者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效率和改造的必要，从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改造功能，后者则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解功能。由于本文的重点是从理解的功能上阐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们将只限于说明新古典经济学在有关企业的基本理论上犯了哪些错误。在本文的结尾处我们将说明是什么原因使资本雇佣劳动具有必然性。
正是由于对新古典经济学有关企业的学说不满意，才使企业理论成了正统西方经济学界近年来的一大研究热点。尽管主流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仍然使用新古典经济学惯用的以个人最优化行为为基础的均衡分析，但是它的发展不能不再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企业的许多著名论断。主流经济学的这一新发展与马克思在企业理论上的真正重大的区别在于：现代的企业理论论证企业是所有当事人个人的理性经济行为的产物，是一种提高经济效率的经济组织，马克思则把资本主义企业中的一切现象都归结于资本对劳动的统治。
抛弃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概念，首先表现在将企业内部的社会组织与市场交换关系区别开来。这是从罗纳德·科斯的著名论文开始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企业理论以科斯的《企业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 ）》一文（Coase, 1937）为开山祖。科斯的这篇文章突出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企业与市场价格机制是两种不同的协调生产、配置资源的方式：在企业之外，市场通过它的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协调不同个人的经济活动，通过相对价格的变化来指挥生产，改变资源的配置；而在企业中则依靠企业家这个协调者的命令来配置资源。这也就是说，在企业内部消除了市场交易，而由企业家来协调生产，由他的命令来配置资源，作为协调人的企业家取代了市场交易的功能。科斯曾经引用有关“主人和仆人”“雇主和雇员”关系的法律条文来说明，构成企业的本质性的东西就是“direction”（指挥）和“control”（控制）的关系（Coase, 1937, p.403-404）。
第二个问题是在这个基础上解释，为什么许多经济活动不通过市场交易来办理，而要由企业这种靠自上而下的指挥来运转的组织来处理。他这篇论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提供这样一种解释。他提出了著名的“交易费用”概念，利用它来对企业代替市场协调生产的现象作理性化的说明。科斯指出，利用市场机制要花额外的代价（也就是“交易费用”）；而交易费用使企业的生产方式成为可能。通过企业与市场这两种不同的方式协调生产（“交易”）都会带来交易费用（交易成本）。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协调生产时要承受“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这是市场交易的交易费用；而通过企业协调生产则要承受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在企业内部组织资源配置的费用低于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交易费用的地方，就有了企业这种协调方式，企业就会产生并取代市场来配置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