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罗所举的例子典型地表明了“学习效应”在数量上的两个特点：1.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单位成本就越低；2.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比生产第一架飞机时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继续生产有很长生产历史的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虑到这种学习效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按比较优势学说对自由贸易政策所作的论证错在哪里：发展中国家由于其落后,必然有许多产品没有生产过，因而这些产品的生产成本势必比发达国家高生产；通过自由贸易而按照这时的比较成本优势形成的对外贸易结构，势必是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其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传统老产品，而从发达国家进口其相对成本比较高的每生产过的新产品。但是，一种新产品的成本会随着生产历史的加长而下降。如果在某一时点上，一国的进口品与出口品生产的历史有重大差别，出口品（如农产品）有很长的生产历史，学习效应上已经没有多大潜力可挖，而进口品的生产还可以获得很大的学习效应，一国就可能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如果坚持生产这种进口品，随着累积产量的增加生产成本会下降，最后这种进口品会成为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从而成为出口品，落后国家正是靠这样将许多进口品变为出口品而发展为发达国家；但是现在生产这种进口品相对成本高，在自由贸易下是亏本的，而不坚持大量生产这种进口品，它的相对生产成本就永远不会降下来，永远变不成出口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对这种进口品的国内生产实行较高的保护性关税会促进生产这种产品的产业成长，有利于国家的工业化，因为它使目前生产这种产品的企业不会亏损，从而有足够的动力去维持与发展这种产业。
发现学习效应并将其运用于对外贸易理论已经在贸易政策领域中引起了革命性的轰动。新古典经济学和自由贸易政策的信徒们无法否认学习效应的存在，他们还以正式的学术名称“动态收益递增”来称呼这种学习效应（Krugman and Obstfeld，第6章第7节）。但是他们坚持说，如果没有其它方面的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学习效应的发挥本身并不要求对新兴产业实行保护关税。他们说的这些外部性主要产生于不完全的金融市场和对本国别的厂商的经验的学习（Krugman and Obstfeld，第10章第1节）。
自由贸易政策的信徒们指出，只有在厂商可以从本国其它厂商的经验中学习时，保护关税才为培育幼稚产业所必要。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首先生产进口工业品的本国企业承担了生产初期高于进口品售价的高成本所造成的亏损，却不能从以后的成本降低中得到补偿。由于成本降低后，本国别的企业可以从首先生产该种进口品的本国企业的经验中学习，以同样低的成本生产该产品，这就使首先生产该产品的本国企业在成本降低后的每个时期中也只得到平均利润，从而无法补偿生产初期的损失（Kemp, 1960）。如果没有这样的外部性的话，首先亏本生产进口品的厂商所学到的技能就不会流到当时还没有生产这种进口品的企业或个人那里去，首先生产这种进口品的企业会预计到学习效应将降低生产成本，因而会把目前生产这种产品时的亏损当成一种投资，先承担这种亏损而坚持生产，待到将来成本降低后得到盈利，以未来的盈利来补偿暂时的亏损。而如果金融市场是完美的，这样作所造成的暂时亏损就完全可以用在金融市场上筹措的资金弥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对新兴工业实行保护关税。
自由贸易辩护士们所作的这种反驳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是它不能解决发展中穷国的问题。金融市场不完善正是落后国家的特征之一，就是当今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也很难说已经完善到了自由贸易信徒们所设想的那种地步。对发展中国家要求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等于假设发展中国家已经变得比发达国家还发达。在发展中的穷国，有钱人是否能掌握足够的信息以预见到上面所说的那样长过程的结果是很令人怀疑的；新兴工业的生产也很难没有外部性，因为没有哪个厂商能阻止掌握了技术的专业人员流向别的企业，因而目前亏本生产新兴工业产品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别人承担了学习的成本；最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资本缺乏，难以找到能够长期负担初期的亏本以培养一个新兴产业的足够的私人资本。凡此种种，都使以高关税来保护新兴制造业为经济发展所必需。
在对上述这一切因素作了全面的考虑之后，我们仍然可以说，当代经济理论的最新发展证明了李斯特下述论点的正确性：保护新兴工业的高关税如果使落后国家当前的实际收入有所牺牲的话，它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在长期中足以抵偿损失而有余，使国家在物质财富的量上获得永远的无限增进。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对外贸易理论以不变的眼光来看待生产率，否认生产率与生产活动的关系，把古典经济学的自由贸易主张发挥成一种教条，片面地宣传自由贸易的优越性，在理论上是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而在实践上则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极为有害的。
下篇：从当代企业理论的角度看《资本论》
下篇：从当代企业理论的角度看《资本论》
第一节 企业理论：马克思经济学的精髓
为了行文方便，本文把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分析称作马克思的“企业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通过分析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最直接地揭示了资本剥削劳动和统治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本人称他经济学的这一部分研究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当代的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称它研究的是“劳动过程”、“在资本控制下进行的劳动过程”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Glyn，第420页；Braverman，第11页；Rowthorn，p. 30, 39）。从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实际运行的功能上看，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最重要部分其实是他的企业理论。他能够成功的说明资本统治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要靠的就是他对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实际生产过程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正统西方经济学家眼中一直是异端邪说。庞巴维克可以说是从学术上探讨马克思经济学的第一个主流派的经济学家，他开创了正统经济学家们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贯战略：通过指认劳动价值论不合乎经验实际和利润率平均化的法则，来进一步否定马克思的全部剩余价值理论，从而否定资本剥削劳动这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命题（Hennings，第279页）。《资本论》出版以后的第一个一百年中，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信徒和反对者都把围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争集中在劳动价值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关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理论上，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国家中的最著名代表，如保罗·斯威齐、曼德尔等人，也把阐释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主要精力放在这些方面（这方面的代表作见Sweezy；Mandel）。即使是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没有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或“生产方式”的学说（即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作进一步的阐释和发展。直到20世际60年代西方的新左派运动兴起之后，对马克思有关劳动过程学说的理解才开始复兴（Braverman，第11－16页）。这样长期地忽视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从根本上妨碍了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精神实质的理解，它是导致大大降低马克思经济学说在西方经济学界声望的主要因素之一。
其实，无论是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形成的历史过程上看，还是从马克思论述的真正目的上看，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的整个经济学体系中都不是最重要的成分。
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分析目标，是说明资本统治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的巨著起名为《资本论》，应当说是恰当地反映了马克思的这一学术意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核心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它必定是一种剥削性的关系（Glyn, 420页）。对于论证这种剥削关系，劳动价值论是一种直接而方便的工具，但是它肯定不会是达到这一论证目的的唯一工具。（如Roemer的一般剥削理论——yuweiyuwei）在马克思的心目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即资本占有了一部分劳动所创造的产品，只是资本统治劳动的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这种生产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是在企业中资本对劳动的直接统治。而这两个方面：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直接统治，都以资本在企业中对劳动的支配和统治为基础，并且只有通过它才能实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第一卷第8页）。“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取”（第一卷第295页）；而资本就是在价值自行增值的运动中产生着剩余价值的价值（第一卷第176－177页）；“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性质，是由预付资本价值的增值决定的”（第二卷第92页）；只有“同时还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的东西“才成为资本”（第一卷第835页）；“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发展成为对劳动，即对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挥权”，“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迫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第一卷第343－344页）。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仍然使用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这样的术语，但是它们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却是：资本是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是指挥和强迫工人劳动的生产关系，是使工人超出为生产其工资所代表的生活资料而劳动的手段。而为了说明这样一种关系，马克思不能不详尽地说明企业内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