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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应当附带指出,斯密非常清楚地表现出对物质产品的偏爱。他一再希望以至直接劝戒人们、特别是社会的上层人物改变其文化享受观念,从多消费纯服务变为多消费物质产品,特别是多消费耐久的物品(Smith,上册319-321页)。与此相关联的是,斯密主张靠节俭以增加资本,但是他总是要把积累的资本归结为某种物品,在他心目中,节俭和资本积累都意味着积累物品。当代的凯恩斯主义者喜欢把凯恩斯与斯密对立起来,因为在他们看来,斯密所说的节俭和积累资本就是当代的宏观经济学所说的“储蓄”,而这样拚命地增加储蓄,难免会使充分就业时的储蓄大于投资,从而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失业和经济衰退。但是在斯密自己主张的世界中,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凯恩斯所忧虑的有储蓄而无投资的情况,是储蓄者以金融资产的方式进行储蓄,从而使储蓄与实物的投资脱了节;而斯密的节俭和资本积累从来都意味着积累实物,用当代宏观经济学的语言说,斯密的节俭和资本积累不仅意味着储蓄,同时更意味着等量的投资;按照他的主张去积累,投资就永远会等于储蓄,不会有凯恩斯式的有效需求不足。

斯密的生产劳动和资本积累学说客观上确实起了鼓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作用。这与这些学说有利于斯密那个时代英国的经济发展这个历史作用是一致的。在斯密活动的时代中,人均“国民财富”的大小、经济发展的程度都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程度,而资本积累的数量则是衡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程度的一个最好的指标。斯密在那个时代鼓吹积累资本,确实同时起到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促进经济发展这两方面的作用。

从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生产效率的角度,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理解斯密生产劳动学说的另一个方面:斯密也把生产劳动定义为由资本主义企业雇佣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其实在竞争性的经济中,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和存在本身就证明它比个人独自经营的个体企业更有效率(用斯密的话说,就是它“更有生产力”)。这也证明了斯密用产生剩余价值来定义“生产劳动”,其目的也是在使他的生产劳动学说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目标:“生产劳动”能带来剩余价值,这表明了资本主义的企业生产能提高生产效率;斯密鼓励发展这种“生产劳动”,不仅是要发展资本主义的企业化生产,而且是要通过发展资本主义企业化生产来提高效率,发展经济。

本文用了这样长的篇幅不厌其烦地分析亚当·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学说,是为了表明,斯密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学说是极富革命性的学说,它有着极深的阶级分析和制度分析含义,是打开经济发展之门的一把真正的钥匙。新古典经济学抛弃了斯密的这一学说,是因为它抽象掉了对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的那些具体的、历史性的区别,从而成了一种苍白的理论抽象,这使它无法找到经济发展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极危险的倾向,某些人力图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这些缺陷来鼓吹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发展色情行业、泡沫经济。如果真的按照这些人的意图去作,不仅会贻害于落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有可能断送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在这样的时刻,朱绍文先生提醒我们要注意领会亚当·斯密的生产劳动学说的深远意义,对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十分重要而及时的。

后章 弗·李斯特的培育关税理论

本篇既包含了对亚当·斯密的生产劳动学说的研究,也包含了对李斯特的培育关税理论的研究,这是因为这两种学说都是与新古典经济学对立的。朱绍文先生也常常强调亚当·斯密和弗·李斯特的经济学说的共同性,甚至称李斯特是“德国的亚当·斯密”,因为二者的理论都致力于发展本国的近代产业,致力于本国产业资本的兴盛(朱绍文,107、187-188页)。

但是,在表面上,李斯特的保护关税学说又是与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主张直接对立的。李斯特在其代表性著作中更是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亚当·斯密的整个经济理论体系,力图通过对斯密经济学说的批判来否定他主张的自由贸易经济政策,论证他自己主张的保护新兴工业的关税政策。

关于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及其与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界已有详尽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成果,可以从本文所引证的朱绍文先生的著作和杨春学的论文中看到一个梗概。本文不打算论述这方面的问题,只想以当代经济学最新发展的成果来证明,李斯特所主张的保护新兴工业的培育性保护关税是有道理的,它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福利的提高。

大体上说,新古典经济学主张的对外贸易政策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古典经济学的对外贸易政策主张是一致的:二者都主张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主张的这种一致性有着经济理论上的深刻根源:古典经济学论证自由贸易政策对本国的优越性,最初是依据亚当·斯密的比较优势理论,但是在李嘉图提出其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之后,人们心目中古典经济学对外贸易学说的理论基础就变成了比较优势理论;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对外贸易经济理论则典型地体现在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中。新古典经济学的要素禀赋理论与古典的比较优势理论当然有着很重要的区别,但是从本质上说,要素禀赋理论只是比较优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或者说只是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变种。

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每个国家都专业化生产并出口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对参加国际贸易的双方都有利,而自由贸易的对外贸易政策能够保证自动实现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的要素禀赋对外贸易理论也抱着与此相同的基本思想,只是改变了比较成本优势的决定因素: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只以耗费的劳动量来度量相对成本,因而只考虑了单一生产要素的作用;它只能把不同国家间相对成本的差别归结为相对生产率的差别,从而归结为生产技术上的差别。而新古典经济学的要素禀赋理论则考虑了多种生产要素,它根据生活现象,将成本归结为占用资本与劳动所发生的费用,以要素禀赋来说明相对成本差别的原因,认为一种物品的相对成本低是由于在该物品生产上相对密集使用的那种生产要素在该国相对比较丰富(Heckscher Ohlin Theorem)。新古典贸易理论因此将不同国家间相对成本的差别归结为在企业最优化决策下,不同的相对要素禀赋作用的结果。在论证的技术上,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以平均成本为基础进行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则在贸易理论上也使用它惯用的边际分析(Krugman and Obstfeld)。尽管有上述差别,在强调比较成本优势对最优国际分工结构的作用、强调自由贸易最有利于利用比较成本优势上,新古典经济学与李嘉图是一致的。

本文的目的在于说明李斯特培育关税学说的正确性,对于这一分析来说,重要的是相对成本的差别本身。因此,以下本文将只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作讨论的基础,而不再论及新古典贸易理论的要素禀赋说。

正是根据这同样一种理论分析的基本结构,新古典经济学导出了与李嘉图一样的对外贸易政策主张,强调应当实行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是唯一合理的贸易政策,它会尽可能增大参加国际贸易的任何一方的利益。他们都认为实行高关税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会损害自己的利益,高关税政策妨碍了资源的最优配置,会降低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家自己的福利。这种对外贸易理论特别反对对不同行业实行有差别的关税和保护措施,认为这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最终损害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家自己的利益。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套经济理论,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政策上的正统教条。

但是还在新古典经济学产生之前的19世际上半叶,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就猛烈攻击英国人主张的自由贸易政策。当时他在理论上是以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为攻击对象的。

李斯特从其保护和培育国家生产力的理论出发,主张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发展阶段来选择本国的贸易政策:第一阶段先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使自己脱离未开化状态,发展农业;第二阶段以商业限制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第三阶段,当财富和力量已经达到了最高度以后,再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原则以在国内外市场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List, 105页)。李斯特认为德国当时正处于第二发展阶段,因而主张以关税来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认为关税是建立与保护国内工业的主要手段,说英国主张自由贸易是一个要摧毁德国工业的阴谋(List,116页,第33和27章)。他主张在国内让德国的工业自由竞争,对外实行保护关税。他说:“保护关税在初行时会使工业品价格提高;但是”“经过相当时期,国家建成了自己的充分发展的工业以后,这些商品由于在国内生产成本较低,价格是会低落到国外进口品价格以下的。因此,保护关税如果使价值有所牺牲的话,它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抵偿损失而有余,由此使国家”“在物质财富的量上获得无限增进”(List,128页)。

李斯特主张的保护关税是为了培育本国还幼稚的工业,因而被认为是一种“培育关税”。在对外贸易政策的实践中,李斯特所强调的这一保护关税的理由早已得到普遍的认可,以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以贸易自由化为最终目标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产生时,它的各缔约国也承认,发展中国家应当有权为保护本国新生的产业而对进口品征收较高的关税。这就是著名的“幼稚产业(infant industry)论点”。

在产生于李斯特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看来,李斯特为保护幼稚产业的关税体系所作的论证是不值一驳的。但是恰恰是当代经济理论的最新发展,却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说明李斯特主张为保护幼稚产业而实行高关税是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这种新的科学依据就是所谓的“学习效应”,或者说是“在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保护关税对幼稚工业有益的主要理由,建立在有巨大的学习效应存在的基础上。

阿罗(K. Arrow)在1962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根据美国飞机制造业的经验材料说明了学习效应的存在和意义。飞机制造业中有这样一条经验规律:在开始生产一种新设计的飞机之后,建造一个边际飞机的机身所需要的劳动世界,与已经生产的该型飞机数量的立方根成反比;而且生产率的这种提高是在生产过程没有明显革新的情况下出现的(Arrow, 1962)。这就是说,一种特定型号飞机的累积产量每增加一倍,它的单位劳动成本就下降20%。而生产率的这种增进完全是产品生产本身的副产品,是在产品生产本身中自动发生的,不需要任何特别的技术革新。这样得出的经验数据,构成了著名的“学习效应”和“学习曲线”,它们今日已经成了企业管理领域中的常识,是任何西方大公司的经理人员在作决策时都不能不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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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确实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与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习随记)第3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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