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它没有一个适当的评价社会福利的标准。它的个人主义的福利观发展到最后，就只能以“帕累托效率”来评价社会福利，而要达到这种效率，在某些人得到改善时，就不能允许任何人受到哪怕是一点点损害。表面上看，这种福利准则是没有社会偏向的：它要保证任何人都得益。但是它却给人们造成了社会选择的难题：如果不考虑历史上给定的初始条件，我们可以有无限多个达到了“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状态，而要从一个“帕累托效率”资源配置状态变为另一个，就总会使某些人通过使别人变坏而变得更好。坚持“帕累托效率”的福利标准，使我们无法在不同的“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状态间进行选择，从而也不敢对任何人表示出倾向性。

几乎任何人都明白，现实的经济政策一般都涉及到要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以增进另一些人的利益。“经济自由主义的始祖”亚当·斯密就从来没有拘泥于新古典经济学的那种福利标准，他主张一种有社会偏向的福利标准。用当代经济学的时髦语言说，他要在那许多个达到了“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状态中，挑选出特别有利于中下阶层的劳动人民的特定的资源配置来——这就是他的生产劳动学说的真正目的。如果我们真要通过经济政策来贯彻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学说，我们就必须设法将更多的资源吸引到物质产品生产、特别是制造业中来，而我们前边的分析已经说明，这最终要求减少某些富翁和权贵集团的财产与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财产权力的再分配哪怕是打着经济自由化招牌的权力的再分配。斯密本人其实很清楚这一点。在他看来，大地主的收入通常用于供养仆役，富商的收入也大都用来养活这些不生产的人；封建政府在这方面的浪费更是超过私人（Smith，上册306、318页）。以斯密对人性的洞见，他不会不知道，如果没有对这些社会上层的权力和财富的某种限制，是不可能改变这样的支出格局的。

我们前边的分析证明，这样进行的财产权力的再分配及其导致的物质产品生产增长，会增加一国的物质产品与服务的总量（也就是实际GDP）；穷人会因此得益，因为他们的开支主要花在物质产品上。但是它也会减少社会上层所享受的“纯服务”，因为这样的发展主要是靠增加贫穷劳动者的收入，它使许多富人不再雇得起家仆。毫无疑问，大多数人都会赞成这样一种变化——它就是经济发展，那些生活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的贫穷劳动者对此更是会欢欣鼓舞。但是，坚持以“帕累托效率”为尺度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无法评价这种财产权力再分配的福利效应，因为这种再分配使一部分社会上层人物的状况变坏了。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新古典经济学没有亚当·斯密那样的福利标准。

本文前边的分析已经说明，在衡量社会的福利程度时，斯密坚持的其实是他的“斯密效率准则”。根据这种准则，斯密的经济学认为，在市场交换中所实行的增加生产物质产品劳动的财产权力再分配会使国家更富，而这是合乎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连台湾等地的高速经济发展，也都是以土地改革为起点的，而这些土地改革也都多多少少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财富的分配均等化。对于这样的历史经验，坚持以“帕累托效率”为尺度的新古典经济学是无法理解的。

当然，仅仅根据“斯密效率准则”也无法完全解释斯密以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巨大经济发展。斯密的生产劳动学说的最大历史意义，在于它为发展制造业的发展作了论证，当然这个论证从现代的眼光看来是很不充分的，在某些地方甚至是错误的。要完全理解制造业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意义，就必须进一步说明新古典经济学所抹煞的另一个重大问题

对需求和生产率变动作具体的历史分类。

新古典经济学在福利分析上的另一大缺失，是它没有对需求和生产率的变动趋势作具体的历史的分类：它既没有分析和评价对劳动的需求的不同的阶级来源，也没有历史地分析与比较不同行业生产率的变动趋势。

就这一点来说，亚当·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学说比新古典经济学更适于用来指导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一学说的意义首先在于它区分了对不同的劳动的需求——对物质产品的需求和对“纯服务”的需求。对劳动需求的这种分类的社会阶级意义，本文前边已经作了详尽的说明。下边我们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种分类与生产率变动的关系。斯密本人并没有说清楚这种关系，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这种关系还没有清楚地现实出来。

在生产率变动的趋势上，近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物质产品生产率的提高要比非物质的服务生产率的提高快得多。可以说，自亚当·斯密以来的200多年中，生产效率的提供主要集中在物质产品生产的领域中。而物质产品生产率提高得这样快，主要又是由于物质产品的生产比较便于利用科技进步的成果、比较便于发挥分工提高生产率的作用、比较容易组织大企业以得到规模收益递增的好处。因此，物质产品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既取决于其生产技术进步的速度，又取决于它开发边干边学的学习效应的速度，还取决于它利用大企业规模收益递增好处的速度。而所有这些又都与投入物质产品生产的生产要素的数量、特别是使用的劳动的数量有直接关系。这就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在市场经济中比较注重发展物质产品的生产、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的国家，能够更快地提高人均产量和实际收入。这是现代的发达国家最初大都靠发展制造业起家的根本原因。

对于这些提高生产率的具体的、历史的因素所造成的经济发展的根本差别，新古典经济学根本就不想去考察，它只愿意重复有关“自由选择”和“效用最大化”的陈词滥调，结果往往将人们误导到“自由地”挥霍浪费甚至“自由”地嫖赌的邪路上去。而在这样的自由下面，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发展。也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无视上述这些提高生产率的具体的、历史的因素所造成的差别，它就不可能理解斯密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而且还根本否认这种意义。

尽管斯密当时也不完全清楚这些使物质产品的生产率提高得特别快的具体的、历史的因素，他关于生产劳动的学说却为充分利用这些因素发展经济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的思想武器。按照斯密的这一学说，要使国家尽快富强起来，就应当设法增大用于生产性劳动的基金。这种基金的增大意味着对生产性劳动的需求增大，意味着投入物质产品生产部门的劳动和资源增多，其实际后果不但是增加了物质产品的生产，而且更重要的是使递增的规模收益和学习效应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使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最终是大大加快了物质产品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实现了现代化的经济发展。

这样的经济发展不但意味着人均物质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且意味着提高了人均享受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的统计数字（人均实际GDP），使绝大多数人不再受到冻饿而死的生存威胁。应不应当把人均实际GDP的这种提高看作财富的增加？斯密根据他自己的效率准则会毫不犹豫地作出肯定的回答。而坚持以帕累托效率来衡量社会福利的新古典经济学却不能对此作出明确的回答，因为这样一种发展的结果，往往是社会上层人物们所能够享受的“纯服务”大大减少，这本身会降低这些人的“满意程度”；而且为了增加物质产品生产的投入，可能需要以某种方式减少富翁们和权势集团的财富和权力。这恰恰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的福利概念在指导经济发展上是何等的苍白无力，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支持我们这里所说的再分配财产和权力所带来的人均GDP增加。

由于物质产品生产率提高较快，从长远看来，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增加整个社会对物质产品的需求，即使是对许多短期中愿意多消费纯服务的中间阶层的人，他们最终在个人的福利上也会得多于失。新古典经济学相信，人们应当如何在物质产品和纯服务之间分配其消费，这完全应当靠个人当下的主观判断来决定：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个人和厂商会将其生产和消费调整到物质产品对纯服务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其边际转换率的水平上，这是一个福利最大化的“帕累托效率”资源配置。超过这个限度去增加物质产品的消费和生产，会进一步降低物质产品对纯服务的边际替代率，同时降低纯服务转换为物质产品的转换率，使增加物质产品所需要牺牲的纯服务增加，从而降低社会的福利。按照这种观点，象斯密鼓吹的那样增加物质产品的消费，对个人和社会的福利都是一种损害。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物质产品生产率提高较快，我们就会看到：少消费一些纯服务，多消费一些物质产品，按当下的产品转换率看，可能会使一大部分中间阶层在当时感到福利受了损失；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消费者个人事先是很难预见到对物质产品生产的投入所带来的科技进步、学习效应等等。而一旦完成了这种劳动需求的转变，并由此带来了物质产品生产中更快的技术进步、更大的学习效应等等，物质产品生产率的提高就会大大降低增加物质产品所需要牺牲的纯服务，从而在更多消费物质产品的条件下在长期中使物质产品对纯服务的边际替代率重新等于其边际转换率。而这将是在人们更高的效用水平上实现的资源配置最优化。这时候，许多事前不愿转变为更多消费物质产品的中间阶层也会在事后感到这样一整个过程增加了自己的个人福利。这是一个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所作的论证，它同样可以证明，象斯密鼓吹的那样增加物质产品的消费和生产，从长远来看也很可能会提高社会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