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们前边对纯服务的定义，纯服务可以出现在两种场合：一种场合是消费纯服务的人有一些一般人所没有的特殊需要，如有特别大的房子需要专门的人来打扫，这种需要本身就意味着消费纯服务的人有着比一般人多得多的财富和收入；在另一种场合，纯服务只不过是向其消费者提供任何人都能作而为了自己生存所必须作的活动，如拿东西、端饭菜、穿衣服等等。这后一种场合的纯服务所产生的效用，其实是任何人都需要的，因此全社会的人们的活动中总有一部分要耗费在这种纯服务所从事的那些活动上。即使从事纯服务的劳动者根本就不存在，他们所从事的那些活动也都存在，只不过这时是每个人都自己作他需要的这种服务活动,从而进行自我服务。而纯服务的特点决定了由一部分人代替全社会的人从事这一类活动一般不会提高它的生产率，因此，当人们之间的收入、权利和财富完全平等时，每个人都将自己为自己作他需要的这第二种场合的纯服务活动。
当然，除了这种非物质生产的服务以外，每个人都还需要物质产品以便生活。这样，社会上的一个中等以下收入的劳动者，必定要在得到正常的收入以获得和消费一定的物质产品之外，还自己完成自己生活所需要的第二种场合的纯服务活动。而那些真正消费纯服务的人，即雇佣他人来为自己作纯服务的人，其财富和收入除了能够满足他自己对物质产品的需求之外，还必须能够为他提供他支付给向他提供纯服务的人的劳动报酬。这就意味着，雇佣别人为自己提供纯服务的人，一般都有着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财富和收入；而从事纯服务的人的收入一般都显著低于社会的平均水平。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人们对物质产品的需求也有阶级差别，但它还是分布得相对比较平均一些，而对纯服务的需求却直接就表现了巨大的阶级差别。一般说来,对服务性劳动（包括文化娱乐、保健等服务和自我服务）的需求取决于3个因素：1.物质收入，物质收入越低对服务性劳动的需求就越少；2.文化享受观念，重视文化享受的观念导致更多的对服务性劳动的需求；3.社会财富与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财富与权力分配上的差距越大，对家仆之类的纯服务的需求就越大。而斯密所关注的对家仆之类的纯服务的需求，则主要取决于后两个因素。
上述分析导致的结论是：要想象斯密主张的那样尽量增加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减少从事“纯服务”的劳动，就必须增加最贫苦的劳动者的收入，减少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均等。这其实也正是亚当·斯密的社会目标，支配着这个社会目标的就是他的社会哲学。
在他内心的深处，斯密同情贫穷的劳动者，他的经济政策主张一直在致力于改善贫穷的劳动者的状况。只不过斯密是一个典型的18世纪的英国思想家，他不主张用激烈的革命手段来达到收入平等的目的，而相信给下层人以竞争的自由就足以尽可能缩小收入和财富的不均等。整个一本《国富论》，可以说就是斯密的这种社会哲学的系统阐述。熊彼特曾经这样概括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描述的世界的图景：地主不劳而获，是冷酷无情和懒惰的，雇主们聚在一起就会捣鬼，商人只知道自己享乐而让其店员和管账先生干活，穷苦的劳动者养活着社会其他成员过奢侈生活（Schumpeter, p. 186）。诚然，斯密的这部著作宣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胜利，但是斯密本人却绝不是颂扬那些资本家大亨的庸俗辩护士。正如熊彼特所说，斯密在经济上的社会观具有明显的平等主义倾向，是“一种审慎稀释了的卢梭主义（a judiciously diluted Rousseauism）”。就是在这一点上，斯密也典型地代表了他那个18世纪的时代。熊彼特强调，斯密的观点并非很特别，而是当时流行的观点；他的好恶与当时的社会风尚完全一致（Schumpeter, p. 185－186）。那正是那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的法国大革命即将到来的时代。
正因为斯密的生产劳动学说代表了英国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它才对今日的发展中国家有着极具指导性的现实意义。穷国要变成一个富裕的发达国家，就必须象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利用市场交换的物质利益所调动起来的贫穷劳动者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去大力促进物质产品的生产，以此造成高速的经济增长并同时缩小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的不均等。而对通过这样一条道路来发展经济的最大思想障碍，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对斯密生产劳动学说的否定态度。
第四节 新古典思维方式的害处
我们在前边已经详细地说明了，新古典经济学如何在理论上否定斯密式的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只要提供了个人认为“有用并稀缺”的物品，生产物质产品和提供纯服务就都是“生产的”；而只要让市场力量自由地发挥作用，对物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就都会调整到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要的程度，物质产品和纯服务之间就会自动形成一个最优的比例，这个比例必定会从而按照“帕累托效率”的标准而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只要这样作了，一国就会富裕起来，根本没有必要再去关心和深究物质产品的生产在总劳动或总产出中究竟占了多大比例。这是按照新古典思维方式所必定得出的结论。
弄清了斯密生产劳动学说的精髓之后，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种新古典的思维方式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极为有害的，它会妨碍这些国家采取正确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
二百多年来的历史和各国发展经济的实践都雄辩地证明，斯密强调发展物质产品的生产、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确实是抓住了近代经济发展的关键。自英国的产业革命以来，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发展制造业，当代的那些经济发达的大国几乎无一例外地是通过发展制造业而富裕起来的：英国是这样，美国是这样，德国、日本也是这样。就是近年实现了“奇迹式经济增长”的南韩、台湾，也无一不是靠高速发展制造业来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由穷变富的。
而那些长期贫穷而无法普遍致富的国家，却不乏“纯服务”业发达的例子。正如古巴革命政府所指出的，在1959年革命以前，古巴只有700万人口，却有数以万计的妓女，是一个由妓女们提供的“服务”高度发达的国度。就妓女们提供的服务的“快乐”程度说，这个行业是一个比一般的“纯服务”行业还要非物质性的“服务行业”。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古巴的这种“服务业”如此发达，是完全合乎新古典经济学的致富标准的：它是人们“自由选择”的产物；它体现的资源配置使人们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包括嫖客欲望的最大限度满足）。但是尽管如此，革命前的古巴却依然是一个穷国。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式的经济发展不能使古巴摆脱贫困，古巴才发生了激进的革命。
正反两方面的例子都说明，对于国家走向富裕来说，制造业和物质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确实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极其重要的。
首先必须说明，所谓“第三产业发展较快”的经验规律不意味着“纯粹服务业发展较快”。目前统计上列入第三产业的部门虽然都不生产物质产品，但其中的一大部分，如商业、信贷业、保险业、运输业、科技研究与开发等等，是为物质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服务的。它们其实是物质产品生产的延伸，并不独立地向消费者提供什么效用。第三产业中的这些部门的功能，过去往往是由物质产品生产企业的工作人员甚至个别部门承担的。今天它们之所以在就业和产值上出现在第三产业的统计数字中，不过是因为物质产品生产中的分工进一步发展，使完成这些功能的工作分化成独立的职业以致企业。这样一些部门在就业和产值上的超常发展，是过去的物质产品生产部门的一部分独立化的产物，而在市场经济中，这种独立化通常都会提高物质产品生产的效率。因此，这样一些部门的超常发展不过是又一次证明了斯密所说的这一定律：分工能够提高“生产性劳动”的生产率（Smith，第一篇第一章）；而它们的超常发展本身其实反映的是物质产品生产的发展。
正如本文上一节所说，斯密所说的“非生产劳动”提供的主要是统治者的“服务”和“纯服务”，它们并不是物质产品生产的进一步延伸，而是对其消费者个人提供独立于物质产品的效用（如果它真的提供了什么效用的话）。这种“非生产劳动”的范例，是君主的“服务”（政治统治）、家仆的劳动、理发师的服务等等。在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尽管近年来的“后工业化社会”中出现了第三产业的超常发展，斯密意义上的那些“非生产劳动”仍然在相对萎缩。
20世纪80年代初，联邦德国的经济学家把该国的第三产业分为“老服务业”、“补充工业化的服务业”和“新服务业”这三个部分。老服务业包括了斯密所说的家仆一类的职业，新服务业则包括了信贷、保险、教育、卫生等行业。1950年到1980年，联邦德国的老服务业在就业和产值上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补充工业化的服务业”（主要是运输和商业）所占的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基本上保持稳定；而新服务业却急剧增长，正是它的发展造成了第三产业的超常增长。在新服务业的增长中，最突出的增长是建筑师、工程师、律师、医生等自由职业的增加（Willms, s. 374）。其实，就是“新服务业”的超常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过去的物质产品生产部门的一部分独立化的产物，它反映的也是物质产品生产的发展。建筑师、工程师从业人员的增加，就代表着这种倾向。而斯密所极力排斥的那些“非生产劳动”，特别是“老服务业”中的家仆职业，在现代经济中倒是实实在在地衰落了。我们在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中，都可以到处听到今日的富人们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雇得起仆人和保姆的抱怨。
于是我们可以说，历史的事实其实是，现代化国家真的是按照斯密的“缩小非生产劳动的比重”这一主张发展的，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学说确实为经济现代化指出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但是正如我们在前边指出的，对于这样一条明确的历史经验，新古典经济学竟然无法在理论上加以解释，甚至要在理论上加以否定。这就使我们不能不从理论基础上去寻找新古典经济学的缺失。
在生产劳动对于国民财富的意义这个问题上，新古典经济学的缺失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