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所说的那第一种意味深长的区分，也同样有着极为深刻的科学和实践意义。造成这种直接“赚取”收入的工作与靠直接收入“支持的”工作之间的区别的，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的原因源于下述差别：直接“赚取”收入的工作往往生产的是私人物品，而“被支持”的工作则生产的是公共物品，由于市场通常不能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现代国家常常靠收税来支持生产公共物品的工作。但是，第二方面的、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更合乎亚当·斯密划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原意：“被支持”的工作中的一大部分，如军队和政府官员的“工作”，对人们并不是直接有用的。它们并不直接增进人民的福利。就是在它们间接有利于人民福利的场合，它们也不过满足了由人们的社会性所产生的某些需要，如保障和安全等等。而且就是在提供这种“间接有用的服务”时，这些“被支持的工作”也往往同时造成很多使人们感到不幸的东西，如强制、暴力甚至奴役等等。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亚当·斯密才把这些往往由当时最尊贵的人所从事的“工作”算作“非生产劳动”，并且希望尽可能限制它们的数量，把它们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以内。
不过，本文这里所要重点论述的，是斯密的生产劳动学说在其它方面的意义；它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和它所表现的亚当·斯密的社会哲学。实际上，斯密提出他的生产劳动学说的真正用意，就是要从理论上论证他认定的富国之途，这实际上是那个时代英国的经济发展道路；而在这种富国之道或经济发展之道中，清楚地体现出了亚当·斯密的社会哲学。对于斯密生产劳动学说的这一方面意义，熊彼特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他在评价斯密的生产劳动学说上的一大缺陷，是这个评价的不全面之处。
仔细阅读《国富论》的原文就可以感受到，斯密以他的生产劳动学说来论证的富国之道，是尽可能增加物质产品的生产（工农业生产），而且首先是增加制造业的生产，并为此而尽量减少从事于家仆之类的职业的人口的比重。这就是说，斯密鼓吹其生产劳动学说的最中心目的、真正的用意，是主张大力发展制造业，他把这看作是富国之本。
在《国富论》讨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那一章中，斯密强调，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一出来就自然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补偿资本，它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另一部分以利润和地租的形式成为资本所有者与地主的收入，它“可能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也可能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Smith，上卷，305页）。斯密把年产物分为两部分：“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和不用于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与贫国比较，富国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在年产物中所占比例，也大得多。”“这两种基金的比例，在任何国家，都必然会决定一国人民的性格是勤劳还是游惰。”“在下等居民大都仰给于资本的运用的工商业城市，这些居民大都是勤劳的、认真的、兴旺的。”斯密以英国和荷兰的城市作为这种城市的范例。“在主要依靠君主经常或临时驻节来维持的都市，人民的生计主要仰给于收入的花费，这些人民大都是游惰的、惰落的、贫穷的”。斯密把法国和意大利的某些城市看作这种城市的典型（Smith，上卷，308－309页）。他把一国劳动产品所可以换得的“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人均数量，看作一国富裕的指标，而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所占的比例高、生产性劳动占总劳动的比例高，这在斯密心目中是一国富裕的主要原因之一。斯密所主张的富国之道，是一条靠增加生产劳动的比重来发展经济的道路。
斯密在作这种论述时，他心目中生产劳动的典型是“制造业工人的劳动”，而非生产劳动的典型则是“家仆的劳动”。这两种劳动是如此有代表性，以致斯密在论证他划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标准时，总是以制造业工人的劳动与家仆的劳动的对立来作例证（Smith，上卷，303－305页）。当然，斯密也承认农业劳动者的劳动是生产性劳动，甚至承认农业的劳动比工商业劳动“更有生产力”；但是他与重农学派不一样，其实他在内心中相信的是制造业的劳动更有生产力：他说，“小量的制造品，能购买大量的原生产物”；工商业国家的居民，“总能享用比其土地在现有耕作状态下所能提供的多得多的生活资料”（Smith，下卷，241、243－244页）。这样，斯密所主张的富国之道，实际上是一条侧重于发展物质产品的生产、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来发展经济的道路。
为了说明斯密的这种生产劳动学说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这里首先要引入一个术语“纯服务性劳动”或“人身服务性劳动”，它指的是替别人作他自己能作的而又在生活上需要作的活动，如替别人收拾家务、提包拿东西甚至端饭、帮助穿衣服等等。显然，家仆的劳动是这种劳动的典型。反过来也可以说，“纯服务性劳动”或“人身服务性劳动”是对家仆劳动的一个一般化的概括。斯密把家仆的劳动当作非生产劳动的典型，他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鼓吹增加生产劳动，其实际的用意就是要增加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特别是制造业的劳动占总人口的比例，降低纯服务性劳动的比重，由此而发展经济，使国家致富。
斯密所主张的这条道路是否真是一条发展经济的致富之路？这首先涉及到致富的尺度是什么。给定生产要素和技术，增加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特别是制造业的劳动当然可以增加物质产品的产量。但是按照当代版本的新古典经济学，这并不就一定意味着国家就变得更富了。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富裕的尺度只能是个人的满足程度，而在整个社会各个个人的给定资源禀赋下，只有当各种物品的产量及其供每个人享用的数量都合乎各个人在其禀赋约束下作出的自由选择时，社会才算达到了最有效率的状态“帕累托效率”。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只有达到了这样的效率，社会才算达到了“最大的富裕”。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是在这种“帕累托效率”下能够消费的物品的增长。而决定这种最富裕状态的个人自由选择，同时也包含着各个个人在消费物质产品和纯服务之间的选择。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致富标准来看，单方面增加物质产品生产、减少“纯服务”肯定不会保证达到最大程度的富裕；如果物质产品的数量相对于纯服务的数量多于个人自由选择决定的数量，那么物质产品越多、纯服务越少就越不好。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所作的这种分析表明，斯密心目中的富裕尺度或“效率准则”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准则很不一样，由此而导致了斯密衡量经济发展的准则根本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发展准则。
新古典经济学衡量经济效率的尺度，是个人的满意程度或主观效用水平，而“帕累托效率准则”更把这些个人主观效用规定在不可能使每一个人都变得更满意的水平上，使个人满意的手段则既包括物质产品，也包括非物质的服务。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效率准则，只要由于物品的增加（它既可以是仅仅增加物质产品，也可以是仅仅增加非物质的服务），至少有一个人的效用增加了而其他人没有变得更坏，就可以认为经济是发展了。这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发展准则。
亚当·斯密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的尺度是每人平均的物质产品产量，由此得出的他的经济效率准则是使人均物质产品产量最大化，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他的经济发展原则是增加人均物质产品的产量。这一切都很自然地产生于斯密对“国民财富”的观念。仔细研究《国富论》的原文就可以看到，斯密心目中所定义的财富，是那些有用的、可转让的、要耗费劳动才能获得或生产的物质对象（Schumpeter, p. 625－626）。这种经济效率准则根本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我们可以将斯密的“国民财富”观念和经济发展准则概括为福利经济学上的“斯密效率准则”，这一准则要求使人均的物质产品产量最大化。
按照“斯密效率准则”，提高物质产品生产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当然可以加快经济发展，因为斯密心目中的经济发展就是增加人均物质产品的占有量。而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福利和效率准则却不一定如此。这是由他们不同的效率和福利准则决定的。
支配着“斯密效率准则”的是斯密的社会哲学和社会目标。实现他的效率准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中缩小社会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程度，尽可能改善贫苦的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这首先是因为在亚当·斯密的心目中，与物质产品的生产相对的其实是统治者的“服务”和“纯服务”，在他讨厌并贬低的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中，这之外的别的非物质生产的服务其实并不是他批评的主要目标。
在划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时，斯密拿来与制造业的生产劳动相对照的非生产劳动，主要是“家仆的劳动”（纯服务）、“君主以及他的官吏和海陆军”的“劳动”（统治者的“服务”）（Smith，上卷，304页）。现代的经济学家往往因袭弗·李斯特后来对斯密的指责，认为斯密的生产劳动学说对基础教育这种“创造生产力”的劳动作了不公平的评价（Montani, 1079页）。但是这种批评忘记了斯密的时代：在斯密那个时代，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除了与统治者有关的“劳动”和“纯服务”之外，就只有少得可怜的文娱、医生之类的服务，现代意义上的许多非物质的服务，特别是直接为大众服务、提高社会生产能力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服务还少得可怜。因此，斯密在谈到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时，他心中想到的应当主要是统治者的“服务”和“纯服务”。
统治者的“服务”和“纯服务”在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比例越高，社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一般就会越不平等。特别是在斯密那个时代，政治民主很少或几乎没有，统治者的“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一国人民的福利，而是为君主及其亲随的私人利益，它对国民常常并不是真正的服务，而是压迫，是有害的东西。对此斯密应当比任何人都清楚。在这个意义上，斯密要求减少非生产劳动其实是在呼吁减少统治者对人民的榨取。不仅如此，统治者的“服务”占总劳动的份额巨大还直接意味着极少数统治者占有了国民收入和财富的很大部分，这本身就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巨大的不平等。
斯密所讨论的家仆这样的“纯服务”，其实是由一些人向另一些人所提供的“纯服务”，这种“纯服务”占总劳动的比重高，哪怕是由私人花钱雇佣方式的“纯服务”占总劳动的比重高，必然意味着社会的权力、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