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者认为朱绍文先生的“非新古典的经典经济学”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非新古典的古典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定义的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的经典著作；另一部分则是被新古典经济学目为“非正统”的某些经济学经典著作，特别是弗里德利希·李斯特和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们的重要著作。朱绍文先生一直强调李斯特的经济学说与亚当·斯密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之间本质上的共同性。本文以亚当·斯密、弗·李斯特和马克思这三位经济学上的伟大思想家的经济学说为例，来说明朱绍文先生所推崇的“非新古典的经典经济学”在科学上有着怎样的真知灼见。本文从这三位经济学家每人的经济学说中挑出一个有代表性的学说来加以阐发。上下两篇，上篇的两章分别讨论亚当·斯密有关生产劳动的学说和弗·李斯特的保护关税学说的科学和进步意义，下篇则专门论述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对经济科学的贡献，以当代西方企业理论的发展来证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企业本质的深刻洞察。

在我国国内专门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同行中，朱绍文先生历来以他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尖锐批评而著称，又以深刻地把握亚当·斯密和李斯特等人的经典著作而见长。我在这样说时，沿用了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惯用的术语，以“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一词称呼那种以边际效用论和边际分析为基础的所谓“现代经济学”。

我师从朱绍文先生多年，1982－1985年在他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1985－1988年在他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他是我的硕士导师和博士导师。自那时以来，特别是在受他指导攻读学位的岁月中，朱绍文先生不知多少次地对我们谈起他对西方经济学说的看法。几乎在每一次这样的交谈中，我们都能够听到他对西方所谓的“现代经济学”（Modern Economics）的尖锐批评，或者是他对亚当·斯密、弗·李斯特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称赞、运用和发挥。朱先生最近更将亚当·斯密、弗·李斯特和马克思等人的著作精辟地概括为“经典经济学”，认为他们是作为人类财富的经济学的经典著作（朱绍文，第v页）。通过多年的私下往来和交谈，我们亲身体会到了朱绍文先生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激烈程度，也感受到了他对经典经济学的由衷推崇。学术上的这种鲜明立场构成了朱绍文先生学术风格的主要特征之一，以至于我不能不把朱绍文先生的学术立场概括为“非新古典的经典经济学”。

在我看来，朱绍文先生的“非新古典的经典经济学”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非新古典的古典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定义的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的经典著作；另一部分则是被新古典经济学目为“非正统”的某些经济学经典著作，特别是弗里德利希·李斯特和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们的重要著作。一般的经济学说史著作都将李斯特及德国历史学派看作是与古典经济学对立的经济学说，但是朱绍文先生一贯以历史的眼光看待经济学说，从而一直强调李斯特的经济学说与亚当·斯密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之间本质上的共同性（见朱绍文：《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以这种看法为基点，我们就可以明白，朱绍文先生所推崇的这些表明上看来极不相同的“非新古典的经典经济学”，其实都贯穿了一个共同的精神：它们都从经济上深刻地洞察了历史进程和社会的阶级关系，并且热烈地追求造成最有利于社会上贫苦的劳动阶级的经济体制，将自己的祖国带上现代化的经济繁荣之路。当然，朱绍文先生绝不是教条主义地迷信这些经济学经典著作中的每一句话，他推崇和宣传的是渗透在这些经典著作中的那些科学的真知灼见。

朱绍文先生推崇的古典经济学的学说，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

朱绍文先生一再要求他的弟子们：要反复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的原著，以便真正领会和把握马克思的科学思想；他还多次强调：亚当·斯密有关生产劳动的学说，才真正指明了增加“国民财富”的道路，生产劳动是“国民财富”的真正最终源泉。对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这种高度推崇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尖锐批评在他那里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这就表明，朱绍文先生推崇的是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那些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学说，是“非新古典的古典经济学”。

按照当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说法，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亚当·斯密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但是正象朱绍文先生反复强调的那样，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有着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时代特征和阶级含义。斯密的重要不仅仅在于他在经济政策上是经济自由主义的首领，更在于他从理论上建立了古典经济学的思想体系，真正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的道路。而他建立的古典经济学的思想体系有着许多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学说就是这些本质特征的一个最清楚的表现。

在当代的许多经济理论家看来，卡尔·马克思与亚当·斯密等人一样也属于古典经济学家之列。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之所以被列入古典经济学，是因为它保持并发展了亚当·斯密所代表的一些重要的理论传统，这些理论传统成了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特征。古典经济学的这些特征和传统之一就是它的阶级分析：它强调社会上各个阶级的经济作用和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Robinson and Eatwell, 1974，45页及第一篇第二章）。朱绍文先生推崇亚当·斯密和马克思而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实质上是推崇古典经济学中的那些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学说，是强调和阐发那些非新古典的古典经济学科学命题。

在古典经济学的这些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命题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就是各阶级的经济作用与利益冲突在经济生活中的决定意义。古典经济学所划分的不同阶级首先是不同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资本家阶级是资本的所有者，地主阶级是土地的所有者，工人阶级则是既无资本又无土地的单纯的劳动力所有者。古典经济学家们还依据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与资本的关系来对社会阶级进一步加以细分。亚当·斯密就是依据是否再生产出资本而区分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对经济生活的阶级分析，是古典经济学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大特征。马克思将这种阶级分析进一步延伸到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生产领域，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它更是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对立的。本文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非新古典的古典经济学”这一概念的。

在新古典经济学家及其后人们看来，德国的历史学派及其先驱弗·李斯特是不值一驳的异端邪说，算不得是什么经济学上的经典。朱绍文先生对历史学派传统的高度评价，本身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严厉批判。其实，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对历史学派的蔑视是一种典型的“片面抽象思维的自大狂”。本文后面所作的分析将会证明，与新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相反，李斯特所主张的保护本国幼稚产业的培育性关税是有利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德国历史学派的某些代表作、特别是弗·李斯特的代表作，完全有资格被视为经济学中的经典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有着许多科学的真知灼见，它们应当是“非新古典的经典经济学”的一部分。

本文将以亚当·斯密、弗·李斯特和马克思这三位经济学上的伟大思想家的经济学说为例，来说明朱绍文先生所推崇的“非新古典的经典经济学”在科学上有着怎样的真知灼见。从这三位经济学家每人的经济学说中，本文只挑出一个有代表性的学说来加以阐发。为了保证全文各部分之间的均衡，本文分上下两篇，上篇的两章分别讨论亚当·斯密有关生产劳动的学说和弗·李斯特的保护关税学说的科学和进步意义，下篇则专门论述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对经济科学的贡献，以当代西方企业理论的发展来证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企业本质的深刻洞察。

上篇：非新古典经济学说的科学成分

亚当·斯密有关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学说和弗·李斯特的为培育幼稚产业而保护关税的学说，是经济学说中典型的与新古典经济学对立的成分。本篇的用意就是说明，亚当·斯密和弗·李斯特在提出他们各自的学说时，其本意是想阐明一种在科学上是有根据的、对国家和人类的进步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的命题。后世对这两种学说的转述和批评存在着很严重的误解，以致使人们看不到这两种学说的科学和积极意义，并由此而进一步加深了一般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迷信。

在今天，尽管凯恩斯风格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中与新古典经济学对抗，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正统”或“正宗”。它一直统治着微观经济学，而且在20世际70－80年代中夺取了宏观经济理论的大片阵地。当代风格的新古典经济学似乎已经成了不可冒犯的庞然大物。

在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流行的年代，有一种变成了传统说法的观点，它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在微观分析上是无懈可击的，在宏观经济分析上则是错误的，至少是无用的。可是，二十多年来西方国家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本身显示的，似乎是相反的命题：在通货膨胀与总产出水平的关系这一类的宏观经济学问题上新古典经济学的论点似乎更为正确，而在微观经济分析上新古典经济学倒是漏洞百出的。

在微观经济分析上，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在于：它的理论原理的解释能力其实极为有限，根据这样的理论原理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会对经济政策形成误导，结果是这些理论原理常常不能为有效地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提供正确的指导。这一点也为新古典经济学诞生以后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历史的经验是：新古典经济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国家，如19世纪末的英国和当代的美国，往往是正在由盛转衰的老工业国。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是新古典经济学在思维范式上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