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结合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通过对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工厂制度的分析，建立起一个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的科学分析框架。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按照马克思所开创的基本概念和框架，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组织发展的最新实践，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生产组织理论。从近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对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理论的研究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的分析，不仅具有历史的和动态的一致性，而且明显具有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生产过程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的出发点。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任何物质生产活动既是在社会范围内又是在一个个具体的生产组织中进行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活动必然需要组织，必然采取某种组织形式，具体的生产活动或过程总是发生在生产组织之中，必须把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在任何社会形式的生产活动中，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即生产力始终是积极的主动的力量，而生产关系总是惰性的或被动的。这样，物质生产力的变动必然与作为其社会形式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具体体现在作为二者结合的中介——生产过程之中。随着这种矛盾运动的发展，生产过程的实际内容和形式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同时也改变着生产组织这个具体载体的内容和形式。因此，从生产实践出发，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生产过程出发，才能说明人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的变化，才能说明利益产生的根源和冲突的原因，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变迁的实际过程

第二，占主导地位的生产组织形式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的着眼点。在任何既定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存在着多样性：不同的甚至相对立的生产组织形式同时存在并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组织形式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因为非主导地位的生产组织形式，作为创新的产物以及竞争和模仿的结果，从来不会被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完全排挤出去，任何的经济体系中的生产组织都能分成占主导地位的形式和其他形式与相异形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研究，着眼于既定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支配最大量商品交换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由于在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变化，因此，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在不同时期就出现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

第三，组织内部分工和体现在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变化是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保持价值增殖能力的重要手段。竞争导致工资、价格和利润在社会中的运动所产生外在压力，激励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进行创新，这些创新和压力结合着生产本身的组织和技术安排又产生出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在这种动态相互作用中，组织内部分工和体现在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变化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维持价值增殖的重要手段。不同的生产组织在积累协作能力与技术能力方面不是中性的，某种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特殊形式必定具有比其他组织形式更高的增殖潜力，组织协调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差异决定着单个生产组织以及其所属国价值增殖的可能性。

第四，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内部最基本的关系是劳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组织获得价值增殖能力始终依赖于对生产中活劳动的创造物与雇佣工人所得之间的差距的不确定性，实现这种不确定性的差距受到雇佣工人的主观情况、劳动的特殊条件等多方面限制，突破这些限制要求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进行控制，需要压迫、适应、同化与合作的某种混合，即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最基本的关系是劳资关系。与不同行业组织内部分工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发展相适应，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不断经历着从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的动态演变过程， 劳资关系不断经历着从劳资双方关于工作过程控制权的斗争、为保障就业权与工资决定的斗争和现在劳动结构化控制体系下的雇佣劳动自主劳动的演变过程。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理论的不足

结合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历史经验，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组织生产过程的特定方式，参与生产活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既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下产生，而生产过程的发展又是如何在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展开。他对手工工场向工厂制度变迁的分析，为生产组织变迁提供了所有的重要概念和方法。但是英国生产组织后来的发展与马克思对机器大工业的预测并不完全一致 。原因在于：（1）马克思没有看到英国生产组织内部熟练工人影响技术的能力。熟练工人通过车间工会 ，巩固了他们对原子状生产组织内部劳动分工、非熟练工人的工作安排和流动、劳动支出与工资之间关系的控制能力，甚至还支配了新技术的应用，即马克思忽视了特定的劳资关系对生产组织应用技术和进一步分工的限制。（2）竞争和信用促进资本集中需要其它经济和社会、文化条件 ：英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使其容易维持相当容量的市场以维持小规模生产组织的存在。商业银行偏好负债和中间业务，根本不重视资产业务如投资和长期信贷。产业资本家融通资金主要通过自身积累和银行借贷，使股份制度在英国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

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依据当时德国或美国生产发展的实践经验，分析了垄断问题。但是他们着重分析的是垄断资本形成所引起的经济关系变化和经济、政治矛盾的加剧，并把它与当时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任务联系起来，而没有分析资本主义垄断生产组织内部劳动过程的发展。他们对金融资本控制下的垄断生产组织发展到国家托拉斯直至消灭生产组织内部分工，仅仅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推理：技术进步既提供了生产集中的必要，也为生产的分散化趋势提供了可能。如第二次科技革命中的电力、多用机床、化学和卡车以及战后的各种新材料、新动力、电子技术等等。扩大生产产生规模经济要受到技术本身、管理能力、运输成本和各种风险的限制。（高峰，1996，31-38页）大规模生产所要求的专用性机器、设备，不可能由大规模生产本身生产出来，即存在着工业二重性。所有这些技术和经济因素都对垄断组织规模的扩大起制约作用。

布雷弗曼对垄断生产组织内部的劳动过程的杰出分析，进一步修正和拓展了马克思关于生产组织内部分工的理论，恢复了劳动过程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中心地位。问题在于他忽视了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制度采用了新的劳资关系形式。这种劳资关系的新形式保证了资本家获得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力在等级制分工条件下的开发。同时他的理论过于强调了劳动技能的退化，无法解释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产过程中雇佣工人劳动概念和执行在一定程度上的统一即劳动技能提高的问题。实际上对资本榨取剩余价值而言，劳动技能退化或提高作为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在不同条件下都有助于这个目的的实现。

激进经济学者将生产组织的产生归因于资本家剥削的需要，强调了劳资关系在生产组织起源和兴起中的作用，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是激进经济学者混淆了等级制分工促进效率提高和等级制分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应用，割裂了技术与劳资关系之间的辨证作用，将生产组织的产生归结为资本家主观意志的产物，忽视了生产组织产生的客观技术基础。例如，琼斯以1700-1870年英国丝绸业从包买商向工厂制度演变的历史经验证明，工厂制度的建立及其扩散是为了利用水力和更先进技术所带来的成本节约，而不是资本家控制劳动过程的需要。（Jones，1987）鲍尔斯和金蒂斯认为等级制分工的建立导致新技术的应用，其采用的历史材料难以证实：“钢铁大王”打破工会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使“美国的钢铁制造业的每个生产阶段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其创新速度是以往所无法比拟的。”（斯通，1974，66页，转引自威廉姆森，2003，327页）技术效率优势是等级制分工形成的客观基础，而不是相反。

法国调节学派通过积累体系和制度形式等中间概念，较为具体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演化过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但是其理论主要着眼于宏观角度，采用的都是一些中间性的概念和范畴，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内部劳动过程的变迁时，很少或没有试图提供任何对于转变的机制与逻辑的详细理解。（Harvey，D.，1990，226页）缺乏抽象的一般性的概念和范畴，因此他们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产组织内部劳动过程变化的分析仅仅是一种描述和分类研究，着眼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表面特征，无法通过辨证的抽象来分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历史演变的根源和实际。（Stavros，M.，1999，310页）

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变迁还需要更为具体的概念，更何况调节学派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产组织变迁的描述才刚刚起步。

哈维着眼于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转变，即从大规模的流水线生产向小规模、灵活的生产方式转变，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理论框架，不仅分析了福特制如何形成的逻辑和转变机制，而且阐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实质。但哈维的理论主要是一种辨证的抽象分析，重点放在当代资本主义货币或金融领域，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转变的具体演化过程的分析，对技术创新、劳动过程内部的实际变迁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详细研究。

3、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20世纪晚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系列典型事实（stylized facts）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正在经历着一种历史性的转变。 但是这种转变还远远没有完成，在某些重要方面无论如何人都可能有不完全之处。各种学派的学者都遇到了一系列理论上的困境，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我们能够在理论上把握住这种转变的逻辑吗？过去和现在在理论上对于资本主义的动力的阐述，不得不根据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两个方面所发生的彻底重组与重建而作出修改吗？我们能够足够好地表达当前的体制，以便对显得是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大大概过程与含义有所把握吗？” （Harvey，D.，1990，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