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包买商制度向工厂制度转化的分析，柯亨指出机器生产的出现、中心动力源的存在和技术不可分性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资本家从只控制产出转化为控制整个生产过程。工厂生产使资本家既获得了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又获得了通过监督生产过程、榨取更多劳动的收益。因此生产组织是资本家创造的、能更好地对工人进控制和剥削的工具。

4、法国调节学派的积累体系变迁理论

20世纪60-7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上的滞涨局面与主流经济学政策上的无能，迫切需要理论上的创新。以阿格利耶塔（Aglietta，M.）、布瓦耶（Boyer，R.）和利皮茨（Lipietz,A.）为代表的一批法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吸收了凯恩斯、卡莱斯基和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发展了一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发展的理论框架，形成了法国“调节学派”。

调节理论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关于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怎样调节人们的行为以保证社会再生产（物质条件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理论。一定的制度形式和调节方式 之间的相互补充，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特定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所组成的积累体系，制约着资本积累过程和经济发展过程。特定的积累体系内部各方面相互协调使资本积累过程或资本主义再生产按该制度特有的规则性继续进行。当经济技术的发展或调节方式的不适应或不完善等原因破坏了积累体系内部各变量之间的均衡时，资本积累过程就会出现周期性或结构性危机：前者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不均衡而产生的，可通过现有积累制度自我调整解决。后者意味着积累过程的变化使得现有积累体系与资本积累过程之间存在矛盾，必须向新的积累体系转变才能解决。

利用上述分析框架，调节学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积累体系，经历了以简单协作的生产组织形式为特征的外延型积累体系，向以泰罗制为特征的没有群众消费的内涵型积累制度的发展。泰罗制积累体系内在的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使其在战后被以福特制为特征的伴有群众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系所取代。福特制积累体系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和技术体系的资本积累过程，是基于以下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以生产机械化、自动化和标准化形成的流水线作业及其相应的工作组织，通过大规模生产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资之间通过集体谈判所形成工资增长与生产率联系机制诱发了大规模消费，促进了大规模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资本家之间的垄断竞争使生产建立在对未来计划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与福利国家制度，不断熨平经济周期和维持有效需求，调节着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的良性循环。美国支配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积累过程顺利进行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

20世纪70年代末，福特积累体系五个方面的内容都不再具有过去的属性，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已不复存在：生产组织内部极度的等级制劳动分工造成的激励问题，使通过劳动过程的科学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日益困难；投资项目庞大，延长了形成生产能力和赚取利润的时间并增大了风险；劳资之间寡头垄断局面使工资和价格下降的调节形式难以发挥作用；市场饱和以及消费模式向多样化转变，建立在标准化产品、长周期生产基础上的生产模式不再具有大规模生产的优势，福特制生产组织获取高额利润更加困难；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和福利国家制度不断增加的社会开支难以为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各国经济面临更加不稳定的国际环境。

5、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演变的分析

20世纪70年代，市场环境的变化和一些偶然事件的影响，使福特制生产组织的内部缺陷完全显现出来，产生了“福特主义的危机”。（谢富胜，2005，139-140页）美国作为福特制生产方式的典型代表，与日本和德国相比，其劳动生产率出现了停滞或下降趋势，在国际上的工业领导权相应地不断衰落。而与此同时，意大利、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某些地区和日本，却出现了与美国生产率下降的相反局面。经过近20年左右的调整过程，结合信息技术的发展，美国的大福特制生产组织开始向灵活积累或后福特主义与精益生产组织模式转变，调节学派的布瓦耶（Boyer，R.）以及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斯温格多夫（Swyngedouw，E.）和戴维·哈维(Harvey，D.)等，分别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演变进行了分析。

布瓦耶指出，福特制积累体系正处在向新的积累体系如“后福特主义”或“索尼制”的演变过程之中。他描述了新积累体系已经呈现的部分主要特征：持续的产品/工艺创新；终身雇佣的具备高技能和高归属感的雇佣工人；对剩余的折衷分配；生产组织通过多级分包网络来利用市场、产品和技术信息，并保持分包商之间的竞争；制造业、银行和国家分担技术创新的长期战略。（Boyer，R.，1991）

斯温格多夫分析了技术和劳动过程方面转变的大量细节，通过强调生产和工业组织方式的变化，利用调节学派的语言，描述了积累体制及其调节方式是如何变化的。下表概括了他对福特主义和适时生产之间在生产过程和劳动特征方面的对比。（Swyngedouw，E.，1986）

福特主义的生产（以规模经济为基础） 适时生产（以地域经济为基础）

A 生产过程同质商品的大量生产 小批量生产一致性和标准化 各种产品类型的灵活和小批量生产大量缓存货物和存货 无存货事后测试品质 过程中品质控制职责废品在缓存货物中被隐藏 废品及时检测职责生产周期长、检测和存货瓶颈浪费生产时间 减少时间浪费，减少“工作日多孔结构”资源推动 需求推动垂直与水平结合 垂直结合转包通过控制工资降低成本 边干边学与长期计划结合 B 劳动由工人从事单项任务 多重任务按制定的工作标准比例付酬 各种个人津贴制度付酬工作高度专业化 消除工作划分没有或仅有很少在岗培训 长期在岗培训垂直的劳动组织 更加水平的劳动组织毫无学习经历 在岗学习强调减少工人的责任 强调工人的共同责任没有工作保障 核心工人高度就业保障、临时工没有工作保障与很差的劳动条件

哈维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点：（1）资本主义是以增长为方向的，它必须为产量和实际价值的增长准备好基础，并在实际上取得产量和实际价值的扩张；（2）实际价值的增长倚赖于对生产中活劳动的剥削，即增长始终要以劳动所得与劳动创造物之间的差距为基础，因此生产和市场两方面的劳动力控制和劳资关系对资本主义永久存在是根本性的；（3）资本主义必须在技术上和组织上具有能动性，竞争的外在压力导致单个资本家进行追求利润的竞相创新，而组织和技术上的变化，在减缓由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力控制领域的双方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的动力方面起着一种关键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三个必要条件是不一致和相互矛盾的，资本主义必然潜伏着危机。危机产生了过度积累的周期性阶段，必须通过以下几种不威胁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方式来表现、遏制、吸收或处理过度积累的趋势。（1）商品、生产力、货币价值的“贬值”，或许还可以加上彻底的破坏，提供了处理剩余资本的一条途径。但它以一种过分残忍的方式暴露了资本主义理性的非理性的一面，对于应付过度积累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绝非不同寻常的选择。（2）通过使某种调节体制制度化而进行的“宏观经济控制”，可以抑制过度积累的问题，或许会持续相当一段时期。但却导致新一轮的过度积累。（3）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转移而“吸收过度积累”：a、时间上的转移或者必需把资源从满足当前的需要转移到探索未来的用途，或者必须加速周转时间以便加速本年度对上年度过量能力的吸收。b、空间上的转移必需吸收地理上扩展的过量资本和劳动力。但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转移最多是对过剩积累的短期缓解。（Harvey，D.，1990，173-188页）

哈维认为，战后福特主义从上述三个方面暂时解决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过度积累的趋势，导致了1945年到1973年的长期繁荣，建构起了一系列劳动控制的实践、技术上的组合、消费习惯和政治-经济力量的结构，可称之为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的积累体制。自1973年以来，福特主义已经耗尽了处理过度积累问题的所有选择，控制危机趋势发展的所有机制，最终被资本主义根本性矛盾的力量压倒，“危机”开创了一个迅速变化、流动和不确定的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继续在历史的——地理的发展中作为一种不变的塑造力量在起作用。“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消费习惯、地理和地理政治结构、国家权利及类似的东西之中各种根本性的信号和标志十分丰富。”（Harvey，D.，1990，121页）灵活积累体制开始出现，这种体制意味着适应，它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策略在时空范围内的简单再结合并互为来源：一方面，在福特主义之下建立起来的很多标准生产体系已经转向低工资地区，形成“周边的福特主义”，各种新的生产技术与各种组织协调形式使得家庭的、家族的、父权制的劳动体制和“远距离工作”的血汗工厂、非正规劳动活动（如临时就业、自我就业、转包等）的复兴；另一方面，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变化开始为一些创新企业赢得暂时的利润和作为低商品成本的更为普遍化的利润，这种策略需要具有高度技能的劳动力，以及理解、贯彻和管理新的却更加灵活得多的技术创新与市场定位模式的能力，资本主义核心企业越来越依赖于为了未来积累而调动作为一种工具的知识劳动力， 劳动力内部就出现了有高度特权的、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授权的阶层。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生产组织理论的特征、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理论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