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以后，内燃机和电力的发明与应用、西门子-马丁炼钢技术的推广、钢的广泛采用、若干化学技术的突破等新的技术创新，带动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如冶金、机器制造、电力、电机、石油和化工等重工业部门先后建立和发展起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组织发生了急剧变化，大大加速了资本积累过程，生产规模和金融组织不断扩大，股份公司在德、美等国成为主要的资本组织形式，生产和资本日益集中到少数大企业手中。20世纪初至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变化和进一步发展，使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及起内部劳动过程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 分析的中心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福特制危机的出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组织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调整过程，逐渐形成了后福特主义或灵活积累模式，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这种转变过程进行了初步分析。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垄断组织理论
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从资本集中的研究中对垄断组织的产生做了科学的预见。恩格斯在晚年注意到垄断生产组织的出现，在编辑《资本论》第一、三卷时，以小注和增补的方式 ，描述并初步解释了垄断组织的出现。1903年，拉法格发表了《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一文，指出托拉斯利用经济手段“消除竞争，用有计划的生产组织代替资本主义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状态。”（拉法格，1985，212页）这种生产组织是从实际的经济过程的矛盾运动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托拉斯的利益同银行的利益溶合在一起”，“托拉斯体系必须通过银行的统一组织将工业联系成整体”，“工业和银行，随着经济的发展有必要联合起来。”（同上，270-272页）通过分析托拉斯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他认为“资本主义正在演变到它的最后阶段。”（同上，226页）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对垄断组织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基于德国当时垄断组织发展的经验，希法亭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企业固定资本相对投入加大和加快，资本有机构成迅速提高，从而造成企业利润率下降，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便产生了通过联合和垄断以阻止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在此过程中，产业对银行的依赖使银行资本职能发生变化：从提供流动资本信用为主向以提供固定资本信用为主转变，股份制度所提供的条件、巨额“创业利润”的动力，使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为金融资本，进一步促使生产组织卡特尔化 。
在希法亭理论的基础上，布哈林指出，“资本家垄断组织的形成过程，是资本积聚与集中过程的逻辑的和历史的延续”。（布哈林，1983，57页）这个过程既有横向的同种生产部门的兼并，又有纵向的不同生产部门的兼并，各生产部门组成一个垄断企业。这个过程既发生在生产部门，又发生在流通部门，以及银行和工业之间 。经过这样的兼并，国家与唯一一个垄断工业和垄断银行相渗透的垄断经济相结合，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在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内部，社会分工由托拉斯内部分工取代而完全消失 ，计划生产取代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商品生产和竞争完全消失。各个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竞争会形成一个由工业国和农业国组成的自给自足的有机体。
列宁批判地吸收了希法亭、布哈林关于垄断组织的理论，指出“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列宁，1990，336页）竞争转化为垄断之后，生产以及技术发明和技术改进的过程都社会化了。与此同时银行之间通过兼并和重组，从集中走向垄断，银行开始监督、控制产业资本，垄断工业资本与垄断银行资本相结合而成为金融资本，银行成为万能的垄断者，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通过经济上的“参与制”和政治上的“个人结合”，控制着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资本主义演进到帝国主义阶段。在此基础上，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后，“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列宁，1995，202-203页）
二战后，斯威齐、巴兰和曼德尔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进一步分析了垄断资本的发展是否引起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作用的变化，着重探讨了垄断组织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
2、布雷弗曼（Braveman）对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分析
作为第一位重新将马克思对资本家控制劳动过程的分析应用于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经济学者，布雷弗曼试图系统地探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劳动过程的变化以及劳动人民的职业和工业结构的变化。其中心论点是：管理部门通过组织分工将劳动的概念和执行区分开来，以便保持并加强他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来榨取更多的劳动。随着垄断组织的出现，科学本身转化为资本被系统地应用于生产，通过科学管理和工业技术的应用进一步加深了组织内部分工，劳动者技能日益退化，越来越依附于资本。
布雷弗曼指出，为了在越来越少的劳动时间内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产品，必须改进生产方法和提高机器的效率：“管理部门致力于分解工人所掌握的劳动过程，把它改组为管理部门所掌握的劳动过程，新生产方法和机器则是管理这种努力的部分体现。”（布雷弗曼，1978，151页）在生产组织内部分工使工人成为局部劳动者的基础上，科学管理运动通过工业工程师的动作和时间研究，“把全部操作、一直到最细小的动作，都加以概念化，设计、测量，使适合各种训练和作业标准都预先定好，然后要求雇佣工人按照同机器规格最为相象的规格来适应生产上使用的机器”。（同上，160页）雇佣工人的劳动被分解为一般的、不断重复的各种标准化动作。流水线生产的出现使手脑的分离、概念和执行的分离达到了极为严格的程度，管理部门取得了对装配速度的绝对控制，工人的劳动强度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劳动“成为管理部门所指挥的生产过程的一种客观要素。”（同上，152页）科学管理的实践是与机器演变相一致的。机器演变的关键因素是对机器运转的控制方式，机器从简单固定的构架取代人的双手去操纵工具的运动，演变到整个工艺过程从头至尾不仅用机械而且用电力、化学和其它自然力来操纵。“逐步并尽可能地消除工人的控制职能，并把这种职能转移到由管理部门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尽可能地加以控制的一种装置上去。”（同上，190页）
“资本的社会化事业和把管理权交给资本家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在年代顺序上是同管理活动范围无限扩大相一致的。不仅企业规模在高速度发展……而且管理的职能也非常迅速地得到扩大。”（同上，230页）生产活动通过科学管理和机器的发展进行充分改组以后，职能部门也必须重新进行划分。每个职能部门都有其主管的在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方面：规划、设计、研发、计划、生产管理、质量检查、生产成本核算、工作研究、方法研究、工业工程、规定发货路线和运输、原料采购和管理、工厂和机器的维修、动力、人员的管理和训练等等。当基本工程技术需要得到保证以后，为了实现包含在大规模生产的产品中的剩余价值，销售职能成为垄断组织的第一需要。与此同时管理部门也从一种单线组织改组为适合把职权再分为各种职能的各个职员组织的合成体，管理成为生产组织内部实现控制、类似于生产这种劳动过程而进行的一种劳动过程，其中也包含着各种对抗关系。垄断生产组织的巨大规模使其内部的计划实际上成了必要的社会协作计划的粗糙代替品。
垄断组织内部劳动过程的变化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减少了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需求。管理职能的扩大、销售机构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成为办公室工作人员和销售机构的雇佣人员。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而创立的新工业、新服务业也吸收了大量劳动者。从整体上看，工人阶级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劳动的简单化使劳动者技能水平下降，越来越成为资本的工具。
3、激进经济学者的生产组织起源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人对大规模生产组织内部极度分工的“不满情绪”，如旷工、离职、罢工、生产中的破坏活动和玩忽职守等显著增加，劳动生产率出现下降。这就涉及到如何看到造成这一现象的劳动等级制分工问题。西方主流学者和模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前苏东国家的经济学者，都主要是从技术必要性来看待劳动等级制分工问题：在一定的技术背景下，通过工作分割和常规化来提高生产率，最终使以劳动的等级制分工为特征的工厂制度取代了传统的劳动组织形式。以马格林、鲍尔斯、金蒂斯和柯亨为代表的激进经济学者，通过对工厂制度和大规模生产组织兴起的历史考察，指出工厂制度内部的劳动等级制分工并不具有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工厂制度和大规模生产组织实际上是资本家用来剥削和更好地控制工人的手段。
马格林从批评斯密关于分工提高效率的三个原因入手，指出分工节省任务传递时间只是在每一项操作持续很长时间时才是必要的，但节约操作转换时间在总操作时间内无关紧要。分工促进机械发明与分工使劳动者愚昧相矛盾而不具有说服力。分工提高了熟练程度，但当考虑一些需要长期学习的工作如外科医生、钢琴演奏家和歌剧演员时，这一点非常有限，而且在早期工厂和生产中，儿童、妇女和成年男性很快学会所有各种技能。因此劳动等级制分工并不具有技术效率上的优越性。劳动分工通过“分而治之”，维护了雇主在财务上的支配地位和直接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中介人的地位。在等级制组织中，劳动时间的延长、强迫加快劳动速度、使用妇女和儿童劳动、工作分割分化了劳动者之间的团结和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力等，大大降低了劳动力费用，最终使工厂制度成功地取代了传统的劳动组织。
鲍尔斯和金蒂斯在马格林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由于资本家拥有大量资金用于新机器的开发，为发明者提供了稳固而显著的市场，以获利为目的的发明者，试图通过使自己的发明适应与工厂生产的社会关系相一致的各种生产方式来满足资本家的需要，最终使技术创新模式绝对地偏向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等级制的分裂的生产关系。他们以凯瑟琳·斯通关于美国钢铁工业发展的研究为基础，分析了“钢铁大王”们通过丨警丨察部队破坏联合的钢铁工会，打破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建立起等级制的组织结构，在生产中大规模地引进新技术和新机器的过程，说明不是技术支配了生产的社会形式，相反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广泛地支配了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