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方程组(2)还表明，产出品的价格与投入品的价格是同时决定的。这意味着博特凯维兹分析框架还是建立在下面这个荒谬的假设上的：在走出生产过程之前，投入品没有价格，然后在走出这个过程之后，资本家根据产出品和平均利润率再来支付投入品的价格。

比较博特凯维兹的方程组(1)和方程组(2)，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种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上一期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S1、S2和S3所代表的商品并没有进入下一期的生产过程，而是被资本家非生产性的消费了。而这些被资本家非生产性消费的商品的部分价值和部分生产价格被隐含地认为是完全相等的。

当马克思根据历史过程以价值来计量投入品的成本进行第一次价值转形时，人们都承认，此时总平均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且总生产价格等于总价值。但是，人们忽略了，此时资本家作为剩余价值消费掉的那部分商品的生产价格与其价值一般是不相等的。从而，扣除这部分商品后，资本家用于下一期生产的投入品（C+V）的生产价格与其价值已然不相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下一期的利润等于剩余价值，则其总生产价格与其总价值就不相等。而要使总生产价格与其总价值相等，就必然要已然不等的投入品的生产价格与其价值上分别加上不相等的利润和剩余价值。

可见，主要的问题是由于资本家的非生产性消费造成的。而资本家用于下一期生产的投入品的生产价格与其价值不相等，就是马克思所提到的误差。但是，“无论商品的成本价格能够怎样偏离商品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这个过去的误差对资本家来说是没有意义的”[4]P185。只要我们令这个对资本家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误差等于零，即按投入品的生产价格计算其价值，那么，用生产价格取代价值进行下一次价值转形时，仍然会有总平均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且总生产价格等于总价值。

实际上，“‘价值总量’与‘生产价格总量’只是同一个数量的不同表现方式，前者表明全社会的商品都是劳动创造出来的，后者表明这些商品的劳动过程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从而，它们不可能不相等。而总剩余价值量等于总利润，也仅仅是因为利润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或者说它是劳动价值理论关于利润的定义式，从而这两个量也不可能不相等”[8]。因此，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中的两个关键等式即“总平均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和“总生产价格等于总价值”的同时成立，就象会计学上的两个等式即“资产等于负债加权益”和“利润等于收入减成本”的同时成立一样，无须任何数学上的证明。

“尽管各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实际利润率不断发生巨大的变动，……一般利润率的实际变化，在不是例外地由特殊的经济事件引起的时候，总是由一系列延续很长时期的波动所造成的、很晚才出现的结果，这些波动需要有许多时间才能固定成为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的一个变化。因此，在任何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把市场价格的波动完全撇开不说），生产价格的变化显然总是要由商品的实际的价值变动来说明，也就是说，要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的变动来说明。”

总之，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的百年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中不仅不是多余的，而且还是必备的。

六、小结

马克思指出，“总的说来，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4]P181。

无论是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还是价值转形问题陷入百年争论的困境，都反映出我们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过程中，常常倾向于简单的数学思维方式，忽略了历史的和现实的经济过程，忽略了马克思已经揭示出来了的一般规律的错综复杂和近似的表现方式。

参考文献：

[1] 林岗. 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及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关系问题的探讨[J]. 教学与研究, 2005, (7): 52-58.

[2] 姜启渭. 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量的关系探讨”的探讨———兼与林岗先生商榷[J]. 教学与研究, 2006, (12): 73-78.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 资本论: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 史晋川. 马克思的价值转形问题与斯拉法的“标准体系”[J]. 财经论丛, 2003, (5): 1-10.

[7] 白暴力. “价值转形问题”的博特凯维兹模型分析——“博特凯维兹误解”的产生[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6, (5): 9-15.

[8] 余斌. 从斯蒂德曼的非难看劳动价值理论及价值转形问题的计算[J]. 教学与研究, 2007, (3): 49-56.

作者简介：1969年生，湖北武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研究方向：经济科学与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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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公平与效率的研究”（项目批准号：06JA810002）的研究成果之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理论的演进

谢富胜

一、引言

作为人类经济生活中重要单元的生产组织，自14世纪以来，一直处在变迁过程之中。手工工场的出现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组织 的诞生。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英国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工厂制度，代表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组织形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逐渐形成了以流水线作业和M型组织结构为特征的“福特制”生产组织，二战后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组织形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丰田生产方式”（精益生产）具有很大的竞争活力。20世纪的最后十年，在吸收了日本“丰田生产方式（精益生产）”的思想，结合信息技术的发展，美国逐渐形成了“大规模定制”的新型网络化生产组织形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手工工场产生以来，上述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出现的生产组织形式，都与这些国家在世界上国力的上升处于同一时期。

对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及其变迁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视角。一是从生产角度来进行研究，包括古典经济学者的研究、企业史学者对生产组织的研究、新熊彼特技术创新学派以及弹性专业化与精益生产理论。另一个是从交换角度对生产组织的研究，包括马歇尔的生产组织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等。从生产角度研究生产组织的各种理论，相继或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不同时期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发展的实际状况。但是也存在着仅仅研究生产组织在社会形式或生产结构上的某一特征变化的片面性，不能从二者相互动态矛盾作用的角度，完整地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主导性生产组织的变迁过程。从交换角度研究生产组织的各种理论，通过将社会分工等同于生产组织内部分工，在不同程度上将生产或生产组织抽象为交易或合同关系这种最简单的规定，用纯粹的交易或交易关系代替具体的生产或生产关系，不可能揭示具体的生产组织动态的变迁过程。我们认为生产过程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变迁的出发点，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路。（谢富胜，2005）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挖掘和梳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的理论 ，总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变迁理论的发展历史，阐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变迁研究的特征和不足，并指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马克思的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理论

马克思首先描述了一个均衡的市场交换组成的经济体系：所有的商品都按照其价值进行交换，商品的价值由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如果所有商品都按照价值进行交换，那么价值增殖来自何处？马克思对流通过程的分析表明，流通过程并不能产生价值增殖，价值增殖来源于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与其使用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异。通过用货币购买工人的劳动力，货币所有者获得了指挥工人在既定时间内进行生产的权力，其货币相应地转化为资本。资本所有者支配着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超出再生产劳动力价值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继续劳动，就能占有雇佣劳动者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在任何生产过程中，从投入到产出的转换，需要人们计划和实施其自身的劳动力与原材料、工具及机器的结合。在资本主义商品过程中，在工资和对厂房、设备和材料的投资既定的条件下，劳动时间越长、劳动强度越大，劳动力的利用程度越高；单位时间内将购买的投入转化为商品的数量就越多，单位劳动成本和资本成本越低，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越多。在区分简单协作和分工、以及分工的各种形态等概念的基础上，基于劳动力和劳动之间的区分，结合英国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发展的历史经验，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将分工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变迁结合起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内部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及其对劳动人口工作条件所带来的影响，描述了从手工工场（包括简单协作和分工两个阶段）逐步演变为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工厂制度的主导性生产组织演变过程。随着生产组织从手工工场向工厂制度的演变，劳动与资本关系也发生了从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