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关于人的行为和动机模式的理论探讨，常常是和改革中的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譬如，认同新古典经济人假设，往往导向业主私有制崇拜和MBO(管理者收购)这样的改革思路。另一方面，反对盲目私有化的学者则强调人的行为和动机的多样性与特定制度之间的联系。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程恩富教授提出的“新经济人”假说。他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有益于我们在现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①
程恩富教授的观点，和英国学者多尔的观点不谋而合地走到了一起。后者在谈到中国国企改革时指出，自从1993年以来，“中国在不断地展开有关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争论，这样的争论经常是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以为真正的‘现代’商业公司的形式只有一种。”②在多尔以及拉让尼克等人的著作里，我们看到，基于抽象的人性而设想出来的制度安排，碰到了来自现实的制度多样性的挑战。经济当事人在行为、动机和信念上体现出来的差异，是与特定的资本积累体制和企业制度、甚至特定的文化相适应的。那种把私有化看作国企改革的万能钥匙的观点，既反映出对人性的偏狭理解，也没有扎根在坚实的经验土地上。
这使我不由得想起，2006年初国内《商务周刊》杂志曾经刊登的一篇文章，题为《向丰田学习管理》，里面引用了日本米其林轮胎公司一位生产总监的观点。他发现，在中国推广丰田生产方式遭遇到困难，而这种困难来自于他在中国人身上观察到的美国式的个人主义：
以我些许的经验为依据，是否可以假设中国人在引进精益生产方面比其他国家更困难?丰田本身在中国就曾有过一段艰难历程，中国的员工在接受丰田的价值观方面感到不太容易，中国的个体原则和日本的集体原则不容易匹配。……丰田有一种无私奉献的意识，但同时有一种将团队利益转化为个人利益的意识。而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人具有相同的理性主义。……我有时感觉，精益生产的内容不太容易被中国公司和人员接受，因为精益生产的精神不太容易复制到中国的公司。③
丰田生产方式的核心是企业对职工技能的长期投资，而这之所以可能，又取决于以终身雇佣制为核心的一系列构成日本企业制度特色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为一线员工参与企业的组织学习提供了支持，企业员工也乐于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展开合作、贡献其技能并付出更多的努力。不少人忽视了这一点，以为丰田生产方式就是零库存(Just In Time)、看板生产等等。这样一来，他们所看到和模仿的，就只是表面的管理实践，而不是构成这一生产方式灵魂的制度基础。实际上，没有企业内部不同层级之间的整合，JIT和看板管理都是无法实施的。④《商务周刊》所引述的那位日本经理的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他在中国人身上所观察到的那种崇尚“个体原则”的“理性主义”，是传统集体主义价值式微的产物。在中国当前的学术语境中，要想驳倒新古典经济人假设，也许最后的困难是在这里。
[本文责任编辑：钱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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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程恩富：《新“经济人”论：海派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11期，第24、26页。这些观点，事实上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譬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们就读道：“个人总是并且也不可能不是从自己本身出发的……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64、265页。
②多尔：《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第3页。
③《向丰田学习管理》，《商务周刊》2006年1月20日，http：／／www．businesswatch．com．cn／Articleshow． asp?ArticlelD=1444。
④参见拉让尼克、奥苏丽文《公司治理与产业发展》第四章“组织学习与国际竞争——日本制造取胜美国的根本法宝”(黄一义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年)第88—89页。
论价值理论与价值转形的若干问题[1]
余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100732）
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较明确地提出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人认为，这两种含义是分别涉及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这两个不同方面；也有人认为这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其实，《资本论》中还隐含了第三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从《资本论》的论述来判断，决定价值的还是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的百年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中不仅不是多余的，而且还是必备的。
关键词：价值理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转形；资本主义
一、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林岗指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具有两种含义，并认为，“这两种含义分别涉及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这两个不同方面的问题”[1]。姜启渭则认为，“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是有关价值实现，而是价值创造”[2]。
1、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一含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3]P52。这里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被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一含义。
2、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含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尽管每一物品或每一定量某种商品都只包含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并且从这方面来看，所有这种商品的市场价值也只代表必要劳动，但是，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这时，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4]P209。
林岗认为，“在这句话中，‘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指的就是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而‘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也就是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1]。
二、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争
林岗认为，“假如不知道生产一单位某种商品所必须付出的社会平均劳动量，那么，生产社会所需要的这种商品的总量所必须付出的劳动的总量，即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根本无法确定的。因此，不能说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更不能说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1]。而姜启渭则认为，“总量在先，平均量在后，平均量不能忽然地显现。它如不是本生产周期现实总量的平均，也是上一个生产周期总量的平均量参照数”，进而坚持“两种社会必要劳动共同决定价值”，“价值不单由某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同时另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也要起作用，它要修订、调整前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使之发生变动”[2]。
然而，现实中的总量与平均量的关系，并不是数学上的计算顺序的关系。这里的平均量也不是像数学上那种以总量除以样本数来得到。而且上一个生产周期总量的平均量也并不能成为参照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明确指出，“同样多的劳动时间，昨天还确实是生产一码麻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今天就不是了。货币所有者会非常热心地用我们这位朋友的各个竞争者定出的价格来说明这一点。真是不幸，世上竟有很多织麻布者。最后，假定市场上的每一块麻布都只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使这样，这些麻布的总数仍然可能包含耗费过多的劳动时间。如果市场的胃口不能以每码2先令的正常价格吞下麻布的总量，这就证明，在全部社会劳动时间中，以织麻布的形式耗费的时间太多了。其结果就象每一个织布者花在他个人的产品上的时间都超过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这正象俗话所说：‘一起捉住，一起绞死。’在市场上，全部麻布只是当作一个商品，每一块麻布只是当作这个商品的相应部分”[3]P126。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也强调，“每一种商品的价值，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种再生产可以在和原有生产条件不同的、更困难或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4]P158。
既然今天与昨天会存在那么大的差别，那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一含义中的“平均”就应当是指当前“再”生产条件下的平均，而与上一个生产周期的平均量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一点，是通过商品变得便宜和商品不得不按同样有利的条件进行生产而表现出来的”[4]P726，无须先有什么总量，以便再由这个总量来计算平均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