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些人群在进行最后通牒游戏时表现会如此不同?几位学者发现，印度尼西亚的拉马莱拉捕鲸者需要大规模地集体捕猎，习惯于平等地分配所得。巴拉圭的阿切人打猎和采集获得食物后，在成员中平均分配所得到的食物。巴布亚和新几内亚的奥和格瑙人在提出较高的分享动议时，是在寻求提高他们的地位，而拒绝动议的人则是在拒绝接受一个较低的地位，尽管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根据这几位学者的意见，一般的结论是：第一，在不同的集体中，标准的行为也是不同的，上述集体中的人有的表现得比欧美学生更慷慨，有的则更吝啬。第二，在这些集体中，并未发现新古典经济人的行为具有典型性。第三，不同集体间的行为差异反映了不同集体中的人在谋生方式上的差异。③

上述结论是以实验为基础的，但这类实验及其结论却可能招致以下反批评。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人概念就是个抽象，它撇掉了人的行为的其他社会特征，以利于经济分析。可是，参与上述实验的人却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体，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实验参与者的行为中体现了某种公平价值观的影响，但这不足以驳倒经济人假设，因为这个假设涉及的不是现实的个人，而是思想实验构造出来的抽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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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参见Joe Henrich，Robert Boyd，Samuel Bowles，Ernst Fehr，and Herbert Gintis，Foundations of Human Reciprocity：Economic Experiments and Ethnographic Evidence in l5 Small—seale SDfieti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S．Bowles，Richard Edwards，Frank Roosevelt，Understanding Capitalism，Oxford：OUP 2004，Ch·2。

③引自S．Bowles，Richard Edwards，Frank Roosevelt，Understanding Capitalism，3rd edition．，Oxford： OUP 2004，DD．40—41。

在我们看来，这些意见还关涉到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这一抽象的适用范围问题。和古典经济人概念一样，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也是一个抽象(即“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利用这个抽象，马克思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可是，这类抽象都有某种可以称作“结构主义”的特点，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构件，执行着这个系统的正常运转所要求的功能。而这样一来，在这类抽象的基础上似乎就难以解释，第一，该系统本身的重大制度性变革；第二，制度的多样性以及相应的人的行为模式的多样性。

卢卡奇曾对第一个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在他眼中，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一直是作为客体存在的。也就是说，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工人一直听凭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摆布。这样的工人阶级只是自在的阶级。一旦工人阶级经过外部灌输获得了阶级意识，将拒绝这样的客体地位，一变而成为历史的主体，起来结束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统治。①在我们看来，卢卡奇在方法论上已经察觉到把人规定为经济关系的承担者所包含的局限性，并力图将实践的主体性又重新赋予工人阶级。最近，赵磊教授曾在一篇短文里探讨了马克思的人性观，他也提到了人的主体性问题，并认为马克思人性观的本质是强调实践。他指出，第一，在马克思那里，人性是不能先于社会存在而给定的，这种观点在方法论上可以概括为“存在决定本质”。与之相对立，新古典经济人假设则属于“本质决定存在”的本质主义观点。第二，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马克思心目中的社会存在不仅是指生产的社会关系，而且最终还原为实践。“从实践的角度来把握人性，才是马克思‘人性论’的真谛。”他还引证了马克思的话：“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并就此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人性归结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②

赵磊教授在这篇短文里概括地表达出来的见解，在方法论上是完全正确的。在我们看来，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规定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并没有涵盖人的实践活动的全部本质特点。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这个概念所强调的是“决定论”的一面，即制度的一般特征决定了人的行为和动机模式。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把人性归结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正是人性的这一维度推动着制度本身的改变。可以推想，从这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中才可能产生出演化经济学所注重的“新事象”，即人的行为模式的多样性和制度的多样性。在分析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的重大变革和这一制度的多样性时，也许有必要超越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这样的视角，在对人的行为模式的解释中接纳来自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

在《资本论》序言里，马克思曾明确地表示，他所分析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运动规律。对他而言，工业上先进的国家向落后国家所展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意见意味着，他在当时还没有把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的问题提上分析的议程，更谈不上考察制度多样性与人的行为模式之间的关系。③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以阿尔贝尔、多尔、拉让尼克等为代表的一些国外学者推进了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是值得国内马克思主义者高度重视和借鉴的。在他们看来，20世纪的资本主义并非铁板一块，存在着两类不同的资本主义，一方面是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另一方面是以德、日等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用法国作者阿尔贝尔的话说：“苏联的解体使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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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

②赵磊：《马克思对人性的把握最终归结为实践》，《光明日报》2006年7月8日。马克思的话见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6页。

③对这一点的讨论，参见孟捷《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载《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6期。

义两种模式之间的对立凸现出来。”“它们互相对峙，形成‘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①在这两类资本主义模式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企业目标和行为模式，“一方是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它的基础是建立在股东和短期利润优先之上；另一个是莱茵资本主义，优先考虑长期利益和首先把企业看做一种连接资本与劳动的共同体，是它的首要目标。”②

在阿尔贝尔之后，多尔、拉让尼克等人更深入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多样性问题。③他们指出，在当代英美模式中，看重的是企业在金融市场上的价值，利润率即资本的收益率被资本所有者或其代理人看作衡量企业绩效的关键尺度。根据这个尺度，劳动被看作和其他物质资源一样，只是生产成本的一个项目，越是压榨工人，生产成本越低，企业的绩效也越高。他们发现，和英美企业比较，日本企业在股票市场的价值和资本收益率方面表现平平，但是在诸如储蓄、增长率、世界市场的份额和就业等其他指标上，日本企业做得更好。

多尔等人在理论上提倡用另一个衡量企业业绩的指标，即企业的净增加值(net added value，或NAV)，来代替利润率。NAV等于总销售额减去购买和折旧。或者说，是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减去为生产所购买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在他们看来，和利润核算相比，这个指标能更好地反映企业职工的价值创造。按照他们的计算，欧洲大陆企业的人均NAV(生产率)高于英美企业。另一方面，英国企业付给持股人的收益占NAV的比率，比欧陆企业要高三到四倍。④

通过对两种资本主义体制的细致比较，发现了不同体制下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的差异。多尔在他的著作里这样写道：“这本书并不符合新古典主义教科书的标准，在这类教科书里写道的‘人性，仿佛到处都是一样的，经济‘规律’是从到处都一样的人类共同的最大理性行为中总结出来的。我的这本书是关于活生生的人的，家庭、学校、烟草广告、电视剧、政治家的演说和工作友谊使他们成为这样的个体，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特殊的国家共同体。而且，他们的经济制度、经济行为的结果也不同。”⑤

多尔批评的是新古典经济学，但他的评论也可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借鉴。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的理论，和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这样的抽象是可以兼容的吗?是否为此需要发展一种更为具体的行为和动机模式的理论?笔者本人还无力勾勒出这一新理论的具体轮廓，但我们相信，要制定出这样一种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和新兴的演化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展开建设性的对话，以汲取他们所提供的理论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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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杨祖功、杨齐、海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17页。

②阿尔贝尔，前揭书，第66页。

③可参见Ronald Dore，William Lazonick and Mary 0’Sullivan．Varieties of Capit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OwJbrd Reviezw of Economic Policy，vol．15，no．iv，1999；William Lazoniek，Ronald Dore， Henk W．De Jong，The Corporate Triangle，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7；多尔：《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④William Lazonick et al．，The Corporate Triangle，PP．36—37，89f，95—96，98．

⑤多尔：《股票瓷本丰义·福利资本丰义》中文版序言，李岩、李晓桦译，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