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利润最大化假设和不确定性：来自演化经济学的批评

新古典经济学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的动机，为此要求生产按照边际原理来进行。1939年，两位英国经济学家霍尔和希琪对38家企业进行了访问调查。调查不是随机选择的，而是由于管理卓有成效，才被选为调查对象。结果发现，第一，企业并不企图获得最大利润；第二，企业也不使用边际成本=边际收益的原理，而是使用平均成本原则来确定价格，价格是在平均可变成本和平均固定成本之上再加上正常利润而形成的。此后，美国也有经济学家做了结果类似的研究。这些研究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挑战，促成了一场有关“边际主义的辩论”。①

在一篇发表于1953年的论文里，米尔顿·弗里德曼借用生物学类比对新古典利润最大化假设做了一个经典的辩护。如他所说：

不管明显地、直接地决定企业行为的因素是什么——习惯性的反应、随机性的机遇，或难于归类的一些东西——其结果都是一样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这一决定因素碰巧导致了与理性的、精明的收益最大化相吻合的行为，企业就会兴旺，并获得进一步扩张的资源；若非如此，企业就会失去资源，而且只有从外界引入新资源才能维持存在。这样一来，“自然选择”过程有助于证实这个假说(引者按：指最大化假设)——或者毋宁说在给定自然选择的情况下，我们接受该假说在很大程度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即该假说恰如其分地概括了生存的条件。②

这就是说，不管企业在实际中是否追求最大化，经济演化作为一种自然选择过程，为最大化假设奠定了基础：那些生存下来的企业“仿佛”(as if)是在进行最大化。

理查德·纳尔逊和西德尼·温特这样的演化经济学家虽然也在经济分析中采纳了来自进化论的类比，但在他们看来，弗里德曼的上述观点包含着理论上的重大缺失。在发表于1964年的一篇论文里，温特率先对此展开了深入的分析。③他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第一，温特指出，弗里德曼事实上把企业表现出来的行为看成是随机产生的，但这样一来，就没有理由假定一个碰巧实现最大化的企业在下一个时期仍会选择最大化；而且，这样的随机性还意味着，一个已处于破产边缘的企业可能由于机缘巧合一变而成为利润最大化者。弗里德曼假定，演化过程会根据企业表现出来的行为对企业进行甄别，但他没有进一步对支配企业行为的规则进行分析。若要选择机制发生作用，就必须把基因型(支配行为的规则)对表现型(行为本身)区分开来，并强调前者对后者的约束作用。换句话说，要让选择生效，就必须有某种可继承的特质或基因，以便保证竞争所选择的最大化者的行为模式能存续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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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相关介绍和评论，参见罗志如、范家骧、厉以宁、胡代光《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9页以下；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经济秩序》(三联书店，1998年)第188页以下。

②参见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载《弗里德曼文萃》，高榕、范恒山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209210页。译文根据弗里德曼原文有改动。

③Sidney G．Winter，Economic“Natural Selection”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Yale Economic Essays，1964，vol．4，PP．225—272．以下有关温特的内容还参考了G．M．Hodgson，Evolution and Institutions，Cheltenham，UK：Edward Elgar，1999，Ch．8。另见纳尔逊、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胡世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第二，弗里德曼的上述类比体现了19世纪生物学的“最适者生存”原则，也就是说，进化过程总是会选择那些从某种意义上说更优越或更有效率的个体。然而，20世纪理论生物学的新进展事实上已经颠覆了这个原则。温特在其1964年的论文里指出，考虑到频率依赖效应、新迁入者的特性以及规模报酬作为初始条件的影响等原因，那些表现出最大化特征的企业，可能不会被经济演化过程选择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

纳尔逊和温特后来一起发展了这样的思想①：企业是在各种惯例或常规(routine)的基础上进行决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的这些惯例会获得相对的持久性，类似于生物学中的基因。在他们看来，惯例和由这些惯例派生的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就像生物学里基因型和表现型的关系。除了将惯例类比于基因，纳尔逊和温特还采用了“搜寻”(searching)概念以反映企业惯例中的变化。“搜寻”概念是生物进化论中“变异”概念的对应物。在他们看来，企业事先会确定一个有利可图的界限，如果有充足的盈利，他们就试图维持现行的惯例，根本不去“搜寻”。纳尔逊和温特采纳了西蒙的“令人满意的”原则：行为者试图达到一个给定的“抱负水平”而不是进行最优化。如果企业赢利率掉到这个水平之下，企业就会在逆境的压力下被迫考虑其他选择。他们会投资于研发，努力开发新技术，以图恢复利润率。显然，他们的这些思想考虑到了企业所面对的不确定性以及组织学习过程的重要性。

不确定性的存在从根本上摧毁了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进行最大化算计的可能性。除了凯恩斯、熊彼特、奈特等西方经济学家外，马克思也分析了不确定性问题，这一点似乎常常被人所忽略。在《资本论》第二卷的一处地方，马克思分析了价值运动的独立性和价值革命对资本价值增殖的影响，他写道：

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资本价值增殖时，也就是在它作为独立价值完成它的循环过程时，因而只有在价值革命按某种方式得到克服和抵销时，才能够存在和继续存在。……如果社会资本的价值发生价值革命，他个人的资本就可能受到这一革命的损害而归于灭亡，因为它已经不能适应这个价值运动的条件。价值革命越是尖锐，越是频繁，独立价值的那种自动的、以天然的自然过程的威力来发生作用的运动，就越是和资本家个人的先见和打算背道而驰，正常的生产过程就越是屈服于不正常的投机，单个资本的存在就越是要冒巨大的危险。②

在这里，用科西克的话说，资本积累表现为“一个由‘无意识主体’(价值)的运动构成的系统。……‘人们’戴着这个机构的官吏和代理人的面具出场，作为它的组成部分和要素行动。”③科西克谈到了两种主体，一方面是无意识的主体，④即价值运动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则是持有自己的“先见和打算”的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后者是“嵌”于前一运动中的，其“先见和打算”要受到前者的约制。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非但不能确知将获得多少剩余价值或利润，甚至不能预料固定资本将在多大程度上因价值革命而贬值。若着眼于此，一切和利润最大化有关的算计，不啻是要把房屋建立在流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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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纳尔逊、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2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值得一提的是，在《资本论》英文本(Penguin版)中，这里的“算计”一词被翻译为calculation。

③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第137页。

④“在G—W—G流通中，……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从而蛮成一个自动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5页。

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把资本规定为特定的生产关系，在第二卷则把资本规定为“运动中的价值”。随着研究视角的这种变换，他对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规定也得到进一步深化。在第二卷，借助于资本是“运动中的价值”这个概念，马克思又把不确定性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有限理性引入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行为模式的分析。①在第一卷，资本家“像害了相思病一样”贪恋剩余价值，这种表述初看起来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利润最大化假设之间似乎不存在本质的区别。但细究起来，这里有两点基本差别：第一，正如上一节里指出的，追求剩余价值指的是力图扩大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关系，这在经验上是不可以账本上的数目字来衡量的。第二，由于资本作为运动中的价值受到价值革命的威胁，追求剩余价值的行为是和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对个别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来说，最大化计算是得不到任何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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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先前的著述中，我们曾着力指出，马克思借助于劳动价值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手段与目的、条件与结果之间的联系的不确定性。参见孟捷《劳动价值论与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不确定性》，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五、制度多样性与行为模式的多样性

五、制度多样性与行为模式的多样性

近年来影响迅速扩大的实验经济学据称也提出了不利于新古典经济人假设的结论。“最后通牒游戏”实验(the ultimatum game)是其中著名的一例。最近，几位美国研究者对这个实验做了进一步的推广，他们在15个文化差异巨大的社会中进行实验，结果发现处于不同社会的被实验者表现出很大的行为差异，而这些差异可以从制度和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得到解释。②例如，巴布亚和新几内亚的奥和格瑙人(Au and Gnau people)，常常提出一半以上的分享动议。这样的动议在接受实验的美国学生那里几乎从没出现过。而在巴拉圭的阿切人(Ache people)和印度尼西亚的拉马莱拉捕鲸者(Lamalera whale hunters)那里，他们的分享动议常常近于平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