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D．K．弗利是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认为，在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那里，“经济当事人基本上是他的阶级的代表，……这些当事人的个别行为本身只有在反映了其阶级的社会地位时，才具有重要性。……把许多个别工人或资本家加总，以得到相应的阶级行为的问题几乎不会出现．因为个人和阶级之间的同一性是被严格地论证了的。”见D．K．Foley，The Strange History of the Economic Agent，The New School Economic Reviewt，2004，vol．1，no．1，P．3。

③M．Granovetter，op．cit．，PP．483—487．

三、竞争和企业的赢利能力

三、竞争和企业的赢利能力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中，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和追逐利润这两个提法在意义上是相同的。在这一节，我们想发展一种观点，强调这两种提法在概念上的差异。不过，在此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围绕置盐定理(Okishio throrem)和技术选择的标准而发生的一场争论。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置盐信雄在上个世纪60年代力图通过数学模型证明，资本家在采纳了降低成本的新技术后，平均利润率没有下降，反而提高了，因此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是错误的。谢克则指出，置盐的模型忽略了固定资本，因而没有区分两种衡量赢利能力(profitability)的尺度，一个是利润边际(profit margin)，另一个是利润率(rate of profit)。利润边际是利润和成本价格的比率，是一个流量对流量的比率；而利润率是利润和预付资本之比，是流量对存量的比率。如果考虑到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别，利润边际就不同于利润率。竞争会强迫资本家采纳能带来较低成本价格的新生产方法。但在给定价格下，较低的成本价格会带来较高的利润边际。个别资本家采纳新技术后只是提高了过渡性的利润边际，而非提高了过渡性利润率(指新的平均利润率出现之前，个别资本因为采纳新技术而获得的利润率)。如果过渡性利润率比以前更低了，一旦新的生产方法占据统治地位，新的平均利润率也会降低。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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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A．Shaikh，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Notes on Dobb’S Theory of Crisi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78，vol．2，PP．233～251；A．Shaikh，Marxian Competition versus Perfect Competition： Further Comments on the S0—called Choice of Technique，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80，vol．4，pp．75—83．

反对谢克的观点认为，由于资本家作为理性化经济人偏好更高的利润率，因此他们所能接受的新的生产方法，必须能提高过渡性利润率。在这种条件下，新的生产方法一旦被采纳，最终将在实际工资给定的条件下提高平均利润率。

谢克指出，在决定选择哪种技术的问题上，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标准，一个是竞争标准，另一个是最优化标准，只有前一个标准符合马克思的竞争概念，后一个标准体现了新古典完全竞争概念的影响。根据竞争标准，只要由新技术所降低的价格能够使企业支付包括利息在内的运行成本，企业就能采用这种新技术，并通过降低价格在市场上争夺销售份额，挤垮其他竞争者。

谢克的观点适用于解释使用大量固定资本的经济，并且和经济史上的下述事实相契合。在19世纪末期，出现了铁路这样需要大规模固定资本的部门。对铁路部门的大量投资带来了生产能力的闲置，进而改变了竞争的形式。19世纪美国的铁路公司通过降价来增加运货业务，运输价格往往低得只能补偿运行成本，无法偿付固定资本的费用。①

谢克的观点表明，赢利能力在竞争中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追求利润边际和追求利润率有时是矛盾的。由此派生出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何在一个普遍动机的基础上解释个别资本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目标和行为呢?

在我们看来，可以利用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所做的区别来回答这个问题。在《资本论》第三卷开篇，马克思讨论了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型。和剩余价值不同，利润是基于表面现象而形成的经验意识，是“(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②也就是说，它被看作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并且表现为资本家账簿里的数目字。另一方面，马克思把剩余价值规定为剩余劳动的物化，剩余劳动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力支出的组成部分，这部分劳动没有得到偿付。占有剩余价值意味着获得了一种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因此，这个概念所指涉的，是一种生产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和尽可能地扩大这种权力关系。

对剩余价值和利润的不同意义做出以上界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斯密。在《国富论》第二篇，斯密提出了他的生产性劳动和资本积累的学说，他用资本所能支配的生产性劳动来衡量资本的增殖程度。斯密对生产性劳动的基本定义是与资本直接交换的劳动。如马克思所说：这一定义，“是对劳动能力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整个关系和方式的简称。但是，把生产劳动同其他种类的劳动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种区分恰恰表现了那种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本身的基础的劳动的形式规定性。”这一区分，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基础。”③

受一定量资本推动的生产性劳动，为原资本带来一个“增加值”。④这个增加值分解为利润和地租，倘用以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便形成资本积累。在斯密看来，生产性劳动是新增价值的源泉；在积累过程中，这一增加值又悉数用以推动或雇佣生产性劳动。在这里，斯密把生产性劳动当作资本价值增殖的衡量尺度来对待。⑤而且，他还把这样衡量的价值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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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佩雷曼《经济学的终结》(石磊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0—85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页；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6页。

④《国富论》上卷，第25页。

⑤参见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68—69页。

殖和资本家的利润动机做了比较和区别，认为资本家并不能认识到哪种行业年产物的增加值为最大。①

斯密将资本悉数用于推动生产性劳动，丝毫没有考虑购买追加生产资料的问题，这很容易给人带来误解。不少人以经验主义的方式解读这一点，在他们看来，斯密这样做，是因为资本品的供给严重短缺，劳动在当时是最便宜、最普遍的生产要素。这类解读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甚至似乎也见于马克思。②

在我们看来，斯密有关资本积累的上述理论有如下特点，第一，这个理论并不是一个解释再生产过程的实证性理论。事实上，斯密只是想借助于这个理论把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劳动宣布为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最有效方式。因此，斯密才能在提出资本悉数用于推动劳动时，撇开购买生产资料的问题。斯密在表达该理论时，还不断地与封建贵族用收入来购买仆役的非生产性劳动相对照，并对后一行为给予严厉的谴责，这也凸显出这一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特点。

第二，通过这个理论，资本积累被把握为一种以价值为主体的增殖过程。西斯蒙第曾经十分精彩地表达了斯密所提出的这个思想，他写道：如果一个农场主多出来的小麦“作为他所雇佣的生产工人的食粮”，“那末，这部分小麦的价值就变成永久的、逐渐增多而不会再消耗的东西，这就是一种资本。”资本作为价值“永运是一种形而上的、非物质的东西，永远掌握在同一个农场主手里，只不过是外表形式不同罢了。”③资本作为运动中的、永不消失的价值，事实上是不断得到再生产的、凌驾于劳动之上的社会权力。

按照斯密的本意，资本所支配的劳动量在理论上衡量了资本的增殖程度；这与利润或利润率那样的经验尺度是不同的。这个乍看起来难以理解的规定，若站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立场上是不难理解的。资本所能支配的劳动量衡量了一种社会权力，斯密在此从权力的扩大再生产角度规定了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行为要以这个标准为参照，才是有意义的行为。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事实上把当事人的行为在特定社会存在中的客观意义与该行为的经验动机区分了开来，两者并不是必然一致的；但另一方面，前者始终像参照系一样，对主观的经验动机起着校准的作用。换句话说，经验动机只是前者的表现形式，而行为的客观意义则可以成为理论上所假设的普遍动机。

总之，把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规定为尽可能地获取剩余价值，和把这一目的规定为体现在一个货币额上的利润、或者会计账簿中的数目字，是绝然不同的。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家的卓越之处正在于，他们没有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的经验动机的理解上，而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规定了这些当事人行为的客观意义。追求剩余价值，即谋求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作为一种处于特定社会存在中的行为的客观意义，被假设为普遍的动机，或支配行为的普遍准则，而实现某种水平的利润或利润率，则是外化的经验行为。如果采纳这样的诠释，对于谢克所碰到的问题，就可以求得如下解答：无论是追求更高的利润边际还是更高的利润率，都不违反获取剩余价值这个普遍的动机。而且，正如我们在下一节即将看到的，在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行为的意义规定为获取剩余价值，使马克思得以把不确定性引入对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行为模式的分析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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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富论》上卷，第344页。

②马克思：“斯密犯了这样的错误：他把生产资本的量同用来维持生产劳动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的量等同起来。但这同他所了解的大工业实际上还只处在萌芽状态有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I册，第269页。其实，马克思是从产业革命前夕资本有机构成很低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出发，指出了斯密错误之所以出现的社会经济根源。

③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66页。

四、利润最大化假设和不确定性：来自演化经济学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