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资本家A投资5000镑,全部作为支付工资的“流动资本”。现雇佣100个工人生产谷物,假定利润率为10％,则年终谷物的相对价值为5 500镑,即工资5 000镑,利润500镑。另假定资本家B同样投资5 000镑,作为支付工资的“流动资本”,雇佣100个工人制造机器。年终机器的相对价值和谷物一样,都是5 500镑。
第2年,A把谷物卖掉后继续投资5 000镑,雇佣100个工人,生产出来的谷物价值,和上年度一样,仍为5 500镑。假定B在第2年利用第1年生产出来的机器,即投入固定资本为5 500镑的机器,然后再投资5 000镑雇佣100个工人生产棉布,假定机器不磨损,即没有旧价值的转移,则棉布的相对价值为6050镑,其中5500镑,是100个工人的工资5 000镑和这笔资本的利润500镑之和,这和谷物的情况一样;除此之外,还有550镑,则是5500镑固定资本(机器)按10％的利润率计算所应得的利润。
在这里,李嘉图写道:“因此,在这种情形下,资本家们每年在商品生产上所使用的劳动量虽然恰好相等,但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却会由于各人使用的固定资本或积累劳动量不等而互不相等。”⑧这个论断显然和他所坚持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劳动量决定价值量的基本理论相矛盾。但是,李嘉图却仅仅把它看作是价值决定的一种例外。
其实,李嘉图所遇到的问题是:使用同一劳动量(100个工人)的A(生产谷物)和B(生产棉布)两个资本,由于有机构成不等(A=Oc+5000v,B= 5500c+5000v),在同一利润率(10％)下,各自加到商品售价上的利润量不等(A为550,B为1050)。
这时,两种商品的售价,就不再取决于它们内含的劳动量,而是由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决定。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李嘉图的例子清楚地说明,平均利润率的客观存在,证实价值(c+v+m)转化为生产价格(c+v+p)。李嘉图由于混同剩余价值和利润、从而混同价值和生产价格而使自己的理论陷入困境。
3.古典派的终结:新、陈葡萄酒的论战
19世纪20—30年代是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狂飙时期。英国经济学界在这一时期主要围绕李嘉图理论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的结局,是鼎盛一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价值论走向衰败和解体。
论战的发起者是马尔萨斯。他在《政治经济学定义》一书中指出,李嘉图所说的例外,是指所用固定资本量不等、耐用程度不同、而所用流动资本的回收时间又彼此各别的商品,这类商品为数之多,使得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法则可以看成是例外,而例外倒成为法则了。马尔萨斯还指出,李嘉图的理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只有在不使用资本从而不存在资本利润的“文明”以前的社会中,才是适用的。
发现李嘉图理论的矛盾,是马尔萨斯的一个功绩。但是,马尔萨斯不是要推进劳动价值论,而是企图利用这一矛盾来推翻李嘉图体系。由此引发出李嘉图门徒和马尔萨斯门徒之间的一场大争论。争论的中心本来是李嘉图体系中存在的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和价值决定的矛盾,但却片面化为对如下一个实例的解释:耗费同量劳动生产的葡萄酒,为什么窖藏时间长的陈葡萄酒会比没有窖藏的新葡萄酒有更大的价值?
新、陈葡萄酒由于窖藏时期不同,即资本周转时期不同而具有不等的利润,因而陈葡萄酒的生产价格会超过其自身的价值,会超过新葡萄酒的生产价格。但是,李嘉图的门徒们并不了解问题的实质,而只能口头上诡辩地把困难支开。
穆勒的解释是:在陈酒窖存的时间内,用手直接去做的劳动已经结束,而用手所生产的工具间接去做的劳动即积蓄劳动仍然在进行。他举例说,如果一部机器的利润可以看作机器包含的积蓄劳动所做劳动的报酬,新酒则可以看作是一部生产陈酒的机器,它所包含的积蓄劳动所做的劳动,形成陈酒中利润所代表的价值,所以陈酒的价值高于新酒。
麦克库洛赫则是通过歪曲劳动的规定性来解释的。他说,有充分理由把劳动定义为任何一种旨在引起某一合乎愿望的结果的作用或操作,而不管它是由人、由动物、由机器还是由自然力完成的。他后来又把这个说法修改为:只有人占有的畜力和自然力能够劳动和创造价值。他依此解释说,陈葡萄酒的价值增殖完全是由于自然力在酒桶内较长时间劳动的结果。因而陈酒所包含的总劳动量比新酒所包含的劳动量要大。
穆勒是李嘉图学派解体的标志,而麦克库洛赫则是这个理论解体的最可悲的样板。他把劳动的概念本身都丢掉了。
4.马克思:生产价格是价值原则上的变形
1885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要求那些污蔑马克思“剽窃”的“经济学家们”证明:“相等的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并且必须不仅不违反价值规律,而且反而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对这个问题,在以后的10年间,不少资产阶级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解释,但没有一个正确答案。直到1894年《资本论》第3卷问世,才以生产价格理论作出了科学的回答。然而,经济学家们没法理解和接受生产价格理论,在他们看来,生产价格理论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资本论》第3卷是对第1卷的否定。
其实,在《资本论》第1卷定稿前,马克思就已经最终完成了生产价格理论。在1857—1858年写作的《资本论》初稿中,马克思已经发现,由于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出现了由生产费用加平均利润形成的、不同于价值的价格,这个价格又不是由供求变动引起的波动不定的市场价格,所以马克思称之为“正常价格”。在1861-1863年写作的《资本论》第2稿中,马克思开始时为了显示出“正常价格”作为市场价格波动中心的特点,提出了“平均价格”这个术语。后来,考虑到这仍然是一个属于市场运动的概念,又改为“费用价格”,最后定名为“生产价格”。第2稿的重大成就是揭示出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机制。马克思区别开两种竞争:同一生产部门的竞争和不同生产部门的竞争,说明了两者的不同作用。前者使同一领域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决定于这个领域中平均需要的劳动时间,从而确立市场价值。后者把不同的市场价值平均化为代表不同于实际市场价值的费用价格(生产价格),从而在不同领域确立同一的一般利润率。马克思指出,生产价格是价值的进一步发展和完成。价值是逻辑发展的起点,没有价值从而就不会有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向利润、利润向平均利润的转化,从而也就没有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
价值既是逻辑的起点,在历史上也是先于生产价格而存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是符合历史发展的。
从抽象范畴(价值)到具体范畴(生产价格)的逻辑发展,标志着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商品按价值交换,“适用于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的那种状态”;商品按生产价格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直接的’价值规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作用”是极小的。⑨可以看出,早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以前,马克思就已经完成了生产价格理论,说明了生产价格不是市场运动的范畴,而是价值的原则上的变形,是发达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价格波动的基础。
生产价格中扣除生产费用(c+v)后的平均利润,分解为企业利润和利息以及地租。商品按生产价格出售,就可以补偿使用各种生产要素的费用,就可以保证每一种特殊商品再生产的条件得到满足,就可以保证该商品的供给。正如马克思所说:“从长期来看生产价格是供给的条件,是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商品再生产的条件。”⑩同时,商品按生产价格出售,还可以保证社会对每一种特殊商品的需求得到满足。因为,生产价格是社会按需要分配各种生产资源的实现形式。所以,当商品的市场价格与生产价格一致时,该商品也就实现了供求平衡。可以说,生产价格是与该商品的供求均衡时的出售价格相一致的。生产价格既满足供给的条件,又能保证提供出社会需要的商品量,因而市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波动就可实现资本、土地、劳动等各种生产要素按需要配置于各个生产部门。这表明价值规律作为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实现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化为按需要分配各种生产资源的实现形式。
5.马克思对“转形问题”的回答
在《资本论》第3卷出版后,西方学者在攻击《资本论》第3卷和第1卷矛盾时,又提出了一个所谓的“转形问题”,认为价值在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分析中,各部门的成本价格都是以价值(c+v)衡量的,但实际购买c和v的价格是包括利润的,因此,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这两个等式不一定成立。这个问题,马克思似乎已事先意识到,他在《资本论》第3卷中写道:“当我们把全国商品的成本价格的总和放在一边,把它的利润或剩余价值的总和放在另一边时,很明白,计算一定会是正确的。”“不过这里说来说去,总不过是:加入到某种商品中去的剩余价值会过于多,加入到某别种商品中去的剩余价值会过于少,因此,商品生产价格中包含的同价值不相一致的情形,将会互相抵消。”所以,他认为,“没有在这一点上面再进一步考察下去的必要。”⑾
按照马克思理论,经济规律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规律,它不具有对具体事物的量化关系,而是指经济现象总体的发展趋势。例如,作为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前提条件而出现的利润平均化规律,就是作为企业竞争的趋势存在,而不是指每个企业获得的利润量,如果每个企业都得到平均利润,就不会出现企业破产和兼并了。经济规律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它是在人们的背后、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价值转形也不例外,各部门对成本价格的衡量也会是一个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逐渐演化过程。因此,在抽象的理论分析的起点上,以价值衡量成本价格,是和历史发展相一致的。
三、以价值为起点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价值理论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石,同时作为商品经济内在机制的理论表现,它又是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乃至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石。马克思对古典学派价值论的批判继承,也为他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提供了思想来源。
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后者又取决于劳动分工。随着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一切产品都成为商品,整个社会生活都建立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首先需要探讨的重大问题,即交换价值的决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