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学派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中,李嘉图一开始就引述了斯密关于区分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论述,然后作出结论说:所以,效用对于交换价值说来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却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接着,李嘉图又纠正了斯密关于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也会具有交换价值的错误说法,指出:一种商品如果全苫没有用处,那就无论怎样稀少,也无论获得时需要费多少劳动,总不会具有交换价值。
李嘉图指出,萨伊批评斯密把价值归结为劳动而忽视自然要素的作用,是由于混同了财富的增加和价值的增加。他说,政治经济学中的许多错误都是由于这种混同而产生的。
李嘉图和斯密一样,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看作是价值的两种含义,而不理解这是商品的两个因素,因而他虽然实际上把使用价值看作是价值存在的物质前提,但却始终把使用价值放在经济学之外,而只研究价值。
我们知道,马克思也曾说过,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商品学的研究对象,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有人据此批评马克思理论不考虑商品的效用,不考虑对商品的需求,与实际相脱离。其实,这种看法是把马克思和李嘉图等同起来了。
马克思早在1857—1858年的手稿中就曾指出,李嘉图撇开商品的效用和需求的观点从简单流通范围来看是正确的,但从资本流通范围来看则是错误的。马克思解释说,在简单流通中,交换只涉及剩余生产和剩余产品,而在资本流通中,交换则涉及全部生产。只有全部产品转化为货币,资本主义生产才能得到更新。全部产品能否实现,则要取决于社会对这些产品的总需求量即总消费量,所以,“在这里,总消费表现为使用价值的产品的尺度,因而也表现为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的尺度。”在这里,“产品的存在的尺度就在于产品的自然属性本身,使用价值要转化为一般形式,就只需有一定的数量,这个量的尺度并不是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而是来自产品作为使用价值的性质,而且是作为他人的使用价值的性质。”可见,使用价值本身在一定范围内,在发达商品经济范围内也会作为经济形式本身的决定因素,从而处在经济学及其形式规定之中,和价值一起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作出结论说,“使用价值一旦由于现代生产关系而发生形态变化,或者它本身影响现代生产关系并使之发生形态变化,它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了。”②从下面对价值实体和价值转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关于商品效用及其社会需求的研究。
应该注意到,与古典学派不同,马克思研究的不是单纯的价值,而是商品。在马克思理论中,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商品内在的处于对立统一关系中的两个因素。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孕育着现代生产关系的一切矛盾。
2.价值实体和价值量
斯密是从劳动分工出发来研究交换价值的。在他看来,分工发展以后,人们所需要的必需品,主要不再是自己的劳动生产物,而是用自己的劳动生产物所交换来的别人的劳动生产物。这种交换,实际上不过是体现在这些商品中的劳动量的交换。他说,以货币或货物购买物品,就是用劳动购买,正如我们用自己的劳动取得一样。所以,在斯密看来,商品的交换价值不言而喻地取决于劳动。斯密克服了重商主义者、配第和重农主义者所主张的只有对外贸易、生产金银的劳动或农业劳动才是财富来源的观点,第一次把价值归结为一般劳动。这是斯密在价值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
但是,斯密对价值规定的认识并不是一致的。
他不仅把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同价值决定于商品所能购买到的劳动量混为一谈,下面会看到,他还断定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地租三者构成的。
与斯密不同,李嘉图则始终坚持正确的价值定义,他在《原理》中正确地指出,政治经济学所分析的商品,不是人们劳动无法增加的罕见的商品,如图画、古钱之类,而是数量可以由人类劳动增加、生产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竞争的商品。他指出,前一种商品的“价值”(实即垄断价格)取决于买者的财富和嗜好,而后一种商品,由于供给会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所以,它不取决于供求情况而取决于生产成本的增减,即取决于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的变化。
他写道:除非生产中所用的劳动量有增减,否则商品的价值决不会改变。
在《原理》中,李嘉图还论述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在价值形成中的不同作用,说明了复杂程度不等的劳动在同一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是不相等的,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概念。马克思对李嘉图的贡献评价道:“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同时,马克思也指出:李嘉图的研究“只限于价值量”③。
与古典学派不同,马克思科学地揭示出价值的实体,并进而发展了李嘉图对价值量的研究。马克思写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从社会总劳动中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④交换价值既然是商品经济条件下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这一“自然规律”实现的形式,那么,价值的实体就只能是劳动,只能是人类的抽象劳动。
马克思还依据他首创的劳动二重性学说,使李嘉图关于价值量的论断得到科学说明。首先,李嘉图虽然提出了活劳动创造价值和物化劳动转移旧价值,但是他没能把同一劳动区分为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因而不能说明新价值的创造和旧价值的转移在同一劳动过程中是如何进行的。其次,李嘉图并没有把复杂劳动和非复杂劳动(他没有“简单劳动”概念)归结为抽象劳动,因而也不能从科学上说明它们之间量的比较。最后,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概念,马克思不仅以平均劳动耗费取代了李嘉图的最大劳动耗费,而且把社会必要劳动同时归结为按需要分配的社会劳动总量。这个完整的价值量规定才说明了为什么价格和价值一致时会实现供求平衡,才揭示出价值规律是按需要分配社会劳动的内在规律,如马克思所说,“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⑤
3.价值形式和价值的本质
斯密虽然分别论述到价值和交换价值,但是并没能从理论上、从概念上将两者区别开来。与斯密不同,李嘉图则较为明确地指出了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李嘉图在致特罗尔的一封信中,写道:在《原理》一书中,“我没有说,耗费在一件商品上的劳动是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而是说,是商品实在价值的尺度。……交换价值是由实在价值来调节的,因而是由耗费的劳动量来调节的。”⑥
李嘉图的缺陷在于,不了解“实在价值”即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从来没有提出、更没有说明价值为什么要表现为交换价值,至于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的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更是他所无法理解的。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是马克思提出并加以解决的。
要说明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联系,说明价值为什么要表现为交换价值,就需要回答为什么劳动要表现为价值,为什么劳动量不直接用劳动时间计算,而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是以关于价值实体和劳动二重性的学说予以回答的。马克思论证说:“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即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劳动,一方面是社会劳动,因为,它的产品是供社会消费的,表明它自身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每一个商品生产者在表面上都是完全自由地从事对自己有利的劳动,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组织劳动,所以,它又是个人劳动。这种个人劳动不是直接的社会劳动。在这里,“生产的社会性只是由于产品变成交换价值和这些交换价值的交换,才事后确立下来。”⑦这就是说,正是由于这种社会中的劳动所具有的特殊性,正是由于社会劳动和个人劳动的矛盾,劳动产品才表现为商品,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才表现为商品的价值量。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就不存在这类转化。就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社会来看,由于生产是计划安排的,价格是计划规定的,因而,在这里,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商品及其价值,而是如斯大林所说,存在的只是商品的“外壳”和作为经济核算工具的“价值”。
可见,价值,是历史范畴,是物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它不能、也不可能包含任何物质因素。
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1. 斯密:市场价格波动的中心是“自然价格”
在《国富论》中,斯密己察觉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价值规律会发生变形。他写道,在劳动的全部生产物都属于劳动者自己的“社会状态”下,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这物品一般所需要的劳动量来决定。
但是,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已出现的进步社会,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不再全部属于劳动者,而要扣出两个部分作为利润和地租分别给予资本家和地主。这时,商品的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地租三者构成。本来,这里只涉及价值的分配,而斯密却认为价值决定发生了变化,其深刻的原因是他看到,在“进步社会”,商品只有按照由工资、利润、地租三者的“自然率”所构成的“自然价格”交换,而不是按劳动量交换,才能补偿生产费用,从而商品才能生产出来。
2.李嘉图:价值理论体系的矛盾
李嘉图对斯密的三种收入构成价值(自然价格)的观点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他并不清楚斯密陷入生产费用论的深刻原因,虽然他实际上也察觉到价值转形问题。李嘉图在《原理》一书《论价值》章的第4、5两节中列举了一些冗长而繁琐的例解,来说明这个问题。现在把李嘉图的一个例解稍加简化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