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是在将注意力范围限制在个体的资本家企业，并由此从资本家群体中抽象出阶级共谋的时候，我们所提供的回报率结构的解释，与观察到的模式大致上是匹配的。教育与年龄的经济回报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一种特征的回报。

这种特征使得权威能够在其他工人身上得到合法的、有效的实施。那些黑人和女性工人，他们除了对那些和他们自己有着相同的性别与种族的工人外，一般不能够对任何人施加权威。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易于在教育上获得较低的回报率。此外，教育程度更低的工人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不太可能获得与年限相对应的高回报率。

相应地，甚至是那些白种和男性的年轻工人，在享受任何实质性的教育回报之前，必须熬到头上有了数茎白发为止。我们相信，这一奠基于资本家合法化和再生产企业权力结构基础上的解释，和人力资本理论相比较，是对投资回报率实际模式的更具有吸引力的解释。

在我们看来，人力资本理论家对于观察到的回报率模式所作的平淡无奇和干巴巴的解释，是其整个方法所具有局限性的征候的反映。

四、启示与结论

我们对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简略评论，到此告一段落。余下的工作仅仅是列出其中的一些启示。我们将集中关注该理论的三个主要方面：

增长的归因，

分配

以及公共政策。

解释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方法直接暴露了其理论弱点：所有的因素都可以“有助于增长”，这些促进因素能够得到量化处理和概括。因此，人力资本研究者的任务就是精确确定人力资源投资的贡献。即使从抽象的角度说这些归因与汇总是可能的（现在得到良好发展的剑桥资本批评学派（Cambridge capital critique）将不认可这一点），它还是不能够陈述一些基本的问题，更不用说去解答这些问题了。

因为我们不仅需要提出诸如“投资层次的变化如何影响产出与增长率”这样的问题，还必须提出“人力资本形成的结构如何影响生产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问题。在我们的构想中，教育可以积极地或消极地影响到增长率，不过其影响方式在相当大的限度上超出了与人力资本理论家关于“劳动质量”的构念，如：教育通过其对工资劳动体系的拓展与再生产，通过其弱化阶级冲突并因此改变资本积累率的能力，等等。事实上，一旦想像一下某个更能够生产、更加理性的资本主义替代物的存在，并考虑到教育在再生产资本主义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从两相抵消的角度看，或许甚至是消极的。

人力资本方法在收入分配问题上表现出了类似的偏狭。家庭收入体现为各种为家庭“所有”的要素的回报之和。因此，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测量，能够分解为上述要素所有权及其共变因素的回报的片段。于是，天赋要素的贡献分布与收入分布之间的变化，据说能够通过教育平等化而得到计算。这种方法的方法论缺点是显然的。

首先，在人力资本的框架中收入的分配仅仅取决于劳动供给状况，它对劳动需求的状况的考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抽象和模糊的方式进行。宏观经济因素如市场结构、技术变迁、经济二元性及其它在分配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方面被忽略了。或许更为严重的是，它天真地假设描述性的规律也具有解释力量。事实上，收入分配中的基本规律很可能并非直接和人力资源的差异有关联，而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特征有关。这种结构性特征则受到各种阶级、种族、性别以及其它群体的相对权力的影响。人力资源差异使得个体在一系列经济位置中的配置简单化了：在这种经济位置中，个体的收入结构则在很大程度上独立地被人力资源的分布所决定。

在一个缺乏再生产理论的模型中，教育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是很难得到理解的。因为这种关系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在于教育体系在经济不平等的合法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基于这一原因，以下假定是不合乎逻辑的：教育分配中各种不平等的减少可能会导致收入不平等向特别的方向变化。可以预见，在人力资源分配的主要变化与结构性关系的变化（收入函数）之间，存在着关联。正是结构性关系的变化，将教育与个体收入联系在一起。教育的平等或许会根本消减经济不平等。这一过程并非是直接的，而毋宁说是通过逐渐破坏不平等的合法性基础，增强奠基在有意识的阶级斗争与政治冲突基础之上的经济制度的彻底重组的潜在可能性，而得以实现。

最后，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通过公共开支分析迈向平衡的社会政策），实际上即使不是错误的也是微不足道。特别是在运用于教育中的时候，人力资本方法包含了公共开支分析的诸多广为人知的缺点：

对新古典的费用/效益分析而言，为外部所决定的个人偏好的假设是至关重要，而教育体系则是受各种偏好自身改变而调整相应变化的一种基本制度。考虑到教育的经济回报及其对与个体福利有关的其它方面的影响（如人格、意识、自我以及人际行为）的函数相关性，对费用/效益分析的传统辩护——对“经济”与“非经济”福利的生硬区分——就很少具有逻辑说服力了。

人力资本方法的错误还存在于它对生产的偏爱一孔之见以及它对社会再生产抽象中。例如，教育的压制性的本性，很难说是对于人类福利的贡献。它构成了规训工作势力的生产整体的一部分，且直接和生产的社会关系相勾连。同样，大多数人力资本理论家们也不会将各类学校中所延续的性别主义、种族主义以及精英主义，看作是具有福利色彩乃至是与福利无关的中立存在。而正是教育的这些方面在资本主义秩序的再生产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种角色与各种学校生产“好工人”的能力是密不可分的。通过抽离生产的社会关系，通过抽离教育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角色，人力资本理论家们所发表的，乃是一个分析教育决策的单向度标准框架。它与人类福利没有理性的联系。

人力资本理论和其它新古典经济学一样，最终将人类幸福与不幸的根源，交付给人类本性（偏好和“能力”）与这种本性自身的交互作用（种种技术与资源）。这一理论框架为几乎所有形式的压迫与不平等（在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优雅的道歉，因为它最终将个体或社会的不幸，或是归因于个人的缺点，或是归结于生产的不可避免的技术前提。简言之，它所提供的乃是一种对现状进行辩护的很好的意识形态。但是，在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或是迈向一种更有助于人类福祉的经济秩序方面，它却是一种蹩脚的科学。

参考文献：

J. Binstock, "Survival in the American College Industry," Brandeis　 　Univ.　　,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1970.　　

S. Bowles and H. Gintis, Education and Capitalism in the U.S., 　　New York　　1975.　　

R. C. Edwards, "Individual Traits and Organizational Incentives: What Makes a "Good" Worker?," i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forthcoming 1975.

M. Katz, The Irony of Early School Reform, Cambridge　, 　Mass.　　1968.　　

M. Kohn, Class and Conformity, Homewood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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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Tyack, The One Best System: A History of American Urban Education, Cambridge　, 　Mass.　　1974.

价值论的革命变革——从斯密、李嘉图到马克思

汤在新

摘要:马克思在对古典学派价值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在价值论中实现了革命变革。为了澄清对马克思价值论的误解,从与古典学派的对比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以下观点:在发达商品经济范围内,使用价值和价值一起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完整的价值量规定对供求平衡的说明;价值形态理论揭示价值是物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不可能包含任何物质因素;价值规律作为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实现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化为按需要分配各种生产资源的实现形式。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来源,主要表现为马克思对这个学派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亚当.斯密和完成者大卫.李嘉图理论的批判继承上,特别是表现在对他们价值理论的批判继承上。

列宁曾用以下两句话概括了马克思和古典学派之间的联系:“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①以下就价值理论的几个主要点,阐释马克思对古典学派的继承和发展。这会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理解,澄清对劳动价值论的一些误解。

一、价值量和价值的本质

1.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

亚当.斯密在他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中,首先把价值区分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概念。他指出,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

然后,斯密进一步指出,交换价值不是由货物的效用即使用价值决定。他说,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在这里,斯密第一次明确地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两者区别开来,并排除了从使用价值中去寻求交换价值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