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对现存的不平等经济体系进行改革，试图用教育来改良不平等的扩大化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第一，尽管教育可以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但是教育的直接受益者是资本的所有者，它不可能使劳动者致富，而只能使资本所有者更富。“由于国民教育的普及，就可以从那些以前没有可能干这一行并且习惯于较差的生活方式的阶级中招收这种工人。这种普及增加了这种工人的供给，因而加强了竞争。因此，除了少数例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这种人的劳动力价值会贬值。他们的劳动能力提高了，但是它们的工资下降了”。[50]第二，教育给予个人发展的空间与他的社会经济背景有很大关系，社会经济背景至少应该考虑家庭收入、父母财富、父母在劳动关系层级结构中的位置。父母的社会经济背景将通过教育“遗传”下一代，从而造成不平等的“辈辈相传”。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鲍尔斯在引入社会经济背景这个变量后发现，计量模型中教育时长对个人收入的决定作用远非人愿。第三，劳动力技能的差距与收入分配差距并不存在对应关系，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在平等化教育改革进行地最普遍的美国，受教育机会的平等化并没有带来同步的收入分配平等化。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工资差距在缩小，但同时以企业高级经理为主的处于工资分配顶层的人其工资却迅速增加，远远高于所有其他的人。原因在于，“不论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快还是慢、使用高科技还是低科技、经营的好还是不好，其首席执行官和他们的直接下属们的工资都是照样增长”。[51]

四、结论

人力资本理论把所有能够带来更高的未来收益的生产性因素都归为资本，亦即把劳动力当作一项资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下，资本在本质上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因此，用人力资本概念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资本理论和劳动力价值理论将使得科学的资本理论和劳动力价值理论庸俗化。

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劳动力技能与劳动力价值的变化与关系，表明劳动技能的发展可以直接归因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对于劳动者的要求。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更加清晰明了。劳动者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谋生；而他的劳动力必须符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要求。劳动者积累的所谓“人力资本”并没有给自己带来“价值增殖”。相反，他只是积累了更高水平的可供剥削的劳动条件。

资本主义国民教育的功能在于将劳动者统合到现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中。教育通过再生劳动者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对应性完成这一功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下，教育只是把不平等合法化，而并不能促进平等。要使教育促进个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均衡发展，必须改革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所以，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相悖，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应用人力资本理论的某些方法，但是不能将二者完全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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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07CJL003）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也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中国经济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支持。

[①] 谢富胜（1973-），男，安徽枞阳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李安（1986-），男，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②] 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1, No. 1. 1961, p. 8.

[③] 明塞尔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个人选择行为的假设出发，认为收入分配的差别主要是由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差异引起的（参见Mincer, J.,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nd Pers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66, No. 4. 1958, pp. 281-302）。贝克尔以新古典经济学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的理论为基础，推导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供给和需求模型，从而为求得均衡的人力资本投资规模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参见Becker, G. S.,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0, No. 5, Part 2: Investment in Human Beings. 1962, pp. 9-49）。

[④] Shaffer, H. G.,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1, No. 5. 1961, pp. 1026-1035.

[⑤] Spence, M., “Job Market Signa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7, No. 3. 1973, pp. 355-374.

[⑥] 例如，更高水平的教育往往带来更高水平的非工资收益。不能很好地计量非工资收益这一问题会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产生低估。另外受教育水平的差异可能并非完全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而是个人能力或天赋的差异所带来的。

[⑦] 米列伊科夫斯基等，《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51页。

[⑧] Bowles, S., Gintis, H., “The Problem with Human Capital Theory – A Marxian Critiqu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5, No. 2. 1975, p. 75.

[⑨] “工人增进熟练的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同时也可以取得利润。”（参见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57-259页）。

[⑩]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68-269页、375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2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5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1页。

[14] 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29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0页。

[17] 米列伊科夫斯基等，《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41页。

[18] 吴宣恭，《“人力资本”概念悖论分析》，《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10期，第2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

[20] Bowles, S., Gintis, H., “The Problem with Human Capital Theory – A Marxian Critiqu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5, No. 2. 1975, p. 74.

[21] 舒尔茨，《教育的经济价值》，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0页。

[23] 马克思在劳动力价值理论上着墨不多，这或许与那本没有写出的《雇佣劳动》有关。Harvey对劳动力价值理论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参见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莱博维奇在放宽必要生活资料范围的假定下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参见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190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6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1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6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7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5-476页。

[29] “不是技术支配了生产的社会形式，相反是生产的社会关系极其广泛地支配了技术”（鲍尔斯、金蒂斯，《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

[30] 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认为这是“相对贫困化理论”的现实证明。

[31] 拉佐尼克，《车间的竞争优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2] “科学越是被纳入劳动过程之中，工人就越不了解这种过程；作为智力产物的机器越是复杂，工人就越不能控制和理解这种机器”。（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80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6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5页。

[35] 1946年几乎将近70%的主要制造业工人都参加了工会；在农机工业、航空工业、肉类加工工业、有色金属工业、橡胶工业、造船工业和钢铁工业，80-100%的工人参加了工会；而机械工业、石化工业参加工会的工人约为30-60%（Piore, M., Sabel, C.,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102）。

[36] 严格的等级制分工造成劳动者严重地“去技能化”，束缚了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创造性，给提高生产效率带来困难；管理机构的膨胀造成非生产性成本增加；固定资本投资数额巨大，增加了经营风险和资本循环成本；科层制的管理体制造成生产组织缺乏灵活性；大规模生产造成了市场饱和，给企业增加利润造成障碍等等（谢富胜，《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37] 谢富胜，《企业网络：激进学者的分析范式》，《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年第8期。

[38] 企业可以通过工作岗位轮换、学习性组织来实现核心劳动力的多技能，通过内部文化宣传灌输劳资利益一体来培养工人对企业的忠诚意识，通过各种工作阶梯、激励机制设计来使劳资利益一体化。

[39] 在后福特主义阶段，工人（尤其是核心工人）的劳动强度有极大提高。例如，在福特制汽车组装过程中，最积极的工人平均每分钟从事生产活动的时间大概是45秒；而在典型的精益生产方式（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代表）如汽车组装过程中，工人平均每分钟从事生产活动的时间提升到大概57秒，并且平均每18秒内要完成20个动作。此外，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与工人“过劳死”现象并存也说明了劳动强度的提高。

[40] 耶茨，《从统计数字看当前美国工人阶级状况》，《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8期。

[41] Papagiannis, G. J., Klees, S. J., Bickel, R. N., “Toward a Policical Economy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n”,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Vol. 52, No. 2. 1982, pp. 249-250.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5页。

[43] 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91页。

[44] 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91页。

[45] 曲恒昌、曾晓东，《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