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同时，大规模生产导致的资本集中把相对同质的雇佣劳动力大军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有利于建立工会和举行罢工。固定资本增长要求生产过程必须保持连续性，“生产过程的任何中断所起的作用都直接使资本本身减少，使资本的预先存在的价值减少”。[33]大规模生产的发展使资本更易受到工人罢工的威胁，一旦资本“同活劳动的接触被中断，它就会丧失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34]这意味着大规模生产不能完全阻止雇佣工人在生产中坚持自己的意志。劳资双方冲突的核心就表现为保障就业权和提高实际工资的斗争。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工会势力的急剧扩大[35]和国家为了社会稳定进行的干预，汽车工会与三大公司最终签订的协议使工会获得了在年资保护、工资标准和工资级差三个方面对资方决定和职务结构讨价还价的权利：资方必须和工会一起共同决定工资结构；资历成为决定工人去留的主要依据。1948年，美国汽车工会和通用汽车公司签订了《工资制定方案》（The Wage-Setting Formula）。WSF成为全社会在长期中制定工资标准的依据。该方案规定工资每年按照劳动生产率的成长和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化而增加。而经过价格调整的劳动生产率是整个生产能力的衡量指标。WSF被许多工会化和非工会化工业部门接受和仿效。这样，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确定工资的制度就被基本确立下来。在生产率提高的条件下，劳资双方的收益都得到了改进。所以劳动力价值的决定和实现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工人获得的工资额最终要考虑直接生产过程和全社会的劳动对抗程度和力量对比。

3、后福特主义阶段：劳动技能的结构化与劳动力价值的分化

福特制使得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成为了可能，资本主义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黄金时期，但是其内在缺陷[36]却迫使资本主义企业不得不探索更为有效的生产组织形式；企业外部的市场需求改变了原有的“同质”化状态并趋于多样化。这就要求生产过程必须针对市场需求做出相应的快速调整。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为了减少生产过程的刚性和非生产性劳动开支，提高生产效率和对市场供求的反应速度，对泰勒制的科学管理和纵向的科层制进行了改造，调整了劳动概念与劳动执行分离的旧有模式，逐渐形成以精益生产为代表的后福特主义企业组织。部分核心劳动者“去技能化”的趋势发生了反转。

后福特制企业采取弹性的工作和雇佣方式来实现生产的弹性：雇佣劳动者被分为能获得更多薪资、技能水平更高和职位稳定的核心工人，和获得更低的薪资、技能水平较低、不需要培训、职位不稳定的边缘工人两部分。[37]核心工人必须具备多种专业技能，并能对生产过程进行必要的自主控制，以适应对生产过程进行快速调整的需要[38]。由于核心工人可以进行创造性劳动并直接从事企业经营的关键性活动，因此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而且不容易被取代。企业必须采取全职性的、安全性强的、高工资的长期雇佣策略以避免核心员工的流失。但必须指出的是，核心工人并没有工作标准制定上的参与权与收益分配上的决策权[39]。边缘工人则通过劳动力规模的调整来向企业提供弹性，以应对变化的和不确定的产品市场需求。企业既可以通过短期合同、中介以及外购自我雇佣的方式来雇佣边缘工人，也可以通过下包以及分包的方式来利用小企业内部的雇佣工人来实现弹性。这种雇佣方式既可以满足工作时间和职务要求的变动，又可以对无法预测的市场变化做出迅速反应，还更能有效地降低单位劳动成本。

劳动力技能的结构化和劳动者进一步划分为核心工人和边缘工人这两个事实与劳动过程历史演变趋势相符合，即劳动力价值的相对下降和劳动者的收入分化。这显然符合资本积累所要求的劳动力价值相对下降，并且劳动者进一步分化以保证劳动者不能组织起来反抗工资的下降。事实证明，弹性工作制与美英等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相结合，破坏了工人自主的集体社会力量。后福特主义弹性化的雇佣方式造成了工人的分割，对工人集体形成一个统一战略起阻碍作用。单个工人不得不适应这种转变以求生存。然而从整体角度看，发达国家劳动在国民经济份额中的比重是下降的。[40]

上述分析表明，劳动力的质适应资本积累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并且劳动力的质与劳动力价值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劳动者的团结与分化是影响劳动力价值的重要因素。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价值实现等基本现象，只有结合劳资双方特定时期的权力关系才能得到正确的分析。

三、资本主义国民教育与劳动力再生产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直接取决于其技能发展水平，而教育是提高劳动者技能的主要手段。因此，随着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更多和更好的受教育机会，全社会的生产潜力会得到提高；进一步，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更加平等地分配受教育机会可以带来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平等化的市场化教育改革，可以提升社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同时缓解不同群体间的收入不平等状况。[41]该理论显然忽视了不同社会群体在种族、性别、年龄、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差异对经济生活与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观是脱离了社会生产关系的纯技术性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教育不是远离社会经济关系的“孤岛”，而是与社会经济关系联系紧密的“半岛”。应该从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两个角度综合地考察教育；教育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产物，并且服务于社会再生产过程。因此，将人力资本理论引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而将两种教育观同一化，会将教育在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中的功能简单化为一种生产要素再生产理论，将教育仅仅是为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没有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的“黑箱”，从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经济观点。

1、资本主义国民教育与劳动力的再生产

劳动力的再生产是任何社会进行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对于任何社会，教育在促进劳动力再生产中具有显著的作用。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只有符合特定社会劳动过程的主观或客观要求才能促进现实的生产力发展。在给定的技术和生产组织条件下，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代表了在劳动过程中他完成必要劳动并提供剩余劳动的能力。教育的劳动力再生产功能直接服务于特定社会劳动过程的要求。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再生产本质上是一个被资本主义物质和生产关系再生产引导的过程，而生产结构演化是由那些支配主导经济部门、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力量所决定的。“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42]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的确立，教育部门在某种程度上被重新组织起来，以生产为资本主义积累所需要的雇佣劳动的质，教育的发展发挥了将资本主义物质再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联系起来的中介作用。但是在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下，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每一次提高都使得购买并使用劳动力的资本受益，从教育带来的高水平劳动生产率中受益的不是劳动者而是其所受雇于的资本。

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教育的性质已经发生了质变。“工业劳动和办公室劳动的不断变化的条件，需要一支日益‘受过良好训练’、‘受到良好教育’因而是日益‘升级’的劳动人口，这一想法在日常谈话和学术性讨论中，几乎是被人们普遍接受的”[43]。但是，教育的职能并不在于发展个人的能力，而是使个人的能力在教育过程中“平均化”、“退化”。“在城市环境中需要有阅读写作和简单演算的能力，这不仅仅是为了工作，而且也是为了消费，为了遵守社会法则和服从法律”。[44]因此，国民教育的普及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之间似乎也并不存在着必然联系。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人数的年均增长率为3%，6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为6%。但是，50年代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2.7%，6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并未超过这一水平，70 年代的年均增长率降到1%左右。[45]

2、资本主义国民教育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任何社会体制“得以长期顺利地运转，都需要有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来证明这个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结构是合理的”。[46] 因此，教育的经济功能必须再生产现有的社会生产关系。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传播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通过提供一个表面上是公正、合理、平等的和选优任能的机制，将个人分配到不同等级的社会经济地位上去，使得生产关系合法化。

资本主义国民教育通过其内在的社会关系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间在结构上的对应性，实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功能：第一，教育传授有利于维系和扩展现有社会经济关系的价值取向。这些“合法化”的价值取向，使劳动者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形成了未来在雇佣劳动体制下需要的意识、工作状态和行为模式；第二，教育部门内部的管理体制与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动控制体制存在对应性，这样使得劳动者在学校中适应了纵向的命令——服从体制和横向的竞争——合作体制。此外对教学计划、内容、管理缺乏控制权力，追求与成绩无关的外在奖励分别体现了劳动过程中劳动的异化和工作激励机制；第三，不同等级的受教育水平与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层次性也存在对应性，教育实际上发挥了将不同水平的劳动者统合到相应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功能；第四，诸如种族、性别、年龄、民族、宗教、家庭背景等被认为与经济成就无关的意识形态也在教育过程中得到强化。

资本主义国民教育的“合法化”功能“在个人中培养一种普遍性的意识，这种意识将防止可能导致改变现存社会条件的社会结合力和批判意识的形成”。[47]所有受教育者最终要到劳动力市场中寻找自己的定位。这样，雇佣关系通过劳动力市场——在金字塔式的结构中雇主盘踞顶端，使得劳动力的层级架构得到维系。受教育的个人也就在统合的过程中完成了收入分配的过程，不平等没有消失而是进一步合理化了——因为这被认为是基于受教育者的个人能力、学习成就的收入分配方式。

3、资本主义国民教育与收入分配平等化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劳动力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相统一的社会机构，接受国民教育是劳动者被雇佣的先决条件。尽管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平等化教育改革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等问题，但是“现实生活证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教育制度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所固有的矛盾”。[48]“美国教育的历史并没有证实以下观点：学校已经成为经济地位或机会平等化的工具”。[49]通过教育实现收入分配的平等化，有赖于教育所建立在之上的社会基本层面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