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运动是资本的存在形式。资本必须在生产过程之前购买到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在不断的循环与周转中不断扩大资本积累的规模，实现价值增殖。
第三，资本是用来榨取劳动者的剩余劳动的手段。资本在表面上“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15]但资本的增殖不是来源于资本家自身的劳动，而是来源于它的对立面即生产过程中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所以资本是被物质外壳掩盖的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在本质上，“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16]
尽管劳动力形成与资本形成“都要求牺牲目前的消费，吸收相当多的资金。未来的经济发展水平依存于这二者。两种投资按其性质来说，都提供长期生产的效力，”[17]但二者的相似性仅限于这些表面现象。如果将人力资本理论引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改写劳动力价值理论，那么将会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产生矛盾：“纵观‘人力资本’理论的资本概念，不难发现它同庸俗资本观的共同弊端和要害。这就是，把资本仅仅当成能够被利用来进行生产并在未来得到更大价值的物，回避资本是对劳动者无酬劳动的剥削关系，回避资本增殖的根源，掩盖剩余价值创造过程的真实关系，并进而把占有无酬劳动的功能荒谬地赋予提供无酬劳动和被剥削的对象身上”。[18]
3、人力资本理论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究竟是导致和谐还是导致冲突的一种社会制度是经济理论反复论证的一个主题。古典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李嘉图之后，经济理论“必须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19]“在清除阶级作为经济学中心概念的各种努力中，人力资本理论是最新的、或许也是最后的一个步骤”。[20]按照人力资本理论来看，“人们已经获得了具有经济价值的大量的知识和多种技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已经变成了资本家”。[21]即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由两个对抗性的阶级所组成，而是由许多彼此没有什么区别的两个资本家集团所组成，这些资本家可以互相进行竞争，目的都是实现收入最大化。这样，人力资本理论就把资本家与雇佣工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混为一谈，把劳资关系以及劳资对抗驱逐出对劳动力价值决定的解释之外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是在运动中追求增殖的价值；资本积累的连续性依赖于商品生产中价值的连续扩大。价值增殖是通过生产中对活劳动的控制来实现的，剩余价值来源于生产中对活劳动的剥削。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各个资本之间的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技术上是动态的。“竞争无非是许多资本把资本的内在规定互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22]资本积累所导致的扩大再生产伴随着并依赖于劳资双方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充满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能正常运转是其内在结构性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构性矛盾的核心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
因此，将人力资本理论引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会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资本概念相矛盾，而且必然会消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社会对抗性的动态分析，抛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核心，最终会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进行分析的生命力。
二、劳动的质与劳动力价值[23]
人力资本理论的确认识到了劳动的质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它将劳动者积累知识和技能的过程看成是个人为获得较高收益进行选择的结果，而非一个社会过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积累过程规定了劳动力价值变动的弹性范围：最低能“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24]，最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25]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劳动力价值被当作是给定的。这样的假设在一定的抽象层面上有助于集中分析资本家是如何榨取剩余价值的，但诸如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演变中所需要的技术和劳动技能、雇佣工人联合起来的集体力量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分化对劳动力价值的影响机制等问题就没有得到系统的分析。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演变过程的分析表明，雇佣劳动的技能高低与资本效益的高低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劳动者的技能必须适应资本主义各个部门具体劳动过程的主观或客观要求。在劳动技能一定的情况下，资本取得效益高低的关键在于对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控制，而这种控制主要取决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因此，劳动力的质和劳动力的价值，并不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这就需要结合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演变来分析劳动者技能与劳动力价值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
1、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阶段：劳动者技能下降与劳动力价值
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产生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工场手工业阶段。手工工场的技术基础仍然是手工劳动，劳动者的技能在生产过程中起着相当大的决定作用，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劳动者手中。内部分工的发展使得劳动者的劳动被分割为不同的部分和级别，从事简单的手工劳动和从事复杂的手工劳动的劳动者所需要的技能水平出现了明显的区分，形成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这就造成了不同劳动者的工资差别，形成了等级制的工资制度。工资作为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其分化反映了劳动力价值的层级分化。但是，“由于熟练工人占压倒优势，非熟练工人人数仍然极其有限。虽然工场手工业……迫切要求在生产上对妇女和儿童进行剥削”，但“这种倾向由于习惯和男工的反抗而遭到破坏”。虽然分工降低了工人的教育费用，从而降低了工人的价值，“但较难的局部劳动仍然需要较长的学习时间，甚至在这种学习时间已成为多余的地方，工人还竭力要把它保留下来”。例如，七年的学徒法在工场手工业末期还完全有效。“所以资本不得不经常同工人的不服从行为作斗争”，[26]以至于劳动力的价值和工资不能下降到对于资本来说合意的程度，工人通过对资本的反抗可以获得接近于劳动力价值数额的工资。
在机器大工业阶段，“机器使手工业的活动不再成为社会生产的支配原则……这个原则加于资本统治身上的限制也消失了”，[27]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转化为实际的隶属关系。机器的大规模使用要求劳动者能够完成由机器统筹的各项任务，服务于以机器体系为技术基础的分工与协作体系。“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28][29]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受到了机器的限定和替代，对劳动者的劳动技能要求趋于下降。这样培养一名劳动者变得相对容易了。与劳动者的普遍“去技能化”同时，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较完备的工作阶梯。从资本的角度来讲，劳动力价值相对于剩余价值的下降，带来了更为丰厚的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而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则相对地下降了。[30]此外，与工作阶梯相配合的工资等级制度，形成了具有不同劳动力价值的工人的分化和竞争，更有利于资本的控制和劳动力成本的下降。
但是正如后来的企业史学者所发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高估了机器对雇佣劳动的影响，在对劳动力价值的分析中没有考虑到车间中权力关系的作用，这并不符合英国历史的实际状况。尽管劳动力技能确实下降了，再生产劳动力的费用减少，但熟练工人控制着车间的生产决策，发展并通过手工业行会与资本家进行抗争。工人利用当时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争取合理工资并减少劳动时间。他们一方面以下包制为基础按产品件数领取酬劳，另一方面以小时工资支付自己的团队助手，成为“工人贵族”。[31]
2、福特制大规模生产阶段：劳动者去技能化与劳动力价值的决定
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以后，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发展到福特制大规模生产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标志是泰勒制科学管理和流水线作业生产方式。泰勒制的核心在于造成劳动的概念与执行的分离；科学管理将关于组织劳动的信息控制在管理者手中，劳动者则完全丧失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完全成为来自上层的命令（概念）的执行者。福特制大规模生产采用的流水线技术配合了概念与执行相分离的过程，机械化、自动化和标准化的流水线使得劳动者就像机器上的零件一样，成为一种可以互换的部件来使用的劳动，雇佣劳动“去技能化”为近乎同质的机械手臂[32]，使其最终成为劳动过程的无生命的客观因素之一。与此同时，科学管理所实行的劳动概念与劳动执行的分离造成了一个凌驾于劳动过程之上的经理阶层，生产规模的扩大导致管理部门急剧膨胀，降低管理成本促使了管理活动的再分工，出现了以办公室工作为基础的纵向科层分工体系。这种去技能化的趋势与人力资本理论倡导的教育提高劳动者技能的观点正好相反，因此人力资本投资并不能为现实的劳动者带来技能的提高和收入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