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竞争性的所有权的要求，不仅在消费资料的分配方面引发冲突，但它同时也缓解了另外一方面的冲突（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包括两种不同所有制的相互渗透，可以参见莱伯维茨（1987，1991）。）。由于生产资料方面的原因，收入均等（在劳动力的共同所有情况下，更为有效）的要求否定了生产者的个体差异（追求均等），同时收入均等的要求对于个人的物质激动方面也产生了可以预见的冲击。从另一方面讲，只要生产是同作为劳动力的所有者发生联系，生产单位的分化事实上是私人利益的分化。由此产生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逐渐解体，并被集体所有制所代替（例如，考虑到回报不仅与现在的劳动贡献，而且还与过去的劳动贡献相联系的逻辑。这里暗示出对过去的毫无获取障碍的劳动财产权的占有欲望--以一种无限的方式去改变这种财产权的能力。）。虽然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合作生产可能培育出工人在生产单位中的团结，但是，劳动力的私人所有同时明显提供了不同企业生产者之间的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和分化的基础（例如，考虑到生产资料与个人禀赋不再是一致的，只要劳动力的拥有者，从与特殊生产资料的结合中获取一定利益，收入就不再与贡献相联系，而是部分表现为对财产的回报。参见莱伯维茨（2001）。）。
生产者之间这两种关系的结合，既提供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复制的基础，也提供了劳动力私人所有的基础。这两种所有权的矛盾就意味着一个非稳态--在周期性交替、显著性程度、个人平等的倾向与强调个人主义、公有财产与集体财产方面，就会表现出来。只要共产主义依旧要依赖历史性先决条件，那么，这些生产关系的复制就会对环境的振动和改变极为敏感；因此，总是存在一方面占据上风的潜在可能，就会导致特殊的禀赋分配实际上瓦解。在这两种所有权的结合中，没有一点是与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缺点的消除相联系。简而言之，共产主义社会在其自身基础上进行发展的基础必须从别处寻找。
（四）特定生产方式的发展
如果我们寻找一种推动共产主义社会成熟的趋势，那么我们会发现，这种趋势并不是在所有权领域；而是在生产者的其他联系当中--这种联系是建立在两方面联系中：一方面是作为自我管理的生产者，他们意识到在生产过程中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在另一方面是作为自我统治的公民，他们作为整体发挥生产者的职能。通过上述活动，生产者不停地改变环境和自身，明确说来，由于这些相互联系的生产者日益认识到这个社会的缺点，在这个社会里，两种形式存在的所有制不仅产生了占有的欲望，同时也不断产生异化的劳动。所以，生产者不断地变革生产的性质，使它更适合自身的需求。
因此，相互联系的生产者的生产性活动与他们自身需要的满足之间，日益建立起直接联系：即在以实现私人目的而生产的地方，两者的矛盾通过交换解决。生产的社会化特点，对于将要出现的共产主义生产而言是预先假定的前提。由共同需要和共同目标所决定的日益扩大的生产性活动的一个固有特点就是对计划的认识。马克思指出：在这种条件下社会不得不有目的地分配时间，以生产出能满足全部需要的产品。这种特定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通过民主分散的政权发挥职能的自我统治的生产者之间的联系，就会被直接纳入到生产当中。但是，这种对人类需要的计划性的满足必然起始于最低阶段（群体满足），然后继续向前发展，直到联合起来合作的社会，在共同计划的基础上，对国民生产进行管制，使生产处于社会的直接控制之下。
因此，这里生产者在他们之间或之上，不存在任何矛盾调停者。他们成为自身的调停者。在充分认识到他们作为单个社会劳动力的前提下，他们的不同形式的劳动力进行扩展的程度，以及他们为满足共同需求所进行的生产，都与这个新社会的发展同步。这种相互联系的生产者所组成的社会，不再受它起源时的那两种生产资有制的损害，正像共产主义在自身基础上进行发展一样，可以预见到劳动过程的产物就是从社会意义上讲发展了的人--即人类潜力的充分发挥。在这种条件下，生产力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同样获得了提高，社会财富更为充裕。随着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相互联系的生产者所组成的社会将不再依赖于历史的先提条件，而是生产出自身特定的要求，它是作为有机体的共产主义而出现。
五、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生产者的生产
那么，最后应该将市场社会主义放置在所描绘的这幅景象的什么位置呢？在对“生产者并不相互交换产品，劳动并不是以价值的面目出现”进行论述时，明确说来，马克思并没有将商品生产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一部分。但是，个人生产条件（劳动力）的私人所有确实提供了单个生产者与社会进行交换的基础，同时，如果以自我定向的生产者被分别分配到不同的生产单位，那么生产将不再是直接社会化的，也不是联系的产物，而是在内部分配劳动（马克思，1973：158）。
由此看来，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条件（由此，对劳动而言，只有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出社会性质）的确存在。因为这些使用价值是单个劳动者在彼此孤立的生产过程中所生产出的私人劳动产品。
但是，并不是市场造成了生产者之间的分化和分裂。相反，市场是这种分化的表现。只要生产者之间的联合和补充，相对于个人而言，是以独立和外部的方式而存在--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彼此陌生的生产者，那么，市场就会在劳动系统和分配系统之间发挥调解作用。（但是，显而易见，在这种低级阶段，相互分离的生产者之间，市场并不是惟一的潜在外部调停者。这些活动以及劳动体系与需要体系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计划或者指导--外部性的，因为像市场一样，不是生产者之间的联系的产物，来协调。但是，起源于这些追求自利，相互分离，相互疏远的生产者之间的问题不会仅仅因为外部形式的调停而消失。对外部计划的论述超出本文的范围，可以参考莱伯维茨（2000）。）对于那些通过下定义方式将市场从社会主义中排除出去的人而言，他们实际上是想通过定义的方式废除低级阶段的显著特征，即劳动力的私人所有。但是，在一个劳动力私有者缺乏自我拥有意识的市场中，即市场仅作为一个简单的分配机制，一种计算工具，那么，又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虽然，在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市场的连续性必须是作为一个结果来理解。但是，市场作为调停者所发挥作用的效果不应被低估。商品经济固有的特点是：单个生产者之间的联系不是以集体生产者中的一个部分来出现，相反以一种神秘形式，是以他们所生产的表现为商品形式的劳动对象之间的联系表现出来。它不是明确说明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依存，相反他们彼此之间的需要是通过对表面看来相互独立的劳动产品的需求表现出来。〖ZW（〗参见BERTELL
OLLMAN针对与市场相联系的不同的神秘化类型的论述。〖ZW）〗他们自己的劳动产品成为位居他们之上的一种独立存在的权力。同时，仅仅货币，这种社会劳动的具体表达形式，才可以用来征服异化了的商品。为什么市场社会主义应该对商品拜物教--像马克思所说那样，与商品生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具有免疫力呢？
事实上，商品拜物教的不断复制只不过是商品生产者以一种特殊方式进行生产的后果。这里，商品生产者仅将商品生产看作是一种常识。就像“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产生出一个工人阶级，通过教育、传统和习惯使得工人将这种生产方式出现的必然性看作是不言自明的自然法则。因此，商品生产也倾向于产生出自身的前提条件。每个生产者将其他生产者或者看作是竞争对手（是一种针对他获取货币的障碍），或者是交易对象（作为被诱导、并与财富的一般形式分离的个人）。
将彼此看成是竞争对手或交换工具的人们不仅是商品生产的前提，同时也是商品生产的结果，这当中就存在打破人类团结这一束缚的固有倾向。
进一步而言，商品生产强调单个生产者（或者单个生产单位中被组织起来的生产者）软弱性。只要生产者之间的联系既不在他们的意识当中，也不是作为整体而依附于他们，那么，这些劳动者寻求私利的行为和与其生产者之间的冲突就会产生一种居于他们之上的异化的社会权力，同时也产生出独立于他们之外权力及其在这过程中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市场决定他们应该干什么；市场在实现他们目标的过程中对他们起推动作用，并决定着什么是理性行为。没有比生产的扩展更能说明这一问题：只有能保证产生更高回报的生产扩大才会被人们所采用，那些不遵循这种异化社会权力的命令的人就会遭到失败。（在南斯拉夫，在这种“自我经营的企业”之上的权力，采取的是银行和信用体系的形式。信用被扩大到能付给更多回报的人手中。换句话说，这样的发展将会对产生更多回报的人自动带来好处。也就是说对那些人从市场上受益，得到更多好处。因此，发展的趋势就会在这些部门的控制下。这些占据统治地位的部门是信用体系和银行。）
这里所暗含的有关共产主义建设方面的含义是很清楚的。它不是简单地说明，异化劳动不仅确保了产生占有生产的新需求，同时也不断产生出贫穷的个人--对这些人而言，自由王国是很遥远的。（参见HORVAT论述：收入增长所带来的边际效用的减小将允许产生按需分配的方式--前提是需求衡定。）在上述的生产活动当中，不存在针对旨在扩大价值的人类生产活动的障碍。一旦对货币的追求被看作社会中的常识而取得合法地位，以及货币积累的逻辑被人们所强调，那么资本主义出现的前提条件就产生了。商品经济不仅产生了货币交易和商品--资本存在的空间，同时也产生了除掉妨碍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因素。比如说，英国提供资本主义生产前提的历史性裂变就是贵族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刺激下，将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出去，并霸占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但是，贵族并不是从天而降的，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时代的产物，对贵族而言，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附加在这种权力之中是政权的力量（它自身也日益成为商品货币经济产物），这种过程催进了：一方面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另一方面是依靠工资谋生的劳动的积累。
为什么要假定市场社会主义可以是各式各样的？当我们考虑生产的第二方面，难道我们不是被迫承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产物是人，这些人不但与商品生产要求相一致，同时这些人的目标是实现价值的自我增值，难道我们不应该这样预料：市场社会主义生产出来的人迟早会按照预先安排（通过直接和政权的力量），去消除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并为他们自身的利益去夺取人民大众的财产权。
简而言之，相对于工人对团结诚实的强化，商品联系的发展则消除了人们针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当然，所有这些观点并不是新的，CHE
GUEVARA在1965年就清楚阐明了这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