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完成计划中的劳动力一卷所导致的影响是：《资本论》中缺乏对工人作为主体这一方面的论述。虽然《资本论》说明了工人成为资本存在的一种方式，但它没有探究工人的核心目标（工人自身求发展的需要），也没有探究工人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既没有说明工人（同期资本发挥作用所依赖对象）的新需求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方式，也没有说明工人针对“资本努力使工资降低到最低程度”所进行反抗的效果。劳动-工资关系的这种趋势，起源于工人为求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成为工人斗争的基础，但《资本论》却将它忽略了。
这就直接导致了《资本论》没有研究生产的第二方面--工人自身生产过程。《资本论》中没有论及生活、改变、奋斗、欢乐、斗争和人类发展。作为一个惯例，人类通过自身活动来生产出自身，并不是《资本论》所要研究的对象。（当然，更像下面将要提到的，马克思认识到通过对资本的斗争，工人倾向于产生出不同的自身，即不仅仅是作为资本的产物。）事实上，让人费解的是：马克思思想批判的领域囊括了所有生产性活动，实际上是所有活动，这样就产生了共同后果：生产者在生产中改变了自己的本质（马克思，1977：283），同时，每种消费以不同方式，在一些特定方面生产出人。（注意到马克思的论述，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者亦发生了改变，因为他们自身产生新的品质，在生产中发展了自身，改变了自身，产生出新的力量和思想，新的交流方式，以及新的语言。”）
《资本论》中存在的对这一方面的忽视，关键在于马克思早期作品中缺乏一个主题--工人阶级通过斗争获取自身发展这样一条红线。马克思在1850年认为：工人将不得不经历长达50年的内战和群众斗争。最终导致社会变革，同时也导致自身的变化--这正像他在此前几年所宣称的那样：革命活动是惟一一种方式，使得工人阶级能够成功消除自身所拥有的那个时代的缺陷，并能够再次建立一个新社会--这反映出他的“革命实践”这一概念：是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变化（自变）的巧合。没有抓住这第二个方面--这不是《资本论》研究对象--也就不能理解具有推动作用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些推动性因素，工人对于资本感觉上的依附就没有尽头，也不存在对资本的超越。
《资本论》有限的研究对象使得我们偏离了对资本主义或其他环境下产生出来的人的关注。然而这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人类自身既是物质生产，同时也是人类所从事的其他生产活动的基础。因此所有影响人类自身（生产的主体）的环境因素都或多或少的调整着人类的功能和活动，亦即影响着作为物质财富或商品创造者的人类的功能和活动（马克思，280）。
如何看待与市场社会主义含义的理解密切相关的生产的第二方面？关键的问题就是市场社会主义所生产出的人的本质。这些人是创造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主体，还是有可能再次创造出资本主义。
四、共产主义作为一个有机体的发展
明确说来，我们这里关注的不是成熟的共产主义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每一种以共产主义经济形式存在的经济联系都是其他经济联系的基础。相反，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理论含义，并且试图了解向成熟共产主义过渡（或倒退到资本主义）的趋势。据此，让我们试图重建马克思有关共产主义发展的范畴。同时遵循着他在分析资本主义发展时所提出的模板。当然，这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构建，借鉴马克思的各种作品作为我们逻辑上的参考，同时这种构建也不能与20世纪现实的社会主义事业所遇到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一）一种特殊社会关系的确定
我们把工人在反抗资本的斗争过程中产生的工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作为分析的起点，这种社会关系是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工资-劳动关系一同发展起来的。这种关系，最初工人在行会中被组织起来时，就产生了。“在仅存在经济活动条件下，资本处于强者地位”的共识日益增长，促使工人采取政治上的行动。“争取政治上的权利己经成为工人阶级最大的任务”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信条。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反复强调的一个信念：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将工人阶级提升到统治阶级的地位，争取民主斗争的胜利。
因此，工人阶级努力争取斗争的胜利，并用获取的政治上的最高权力去消除资本主义和阶级社会的基础。我们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将其理解为一种不同形式的政体，这是一种分散化的民主的政权形式。这种政权由付给劳动工资的议员所组成，集体事物的每一方面都要由代表大会决定。这种代表大会将选出代表组成中央政府。马克思说：整个法国本可以组成一个自我工作、自我统治的公社。只要是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国家权力通过公社形式，就会被削弱，国家合法的职能将会被位于社会之上最高当局所取代，并将职能移交给负责任的社会当事人。这是社会对国家权力（作为社会自身存在的力量而不是作为控制和征服社会的力量）再次收回。这种收回是通过人民大众完成的，并将这种权利作为工人自身的力量，而不是工人们所要压制的有组织的力量--这也是他们社会解放的政治上的形式。
这种特殊统治形式最后所要揭示的特点是：生产者的自我统治。事实上，只要政权从一个强加到社会的有机体转变为完全受控于这个社会，那么自我统治的生产者就会根据自己的目的去使用这个政权，促使环境和自身不断发生变革。简而言之，我们所看到的是，出现了生产者社会联系的另一个方面--他们作为自我统治的公民，在各种生产者的利益作为一个整体的活动中被联系在一起。
（二）财产关系的裂变
这个新阶级统治的直接目标是很清楚的：无产阶级将用政治上的最高权利，按照程度不同，从资产阶级手中剥夺资本，使生产工具集中到国家手中，即集中到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被用于尽可能快的发展全部生产力（马克思和恩格斯，1976：504）。工人政权将成为对资本暴力征服的一个工具。对资本暴力征服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复制受到抵制。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发现自身总是在外力推动下前进。在存在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进行垄断的地方，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会不断涌现。
然而，这并不是具有资本主义特点的财产关系的一个完全的裂变。虽然现在存在着对物质生产条件的公有制，但工人仍保持着生产的私人条件（劳动力）的所有者地位。由于这个社会成员，在经济的、道德的、知识上的每一个方面仍然标有旧社会的印证。最初，有可能出现超越“资产阶级权力的狭窄眼界”的部分过渡（马克思,1962:23,25）。
（三）特殊生产关系的出现
但是，考虑到财产禀赋的变化，那么超越工人依附于资本的生产方式，并在原有位置建立起自由平等生产者联合体就是有可能的。虽然这种发展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生产者获得劳动的产物并引入合作生产，在这种条件下，上述变化有可能发生（莱伯维茨想象出一种替代性的情景，在那里一个先进党派掘取了产品，导致随后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先进的生产方式。）。
在这种条件下，每个生产单位中生产的特点，就成为对生产者相互之间客观依赖的有意识的认知。劳动者不同形式劳动的相互联系是建立在劳动者的自身计划和表达他们自身愿望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来源于他们之外的权力。因此，他们结合成单一生产体，同时在个人的不同职能之间发生联系。这并不是竞争所导致的结果（马克思，1977：449-450）。相互联系的生产者，在每个生产单位内，都能够在个人劳动力‘是作为单一的社会劳动力’的自我认识基础上，使得他们各自不同形式劳动力得到扩展（马克思，1977：171）。因此，生产者是作为分散的、自我统治的社会中的成员，作为生产资料的共有者，作为生产过程中相互联系的生产者而相互联系。
但是，生产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存在另一个方面。作为劳动力的私有者，生产者将劳动力看作他们的财产，并认为他们有权利为劳动力的付出而取得报酬。因此，只要他们作为私有者彼此发生联系，每个生产者都寻求在劳动既定的条件下，收入最大化；或收入既定，劳动最小化，私人利益指引着作为劳动力私有的劳动者的活动。同时要维持和复制这种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就要有所有人都获得等价物这样一个条件：以一种形式存在的给定数量的劳动被用来交换另一种形式下数量相等的劳动。简而言之，依据贡献大小而采取的分配，就成为对以劳动力私有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进行复制的一种方式。
当然，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复制。在这种劳动力合伙的制度安排下，每个人都将一定量劳动放入集体的碗中，并从中取出自己的等价物。每个人并没有放入相同数量的劳动，因此这些人所宣称要拥有的等价物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在个人禀赋方面是不同的，由于体力或脑力差别，一个生产者在同一时间内提供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劳动。这是在所有社会中都存在真实情况--包括作为一个有机体的完善的共产主义。但是，要紧的是在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生产者是以作为生产条件私有者相互联系。平等的权利必然意味着对财产要求上的不平等，分配上的不平等。这是由于共产主义在这个阶段的缺陷所造成的。
考虑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含义。只要劳动力的私有产生出基于劳动的供给而索取产品的要求，它同时也孕育了一个相反的要求。作为生产资料共同和平等的拥有者，为什么劳动者不能平等的分享劳动果实？作为物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他们与分配相联的逻辑是：根据每个人平均占有的资本份额多少分配产品--这是一个在消费中完全的人人平等的情况。因此，生产资料公有制不是作为满足共同需要（像在发达的共产主义体系下所要实现），而是使每个人都声称拥有一份财产权，作为另外一种资产阶级权利被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