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价值中立抑或价值导向？从休谟的“二分法”到新古典经济学“形式主义”的危机，尽管经济学家作出最大的努力企图使经济学变成一种价值中立的纯粹科学，然而，这些努力都无法去除经济学理论中暗含的价值导向。经济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秉承新古典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暗含着这样一些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自然合理的制度；在市场经济中，只要不去侵犯他人的利益就应该允许理性人去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个人偏好独立于社会环境；对私有商品和劳务的所有偏好都具有同样的合法性；完全竞争的市场会促使资源的有效配置；任何改变经济现状的政治变革都需要有一致的赞同等等[3]。经济学家是无法摆脱经济分析和经济理论中的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在不同的价值判断背后，不同经济学家及其构建的理论总是代表某个特定阶层和集团的利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超越阶层和集团利益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是不存在的。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总是否认经济学中存在价值判断、宣称新古典经济学是一般的、永恒的经济学原理，总是以效率来否定公平。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当一部分人通过官商勾结或MBO等钻空子的方式在肆意地瓜分属于人民所有的国有资产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则称这些人为现代企业家，提出这些人是在创造财富而不是瓜分财富，他们是社会精英，他们在创造历史；当郎教授指出这是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时，他们又反驳说这是阻碍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说什么“国退民进，何罪之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这种反驳和貌似公允的主张只能说明他们代表那些通过瓜分国有资产而致富的新兴富裕阶层的利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实际上是企图在中国建立那种少数人富有而绝大多数人贫穷的中国版的“雇佣劳动制度”。如果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一些人打着效率和成本计算的幌子而干着鲸吞社会财富的勾当，这比那种所谓“程序公正”的私有化还要坏、还要阴险。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 郎咸平 教授划归为某种经济学派，但 郎 教授“说真话”的行为却体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
经济研究直接涉及到人们的利益关系，它“必然会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动自由的科学研究”[4]。从这种意义上说，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更应该遵循科学理性分析原则、讲究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那些仅从一己私利出发来分析问题的所谓“经济学家”最终将会被历史所抛弃。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体现在他的理论应当为社会公众的利益服务，经济学家的学术良知体现在他敢于坚持真理，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只尊重客观事实和科学逻辑。郎咸平事件的意义在于，它提醒人们保护国有资产的紧迫性和所谓“国退民进”过程中极端的社会不公正性，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到了呼唤经济学家良心的时候了。既然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不能摆脱价值判断，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就应该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当国有资产受到直接侵害时，他就应当勇敢地站出来保卫国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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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郎咸平：《整合》第15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2] 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第8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参见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比较观点》第425-429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
[4]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市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
米切尔·A.莱伯威茨
作者简介：米切尔·A.莱伯威茨（Michael.A.lebowitz）,加拿大西蒙·布拉泽大学经济系教授。
内容提要
传统观念认为，市场是许多分散的生产与消费联系起来的分配机构，商品生产包含资本主义的萌芽，故社会主义与市场是不相容的，这种看法具有片面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和完善的论述只是提供了一种模式，并没有说明商品生产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解，关键要看市场社会主义所生产的人的本质，是创造新的共产主义的主体，还是再创造资本主义的主体；商品生产的自发倾向孕育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市民社会的有意识的发展，作为一种即将出现的共产主义社会，能够确保市场社会主义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历史裂变。
关键词 市场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
一、 社会主义可以与市场相结合吗？
社会主义和商品生产是不相容的吗？对于像席勒·迪克丁（Hillel
Tichtin）这样的一些理论家来说，市场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不可行的，不受欢迎的，并且和社会主义毫无关系”（Ollman，55）。实际上，市场社会主义这个思想是“绝对毫无意义的”（Ollman，59）。按照定义，社会主义是计划性的：“社会主义是按照社会被计划的程度来定义的，并且社会主义不存在价值和货币”（Ollman，58-59）。相应地，对迪克丁（Tichtin）而言：“市场社会主义，应该简单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Ollman，166）。①(①定义在迪克丁的论述中居于核心地位。“劳动在社会主义中成为人类的第一需要”，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上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直接需要”这些论述已经跳出了社会主义的范畴，因为这些特点是马克思清楚说明了的作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具有的特点。迪克丁承认，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分始于列宁，而不是马克思。)
在同义重复的基础上，俄耐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1）也宣称社会主义和市场是不相容的。他描述说：“马克思构思出来的社会主义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统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社会阶级和国家已经消失了（Mande1，1988：108）”。因此，只要一个经济体还有被货币和市场统治的部门，曼德尔（Mandel，1986：31）认为，这个经济体不可能再被划归为社会主义（尽管它可以有资格作为一个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体）。
这种方法，用分类方法代替推理，是不可能让许多已经不相信市场可以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人们改变他们的主意，毕竟，如果我们把市场看作是把许多分散的生产和消费决策联系起来的分配机构，（例如用兰格的话来说，作为一个前电子时代的计算装置），那么，为什么只有我们的社会主义概念只包括一个单一的生产和消费决策的条件下，市场才会与社会主义相容呢，如果我们认为市场是一个交换体系，在这里人们以一定的产品或劳务来换取报酬，同时除非我们定义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人们无偿付出他们的劳务。为什么只有这样，一个市场才会与社会主义相容呢？毕竟，当马克思描述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时，他承认这个低级阶段存在的缺点（相对充分发展了的共产主义而言）是生产者对他们的生产活动要求一个补偿物：在一种形式上的一定量的劳动被用于交换等量另外一种形式的劳动（马克思，1962：23）。
市场在很多社会都存在，包括氏族社会、奴隶社会、简单商品生产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实际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坚定把生产关系的本质作为理解一个特定社会的本质和动力的关键性因素，我们就应该承认这种可能性：在一个由独立的手工业者和农民所组成的社会里，它的市场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不同，就像后者可能不同于一个实行自我管理的集体主义社会的市场一样。如果我们承认作为我们见解基础的辩证世界观：市场由于作为特定整体的局部而获取一定的特性。这种特性在孤立的情况下的否定，并将其作为‘绝对毫无意义的’就失去了任何逻辑的基础（Levin
and Lewontin，1985：273）。（丹那·爱尔森（Diane
Elson）“社会化市场”的经典称呼，是作为强调社会主义中一种特殊类型市场的重要性的一个例子。）
但是，对市场和社会主义能相容提法的第二种否定意见是不容易被驳倒的。这个否定的论据就是商品生产包含资本主义的萌芽。别忘了，资本主义不正是商品生产充分发展的阶段嘛，在这一阶段，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开始变为普遍形式（马克思，
1977：274）。只要货币潜藏于商品，资本潜藏于商品和货币之间的联系，难道就不存在一条逻辑的和历史的路径，使得商品走向资本，商品生产直接走向资本主义生产。对那些仅从《资本论》书本得到这个结论的人来说，市场社会主义--如果不是一种矛盾修辞法--就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并最终走向资本主义。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典型论述
然而，你不会从《资本论》中找到这样的结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并没有说明在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之间存在着一个逻辑的和历史的连续性。虽然资本的可能性总是在商品中体现出来，但这并没有说明资本出现的必要性。为了明确说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多种经济演变的本质（马克思，1977：273），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和完善的论述只是开了一个头，提供了一个模板，它允许人们在此基础上对其他生产方式进行考虑。
(一)一种特殊社会关系的确定
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许多社会中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关系的一个特点：货币-商品-货币，即通过买卖商品追求剩余价值。尤其是商人总是遵循贱买贵卖的法则与手工业者、农民、封建主、奴隶主和不同社会的各具特色的统治者进行交易。建立在对奴隶的、封建的、小手工业的或农民的生产关系下生产出来的商品所有权的购买基础上的商业活动，主要也依附于这些关系。
如果试图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这部分的论述进行概括，我们就可以假定人群中存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关系作为分析一个新的有机体发展的起点。这个社会关系拥有一种特殊明确的特点，并与其他社会联系共存（实际上这种社会联系被其他社会联系所统治）。我们同样假定已经有一套财产关系（即秉赋），它构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同时又在这种生产关系下得到了强化，简言之，为了启发读者，我们从社会均衡的类型开始说起。
（二）财产关系中的裂变
现在让我们引进一个财产关系中的一种裂变（作为战争，阶级斗争，革命，或其他渐变过程所导致的结果）。在这种社会关系相对扩展的孕育和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在秉赋分配（所有权，即生产方式）方面产生特殊的变化。关键的问题是在这种财产权新的分配中，不同当事人现在可以背叛、排斥和决定这些生产资料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