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产权是一种法权关系还是经济关系？马克思研究的产权主要是经济意义上的产权，是指人们对财产占有上的一种经济利益关系，具体是指对人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马克思认为，所有制关系对法律关系具有决定意义，并把财产关系的经济内容即所有制关系当作产权关系研究的重点，而财产关系的法律形式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加以涉及。与此不同，西方产权理论所讲的产权则主要指法律意义上的产权，认为产权就是由法律规定和实施的对财产的排他性占有权，是法律创造和决定了产权，法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显然，二者对产权的经济内容和法律关系的理解是不同的，甚至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理论逻辑。

4、产权是一种生产关系还是交易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生产中心论”，马克思研究产权问题是以生产为基础的，把它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引起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变化，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演变则具体化为产权形式的差异和演变，从而把产权范畴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而西方经济学主要是“交换中心论”，西方现代产权理论则是以交易为基础的，超脱于现实的生产过程之外，着重从人们的交易活动出发，研究经济活动呈现出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利益的交换关系。可见，两种产权理论的理论视角和侧重点是不同的，似乎存在着一种可以互补的关系。

5、产权是一种自然权利还是历史权利？西方产权理论把财产制度当作某种先验的超历史的自然权利，把私有制看作是人类利己本性的最适表现；他们运用交易费用、自由契约、个人选择、成本收益等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范畴，不仅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产权问题和其他经济现象，而且利用这些范畴来说明包括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计划经济等所有社会的产权现象。例如，他们认为，农奴制度的兴起是由于土地丰裕而劳动力短缺，因而建立农奴——领主契约就是有效率的制度安排；随着人口增长使劳动力价格的下降、土地价格的上升，要素的相对价格又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了封建所有权的逐步瓦解；甚至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也可以用交易费用过高加以解释。而马克思对于社会制度和产权关系的认识则是与这种超历史的观点完全相反的。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制度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产权结构的演变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的。即使是奴隶制度，也曾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资本主义制度虽然对其他社会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是至今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但最终也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退出历史舞台。

6、产权绩效应以什么标准来评价？不同的产权制度和安排会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两种产权理论对产权绩效的评价标准不同。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以生产为基础的，其对产权的经济绩效的评价主要以生产的效率为依据的；而西方产权理论是以交易为基础的，因而其对产权的经济绩效的评价主要是以交易费用的高低为依据的。由于新制度学派固守个人主义的范式，虽然认识到了产权决定的整体意义，但却没有发现其中的内在逻辑，因而陷入了产权决定经济绩效、国家规定和保护产权、因而国家最终对经济绩效负责的悖论之中，此乃所谓的“诺思悖论”。

可见，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西方现代产权理论虽然存在着共通的地方，但区别是根本性的，这种根本区别决定了两种理论在对产权的起源、产权的功能、产权的结构形式、产权的演变规律、私有产权和公有产权的效率比较等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认识上都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

四、结论

从以上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和西方现代产权理论是在不同的时代和背景下产生的，两种理论属于不同的意识形态，运用的方法也有别，因而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总的来说，马克思产权理论由于运用了历史的整体主义的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在理论深度、体系方面更胜一筹，特点是抽象而深邃。而西方产权理论则主要从现实社会中的表层现象出发，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和个体主义方法研究产权问题，可以说是严密而实用。因此，我们不能说，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西方现代产权理论那种更完美，那种一无是处。实际上，两种产权理论各有其理论视角和特点。例如，马克思对于具体的产权问题，即产权的交易过程和法律关系等并没有做系统的研究；特别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产权问题更不可能做出具体的描述。在这方面，西方产权理论则具有优势，对具体的产权现象作了较多的研究，对现代市场经济中产权运行机制作了详细的分析，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系列比较科学的结论，这正好弥补了马克思产权理论的不足。现代西方产权理论是对西方经济学的修正和完善，是当今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最新成就，是西方市场经济现实的理论概括，对现实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总之，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和西方产权理论各有长处，各有优势，虽有不同，但并不完全排斥，是相互补充的，有人甚至认为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把两种理论整合到一个经济学框架之内。因此，在我国，对待两种产权理论要有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尤其是在指导我国的产权改革时，要注意区分，合理借鉴，以更好地为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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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1990：《产权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中文版

诺斯悖论

1 什么是诺斯悖论

人们所熟知的“诺斯悖论”是诺斯在1981年提出，国家（state）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通过向不同的势力集团提供不同的产权，获取租金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还试图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从而获取国家税收的增加。国家的这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另外，由于存在着投票悖论（the paradox of voting）、理性白痴（rational ignorance），加之政治市场的竞争更不充分和交易的对象更难以考核等因素，政治市场的交易费用高昂。结果，政府作用的结果往往是经济增长的停滞。

2 什么是诺斯第二悖论

诺斯第二悖论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1．诺斯反复强调，政府界定的产权规定了经济体系中基本的激励结构，产权的变化使得组织和组织内部的企业家从事各种活动的成本收益发生变化，组织和个人因此调整自身的行为，推动制度的变迁。由于非正式制度的存在，调整多在边际意义上进行。调整的方向是节约交易成本。换言之，从每一个时点上来观察，交易费用在不断下降，经济效率在不断提高。正因为此，诺斯（1988）认为，交易费用的下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源泉。

2．诺斯和Wallis（1986）所做的工作显示，从1870年到1970年，在美国经济中，交易费用已从187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上升到1970年的45%。在另一篇文章中，诺思也曾估计到，在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中，交易费用大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张五常先生也讲到，在香港这样的现代市场经济大都市中，交易费用可能要占其GDP的80%以上[ii]。由此观之，从长期来看，交易费用是在不断上升，经济效率是在不断下降，以至于社会可能因此陷入停顿。这又为诺斯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停滞提供了理由。

悖论就出在这里。一方面，从边际意义上的短期来看，交易费用总是在下降；另一方面，每一个时期的下降最后带来的是长期交易费用的增长！前者的推论是经济不断增长，后者的推论是经济陷入停顿。反正无论经济出现什么情况，都可以用同样的原因加以解释[iii]。我们将诺斯体系中的这一矛盾称作“诺斯第二悖论”，但它决不仅仅是诺斯的悖论，而是整个新制度经济学的悖论。包括科斯（1937）、威廉姆森（1985）在内，他们都认为组织的选择标准、制度变迁的方向就是交易费用的节约。科斯认为，市场和企业的切换旨在降低交易费用；威廉姆森反复了组织的形式，但他的看法总体上和科斯是一致的。其他制度经济学家也同意，短期内交易费用是下降的。但是，长期的交易费用是在不断地上升。这样一来，我们就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标准还正确吗？

如果不正确，制度变迁的方向是什么？

如何对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制度进行比较？

诺斯第二悖论的形成

诺斯体系中隐含的悖论，和诺斯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转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通过梳理诺斯的研究历程，试图说明的是，诺斯的转向代表了新制度经济学应该会发生的、未来的转向。

诺斯曾回忆到，他在早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期转向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张五常和巴泽尔去华盛顿大学之前，诺斯几乎没有受到现在所称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他在1960、1971、1973的著作都是坚持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他认为，制度一定是有效率的。个人、自愿团体和政府会考虑现有制度之外的所有可能的赢利机会，并对所有可能机会在未来各期的成本收益进行计算，结果贴现之后，他们会挑选出净收益最大的制度安排。因此，新产生的制度一定是有效率的。但是，此效率并不是用交易费用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