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过一位经济学家，是由于有关规模经济的令人非信不可的经验证据使得他信仰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吗？因此，也许根本不是经济争论使得经济学家转向计划主义者或自由市场主义者。生产资料私有制经常遭到人们有用心地组织的攻击或对其正确性的证明，但是我们能够高估或低估一系列公认的经济学教条而不会遇到人们这样对待我们。毫无疑问，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分散的决策体系具有节省信息的优点，但是兰格和勒奈很久以前就证明，公有制可以和一个“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价格体系优点结合起来。还有一种经济观点，认为私有制同在原子论的竞争体制下向着技术动力主义发展的内在趋势有关，但是这些观点必然是针对与上述趋势类似的向着周期性衰退发展的内在趋势，更不用说是针对个人收入分配数额的不相等了。然而，在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基本联系还很少得到讨论，也许是由于主流经济学家为避免尴尬而不愿承认真正藏在他们对私有制比对公有制有更大的偏好的背后的是一个在政治理论中的确定的论证。①琼•罗宾逊在一页奇迹般简洁的论述中击中要害地说（见罗宾逊1962年，第138—9页）：
经过凯恩斯的修正办法修补之后，用他的话来说，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上去是最好的”，在这基础上为我们的经济制度辩护是可能的。或不管怎么样它也不是太坏，而且要改变它是痛苦的。总之，我们的制度是我们所有过的最好的制度。或者采取熊彼特从马克思那里得来的顽固的路线是可能的。这个制度是野蛮的、不公正的、动荡的，但是它分发了物品，而且不管你怎么咒骂它，这些物品正是你想要的。或者，在承认它的不足时要从政治基础上为它辩护——我们所知道的民主在其他制度中发展不起来，并且没有这个制度民主就不复存在。在今天这个时代所不可能的是以新古典的风格把它做为一个能精细地自我调节的机制来维护，无论如何那只能留给制度本身来生产最满意的结果。
为了做有分辩的表达，我认为罗宾逊所做的这四个辩护的确概括了标准的观点，并且对于那些“为我们的经济制度辩护”的人来说其中第三个辩护压过了所有其他的辩护。
甚至在信仰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多数派，即各种各样的“自由市场主义者”中间，他们对于可以用普通的经济政策来修正我们社会的收入的不平等这种观点也有很大程度的不同看法。举例说，萨缪尔•布里顿在考察了英国学院的、实业的和政府的经济学家的观点，把它们同政治家和记者的观点进行比较之后（见萨缪尔•布里顿1973年），证明了经济学家做为一个团体倾向于在公共政策方面持有独特的观点，这就使得他们在任何公共讨论中同其他人区别开来：他们对于价格机制做为根据相对稀缺性和显露出来的消费者倾向配置资源的手段这个功能有一个评价，而在非经济学家中是缺少这种评价的。然而，某个经济学家是不是愿意赞成“造经济学正统的反”经常依赖于是不是“他是准备把配置资源的问题根据它们本身的优点来处理，相信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系统，任何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主要的不合意的效果都能被抵销，或者还不止是被抵销”（见同上，第23页；又见凯尔和其他人，1979年）。因此没有多少理由使弗里德曼能够持这种乐观的观点（见弗里德曼，1953年，第5页）说，我们所有的人在预言政府政策活动效果方面的分歧，比关于基本的价值问题的分歧更大。
早先，我们认为很少有人持有纯价值判断，并且尽管有休谟的铡刀，“是”的王国还是继续侵犯“应该是”的王国。
但是现在我们认为“是论述”不断地被根据“应该是论述”来评价。这并不是自相矛盾。事实和价值之间的相互作用正是点燃科学工作的导火线，这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并不比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小。只有当我们的努力有增加事实的作用并减小价值的作用时才能实现科学进步。如果经济学要进步，经法学家必须给产生和检验可证伪的经济理论的任务以绝对的优先。在最后的分析中，只有假说检验的机制才可用于清除政治的和社会的偏见，使得这种清除速度比从新情况中不断地产生这种偏见的速度快。正象马歇尔所认为的，经济学所向往的目标不是生物学或者科学的任何其他分支。经济学所向往的目标是科学的方法本身。
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现代产权理论的比较分析
程恩富
[摘要]产权是构成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性元素，是市场交易及有序运行的基本前提。产权理论主要有两种，即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二者之间虽然有着某些共通点，但差别是根本性的。本文分别简述了马克思产权理论和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主要线索和基本观点，在此基础上对两种产权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
[关键词]产权、马克思产权理论、西方产权理论、比较分析
产权是构成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性元素，是市场交易及有序运行的基本前提，产权的界定、结构和安排不仅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结构和性质，而且影响着该国资源配置及制度运行的成本和效率。近些年来产权理论研究逐渐融入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1991年、1993年其代表人物科斯（Coase）和诺思（North）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追根索源产权问题研究主要有两种最基本的理论范式：一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产权（所有权）理论；一是以科斯和诺思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理论。总体上看，我国关于产权问题的研究，在90年代之前主要是按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展开的；而90年代之后，则更多的是沿着西方产权理论的范式演进的（林岗、张宇，2000）。那么，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西方现代产权理论的主要思想是什么？二者的共通点和主要区别是什么？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和比较，将是一件十分有趣且意义重大的事情。
一、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抽象而深邃
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并没有专门的产权理论，甚至并未使用过“产权”和“产权制度”这样的名词。但他的产权理论是蕴涵在其所有制理论之中的，因此有人认为把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视作一种产权经济学未尝不可（张克难，1996）。因为，在德文中“所有权”（eigentum）与“财产”一词同义；英文中“property”一词，一是指财产本身，更是指财产权利，即财产的占有、享用、处置、收益等权利，亦即产权。从这个角度讲，所有权与产权的含义是相近的，马克思的所有权理论就是其产权理论。进一步讲，即使是所有制问题，马克思也并没有设专题进行专门的集中的研究，而是散见于他的一系列经典著作中的。关于所有制、所有权问题的论述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而且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主线之一。因此可以说，马克思关于产权的思想，就是他的与所有制分析相联系的所有权思想，马克思是以其所有制、所有权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财产权利关系及其运动的。
由于马克思关于产权问题论述的间接性和分散性，对马克思产权理论的理解和把握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里作一些初步的尝试性的归纳和总结。
发人深思的是，马克思没有用一两句话给出所有权的完整定义，他在《贫困的哲学》中指出，“要把所有权当作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和法学的空想”。他认为，研究所有权要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一系列再生产环节，通过对社会生产总过程的系统研究才能加以把握。在《资本论》中，他正是按照这一思路动态化地不断丰富资本主义所有制涵义的。从《资本论》及一系列著作来看，概括地说，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所有权（产权）是一种以私人间的排他性来界定的、可以进行市场交易的并在交易运动中不断增值的财产权。他对产权的解释包括以下几个层次的内容：
产权首先是等同于所有权；
其次是属于上层建筑法权性质的权利，对应于所有制而又区别于所有制；
其三是指排他性的可交易的资本属性的权利；
其四是动态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全过程中存在的权利；
最后是广义的包含一系列关于资产权利在内的“权利束”（赵晓雷，1999）。
在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中，首先区分了所有制与所有权的不同。马克思认为，所有制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对物质资料的占有关系，所有制是一个事实，是一种经济存在。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发生，因此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反映的是人与人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而所有权则是指所有制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是一种法律范畴，作为一种权利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因此，所有制的形式决定了所有权的性质，随着所有制形式的变化，所有权关系也必然发生变化。所有权只有在一定的所有制基础上才能得以说明，用抽象的所有权概念不能说明任何一个社会的所有权关系。
马克思还把所有制区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在他看来，狭义的所有制是指对资产的排他性占有，或称资产对人的社会隶属制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广义的所有制则是指在社会经济的历史运动中，在人与资产的社会结合过程中，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全部经济运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所有制性质对全部经济生活的规定性，即社会生产关系。
与此相适应，马克思也进一步把所有权区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考察了所有权的结构。马克思认为，狭义的所有权是作为广义的所有权权能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广义的所有权范畴除包括静态的刻画财产隶属关系的内容外，还包括其他内容。在这里，所有权概念是一个融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于一体，并随着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分解和分离的科学范畴。马克思曾在多处考察过所有权的这种权能结构。例如，在论述地租时指出对土地的所有权包括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权利，这些权利对实物形态的资产而言均有其独立的意义。在论述“借贷资本”时，提出了借贷资本的支配权概念，他说，“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进而别人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资本的支配权，使它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马克思还特别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股份公司所具有的委托代理制的特点，指出股份公司制度中的所有权是所有、代理、管理三权分离的构造，并着重阐述了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分离的思想，强调了经理地位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