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不浪费时间来批评这个定义，但很值得一提的是帕累托假定并没有赢得普遍的赞同。当然不能认为每个人都绝对地把帕累托改善看做是明确地合意的。不仅仅是政治领域中的左派会在个人福利方面反对假定（1），特别是在社会福利方面反对假定（2），甚至古典自由主义者最近也造他们所说的“帕累托福利经济学”的反，把很大范围内的国家干预归罪于为了取得帕累托最佳状态，从而就极端地用看得见的政府的手来修正看不见的手的影响。罗利和皮科克认为（见罗利和皮科克，1975年），自由主义者接受了自由和个人主义的交换；他们愿意容忍对个人自由的侵犯，但这只是在当这种行为能保护其他人的更大的自由的时候；自由主义所关心的基本是保持和扩大负的自由，其意思是否认某些个人受到其他人的强制，而这种强制可能是和消费者主权，也就是和帕累托假定（1）相抵触的。无论如何，古典自由主义哲学中的基本价值前提是不能被归并为帕累托经济学中的三个假定的。如果不进一步揭示罗利和皮科克的观点，这种归并就只能是维护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人们对帕累托价值判断的接受比经济学家所愿意想象的要少得多。事实上，在评价其他人的价值方面经济学家是很差的：由于他们有意避开评价性讨论，他们自己大部分都否认价值判断分析是一个富有成果的研究领域。关于没有争议的价值判断根本不是价值判断这个荒谬的论题是于事无补的。

十、作为专家治国论者的经济学家

甚至是那些反对视帕累托福利经济学为实证经济学的观点的人也相信，如果不借助价值判断，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家做为一个经济学家对公共政策问题是说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这种情况通常是在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区别、在工具和对象之间的区别方面形成的，这立即提醒我们罗宾斯的有名的经济学定义，罗宾斯把经济学定义为是研究稀缺资源在给定但是有竞争的目的之间的配置的科学。让政府来决定从经济活动的多重目的或目标方面定义的“目标功能”，而论述对稀缺资源的不同配置的“可能性功能”、成本和效益是经济学家的任务；如果手段—目的区分是保持僵硬的，那么给政府的经济建议就是，或者说能够是价值中立的。①因此教科书上的那些东西就是把经济学家做为一个专家治国论的政策顾问来写的。

在某种意义上，这只不过是把“是—应该是”、“事实—价值”、“实证—规范”二分法再重复一遍，而这种做法就受到由这些区分所产生的同样的困难的支配。就象我们早先把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分离做为澄清性的、医疗性的方法论常规来进行辩护一样，类似地我们可以赞扬和政府进行经济商议的教科书概貌，在其中作者把他的价值判断审慎地藏了起来，这样教科书的内容也就做为一种应追求的思想而不是规定实际上应采取什么行动。这也确实是当罗宾斯警告同行们说作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不能合理地推荐一个特定的公共活动方针的意图。

然而，分界线的问题超越了实证—规范划分的困难。这个观点是，经济学家亮出不同的可能性的菜单，然后典型的决策者根据他所偏爱的功能从这菜单中进行选择。不幸的是，经济忠告也是按典型找来的，不仅仅是阐明可能性功能，而且也阐明偏好功能。决策者既是为目的也为手段寻找忠告。经济学家确实应该怎样在客观的东西中间发现决策者的偏好功能而不加进自己的东西呢？这样问一个经济学家通常会使他无从对答：如果决策者是一个政治家，他首先被委托去帮助决策者得到最大的选举支持，对此最好是通过把客观性搞模糊来保护，而不是披露它们。经济学家也不能通过研究政治家过去的行为来推断他的偏好功能：他的这个决策和那个决策之间可能是不一致的；做为从干中学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可能已经改变了他的偏好功能；此外，情况本身也不断变化，这也使推断变得困难。再者，不管怎么样，单个决策者的概念是一个方便的虚构；通常的情况是，关于公共政策方面的决策是由一个班子做出的，其成员对于目的方面的意见可能很不一致；结果，后继的政策可能表达了有抵触的目的，这要看班子中的哪个成员在哪段时间内有控制的手腕。

但是如果经济学家不能发现在决定政策中潜在的偏好功能，他就既不能对过去的决策进行估价，也不能改进未来的决策。

沿着这方面做进一步的思考就开始得出这样的看法，即依照罗宾斯在公共政策的手段和目的之间做僵硬的区分，这种纯粹主义者的观点的确有些错误的东西：它假设决策者首先是挑选他们的目标，然后才寻找达到这些目标的政策。就事实而论，任何决策者都是从不断进行着的活动开始，并且根据他的政策经验逐渐开始限定他的客观性。换句话说，决策者并不试图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是他们通过评价他们所得到的东西懂得他们应该要什么。手段和目的是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的，在那里并不存在对过去的决策的估价、关于未来的决策的技术性忠告，或对一个社会偏好功能研究的失败。

决策的观点和古典教科书上的观点是那样不同，近年来很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已经对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一个参考资料是布雷布鲁克和林德布洛姆的《决策的战略》，它的醒目的副标题是《社会过程的政策估价》。①布雷布鲁克和林德布洛姆（见布雷布鲁克和林德布洛姆，1963年）反对决策的所有广泛综合方法，认为那是定下达到最佳决策的全面规则；代之他们支持他们所称的不连接的渐进主义：它是不连接的，因为决策远不是能一下子就都能做出来的，而是不断地遭到这样那样的攻击；它是渐进的，因为它所考虑的只是政策的有限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同现存的政策相比只是逐渐地不同；不连接的渐进主义并不仅仅是调整手段和目的，而且在运用手段时探索了目的，事实上就同时选择了手段和目的。

完全清楚的是，林德布洛姆和布雷布鲁克对于经济建议对决策者的作用取得了更现实得多的认识。很明显，如果仅仅由于为了保障一个“微调”的改善而搜集充足的信息所需要的时间是最终的稀缺资源的话，那么决策、特别是公共决策从来就没有取得比第三好的解决办法更好的办法。但是，当我们承认或者甚至强调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劝告从来不会紧密地和理想一致时，我们能不保留教科书中把对政府的价值中立的、技术性的经济建议做为一个理想形式的概貌吗？可是，如果布雷布鲁克和林德布洛姆是对的，那么就存在一个从来不接近现实的理想形式，并且正是这个建议功能的形式造成了在经济学家中间的有系统的自我欺骗。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自我欺骗的形式在起作用，它鼓励了这样的观点，认为实证的帕累托福利经济学的前景是有希望的，它是完全摆脱了价值判断的，或者是以无害的价值判断为基础的，据说已赢得了普遍的赞同。

经济建议归根结底必须建立在实证经济学的可证伪的假说之上，建立在论证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基础之上。①一旦经济学家做出超出这个范围的论证，他们就进入了完全不同的规范经济学领域，在那里他们的技巧就象它们固有的样子那样，大部分是欠发达的，因为在现代经济学中有一个长期存在的传统，这就是对经济信念的价值方面和政策制定的现实性都否定。实证经济学的范围比经济学家们经常规定的范围要小，而规范经济学的范围比经济学家们经常规定的范围要大。

十一、估价经验证据的基础

所有科学假说都有哲学的、社会的和甚至是政治的含意，这可以使科学家在估价支持或者反对某个假说时有偏见（人们只要想想对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和对爱恩斯坦的相对论的科学反应）。所有各种思想意识基础和专门的辩护是科学工作的普遍特征，对此唯一的纠正办法是其他科学家以该学科所分担的专业为标准对之做的公开批评。对此，至今在经济学和任何其他科学学科之间还没有什么可选择。

然而，经济学家有他们所倾向的专门基础，在自然科学中没有与之相当的东西。这些专门的基础的一个有力的源泉是基于在实证经济学中的某些命题和在规范经济学中的某些非常相象的命题之间的紧密联系。萨缪尔逊曾经评论说（见萨缪尔逊，1948年，第203页），“至少从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那个时代以来，在经济学说的主体中就一直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完全竞争代表了最佳的情况。”现代看得见的手原理为这种看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给定某种条件，每个长期的、完全竞争的均衡产生了对资源的帕累托最佳配置，而每个帕累托最佳资源配置都是一个长期的、完全竞争的均衡。当然，这忽视了在竞争均衡中潜在的资源分配公正问题——还有更多被忽视的东西。然而每个经济学家都确信，看不见的手原理并不只是在最高层思想中的假说意义的一个抽象的证据。它似乎显得对于社会主义同对于资本主义一样适合，的确接近于要在任何严格意义的经济中为价格机制的理性设计提供普遍的辩护。如果这并不是经济学归根结底所要关心的，为什么要为它操心呢？

因此，经济学家面对对牵涉到完全竞争假设的实证经济学命题的经验反驳所做的激烈的斗争一点也不令人惊奇。受到威胁的并不只是某种命题，而是赋予经济学学科存在的理由的整个经济“效率”的概念。于是毫不奇怪，面对经验的反驳，知识分子坚持用特别的免疫策略（见第一章）保护被证伪的理论，这种趋势在经济学史中已经隐隐出现，并且继续变得越来越明显。

我们已经看到，黑尔布罗诺谴责经济学家在评价经验证据时缺乏公正。但是什么科学家曾经那么公正过呢？认为对自然的研究不需要借助感情，而对社会的研究就需要这样做，这只不过是不真实的看法。宗教是思想意识偏见的最古老最深刻的根源，而科学通过驳斥宗教的答案而前进。此外，当自然科学家把对政策问题的看法表示为生物战、使用氢弹、核能、绝育、活体解平等等时，他们正可能象其他任何人那样把事实和价值混淆起来，歪曲了证据的真实情况。从这些方面我们并不能区分出物理学和经济学。

经济学做为一种经验科学的局限性来自其他方面。它们经验地起源于这样的事实，即福利经济学原理永远是来自规范经济学，尔后又落入实证经济学对证据的评价中。经济学家趋向于两极分化为“计划主义者”或“自由市场主义者”，他们都倾向于从这种两极分化的态度出发把经验证据理解为支持或反对某个经济假说（见哈奇森，1964年，第63，73—82页）。①事情的真实情况几乎是和弗里德曼所理解的（见弗里德曼，1953年，第6页）相反的，他大胆地表达他的意见说“关于所谓的‘规模经济’的重要性的不同的预言在很大的程度上解释了各种这样的观点，就政府对工业、并且甚至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工业而不是对私人企业工业的过细的管理是合意的或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