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艾尔在他的《语言、真理和逻辑》中普及逻辑实证主义的同年，波斯•布里奇曼在《自然科学理论的本质》（1936年）中重新肯定了操作主义的方法论。一年后，保尔•萨缪尔逊开始写他的博士论文《经济分析的基础》它的副标题是《经济理论的操作意义》。这篇论文最后在1948年发表，并且立即被认为是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的里程碑。这主要不是因为它的方法论，而是因为它论证了有约束的最大化这种标准的假设不足以导出大多数经济预言：比较静态的方法是空的，除非专设了一个对应的动态系统，并且表明这个系统是稳定的——这就是所谓的对应原理（见萨缪尔逊，1948年，第262，284页）。

萨缪尔逊宣称他那本书的中心目的之一是在经济学里导出“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对于有意义的原理我只不过是指，如果只是在理想的条件下做出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那么可以想象这个假说会遭到反驳”（见同上，第4页；又第84，91—2，172220—1，257页）。然而，极为可笑的是这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个操作主义。操作主义的方法论是布里奇曼奠定的，它所关心的主要是某些对应法规的建立，认为这些法规能把科学理论的抽象概念和自然尺度的实验操作联系起来。然而，萨缪尔逊所定义的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是以维也纳圈子里的语言表达的波普的证伪主义。

萨缪尔逊进一步在比较静态论证中对自从他那时起人们所称的定性微积分和定量微积分做基本的区分。在经济学中，内生变量的变化是由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外生变量的变化引起的，确定内生变量的变化量的可能性是极小的。但是萨缪尔逊认为我们必须坚持一个最小的要求，即我们能够决定这个变化的代数符号：“我们的理论的有用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通过我们的分析，我们经常能够确定我们的未知变量变化的性质，这个变化是由预先计划好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参数的变化引起的。事实上，从操作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的确暗示了对可观察的量的某种限制，可以想象，通过这样做它可能遭到反驳”（见同上，第7页；又第19，21，24页脚注，257，350—1页）。通过把定性微积分的标准运用于公认理论的某些支柱，萨缪尔逊得出结论说现代消费行为理论中没有多少经验的内容（见同上，第90，92，97—8，117，172页）。他也同样怀疑“新福利经济学”的主要宗旨，它声称要对福利做出有意义的论述而没有借助个人之间的比较（见同上，第244，249页）。

经济学中的操作主义研究方案的观点一直遭到马克卢普的嘲笑。马克卢普苛刻地（和也许是不公平地）理解布里奇曼的著作，把操作主义解释为要从理论框架中排除所有的精神结构，此后就很容易证明，这样做就等同于要取消一个理论中的所有数学公式。另一方面马克卢普认为，如果我们允许这种数学功能的精神操作，那么操作主义的方法论威力就受到了致命的调和：仅仅是用在自然方面可衡量的操作概念来组成的理论不会取得什么，而不过是造成关于经验的规律的低水平的一般化（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6章，特别是第179—83页）。很明显的是，如果不是受到“操作的理论”这个表达中的修饰词的感情的影响，对此是不值得一提的。不管怎么说这是萨缪尔逊的表达法，用做“经验的”的同义词。

马克卢普甚至走得更远，否认均衡的概念可以算是“操作的”描述（见马克卢普，1963年，第56—7页）——“均衡做为一种理论分析的工具并不是一个操作的概念；企图在那种结构中发展操作的概念还没有取得成功”——这就显得失去了定量计算的意义。确实，均衡的思想只不过是预言，只要外生变量在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保持不变，那么内生变量在现实世界中可观察的对应物也保持不变（见芬格，1971年）。简而言之，一个操作的理论只不过是一个可证伪的理论。

马克卢普没有提萨缪尔逊的名字，但他象是暗指萨缪尔逊说：

要想了解用了“操作的理论”这个措词的经济学家在这个名称中的确意味着什么并不是容易的事。他们并没有为他们的名称提供任何说明或样板……当经济学家们称“操作的理论”时可能意味的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领域、和观察的资料应该有足够的联系。联系是“足够”的，如果它们允许我们……面对经验的证据让理论从属于非经常的检验［见马克卢普，1963年，第66页］。

多纳尔德•戈登做了一个更有希望的努力来约束经济学中操作主义的意义（见戈登，1968年）。他很多方面都是从布里奇曼的方式开始，把一个操作的命题定义为意味着一个操作在原则上能够实施的命题，其结果是包括了对这个命题的检验。但是他允许把内省“操作”作为对记录、汇编和计算这些物理操作的补充（见同上，第48—9页）——就象布里奇曼允许纸笔思考的实验一样——其结果是他的操作主义定义和波普的可证伪定义几乎是没有区别的。于是他运用对应原理来重新解释萨缪尔逊的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如果在可观察的变量之间的一个函数关系有操作的意义，这个函数应该表明它在动态上是稳定的；对一个函数的稳定性的检验是定量微积分的可用性，这也就意味着与之有关的假设其他情况不变条件是从属于一定的限制因素的。

于是，在于一般需求曲线的通常解释中，我们认为购买者的喜好、他们的收入、价格和商品之间的紧密关系都是不变的，给定的收入和价格属于其他情况，把需求曲线限制在一定的经验上可观察的位置，而给定喜好的假设是一个经验的假说，认为需求不变，或者在可观察的时期内只有很少的变动。接着是，在原则上，在定量的计算和定性的计算之间没有适当的区分。如果我们能对产品的需求做出定性的预言，这必然是因为需求曲线能保持超过观察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我们能预告它的定量斜率和弹性。反过来，如果我们不能对需求做出定量的预言，因为需求曲线已经变动了，那么我们也不能得出关于需求变化的定性的预言。然而，实际上在定理计算和定性计算之间的区分对于操作意义的要求，或者象我宁愿说的，对于可证伪性的要求，是生死攸关的（见戈登，1968年，第50—1页）。

这个争论似乎要建立的一个重要原理是，我们能推断某些东西的存在，象很好地定义的反向倾斜的对黄油的需求函数，只要（1）如果我们能对黄油关于它的价格变化所发生的变化从量方面正确地预告它们代数符号，和（2）如果我们能够借助对应原理正确地假设黄油市场是动态地稳定的。在《基础》中，萨缪尔逊经常依赖因果经验主义来保护条件（2），于是让条件（1）做所有获取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的工作。为了说明其要点，让我们考虑一个人所熟知的观点，有一些经济学一年级的教师用这个观点来“证明”一个命题，即在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中边际消费倾向必须小于1：如果等于或大于1，那么按这个术语的定义凯恩斯乘数将是无限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模型将显示出爆炸性不稳定的动态特征；

但是现实世界并没有呈现出这种爆炸性不稳定；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必须有一个小于1的值。证毕。参考了所有这些争论，在对戈登的回答中，萨缪尔逊从他早期的《基础》中的乐观主义退却（见萨缪尔逊，1966年，第1769—70页）。他解释道，对应原理最多是一种有启发的设想，并且“在《基础》中……我作为现实世界中的一个人和因果经验主义者向前走，说出了我的意见，认为动态稳定的假说是一个我们要做的‘现实主义’的假说。我对此不再那么肯定……你的理论模型或体系将总是关于现实世界的、理想化的代表，同时又忽略了很多变量；也许正是被忽略了的变量在保持现实世界的稳定。”

定性计算和对应原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在经济理论检验中做为继后的运用（例见，阿奇博尔德，1961年；1965年；兰开斯特，1962年，1966年a），但是现在在这方面说得过多就离题太远了。我们必须从这里转到战后经济方法论的中心著作，这就是实际上每个现代经济学家在他或她的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都阅读过的一篇论方法论问题的文章：密尔顿•弗里德曼的《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1953年）。它的中心论题是经济学家不必为使他们的假设“现实”而烦恼，这就引起了一场争论的风暴，这场风暴几乎整整十年才消失。①弗里德曼的观点是那样微妙，甚至现在也难以找到两个经济学家，他们对弗里德曼说的究竟是什么会有完全一致的看法。

部分原因是，这篇文章所追求的是两个很不相同的论题，它们好象都是互相做为另一个的必然结果提出来，虽然实际上它们相互之间没有多大关系。

四、假设不恰当论题

弗里德曼从列出在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之间旧的思诺—凯尔恩斯—凯恩斯区分开始他的文章，在此之后他断言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整体在实证的一边。接下去就是对统一的方法论本质的论述（尽管满页都是波普分子的味儿，但文中并没有因此而提及波普或其他的科学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