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罗宾斯早期对定量研究的敌意的揭露很多，但大部分的揭露是很多主要的经济学家在本世纪30年代做出的，让我们看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8年给罗尹•哈罗德的信中的评论（见凯恩斯1973年，第296—7页，信中提到的舒尔茨是指亨利•舒尔茨，他的《需求的理论与度量》（1938年）成为早期计量经济学史的里程碑）：
对我来说经济学好象是逻辑的一个分支，是一种思维的方式；
你不能抵制象舒尔茨那样要把它变成一种冒充的自然科学的足够坚定的企图。一个人可以通过运用你的公理和准则取得一些很有价值的进步。但是他所取得的进步不会太大，除非通过设计新的、改进了的方法。就象你所说的，这就要求‘清醒地观察我们的制度的运转’。
经济学中的进步几乎完全包括了在方法选择中累进的改善……
但是一个模型的本质是，不能给其中的变量函数填入真实的量。那样做将使它做为一个模型毫无用处。因为一旦这样做，这个模型就失去它做为思维模式的一般化和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克拉彭的空拳打错了目标和如果舒尔茨能够取得什么结果的话，他的结果并不是很有趣（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些结果不会在将来的事情中适用）。统计研究的目标主要是检验模型中的关系和正确性，而不是以预言的观点填进漏掉的变量。
经济学是一门以模型的方式思维的科学，它已融进模型选择的艺术，模型是和当代世界有关的。它是被迫成为这样子的，因为它不象典型的自然科学，在很多方面它所运用的资料都不是长期保持同质的。一个模型的目标是要把半永恒的或相对地不变的要素从波动着的暂时的东西中分离出来，以便得到一种对后者进行思考的逻辑途径和取得对时间序列的理解，特殊的事例正是由时间序列引起的。
好经济学家是很少的，因为运用‘清醒的观察’选择好模式的天才看来是非常少的，虽然这样做并不要求有高度专门化的知识技巧。
其次，经济学基本上是一门道德的科学而不是一门自然科学，这是和罗宾逊对立的。这就是说，它运用了对价值的内省和判断。
九、现代奥地利学派
要使人们相信经济学真理——好象它们是建立在这些天真的似乎有理的假设之上的，如有一致的偏好秩序的、要使消费最大化的消费者，面对行为良好的生产函数的、要使生产最大化的企业主，及在生产和要素市场上都活跃的竞争——要求证实只是为了检验它们在任何特殊情况中都得到运用，对于这一点没有比罗宾斯的《论文》说得更神奇更雄辩的了。然而，这也是在经济思想史上最后一次以这种方式为证实主义论题辩护了。在几年之内，证伪主义和甚至是操作主义的新风就吹遍了经济学，这风头又受到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和凯恩斯经济学兴起的鼓励（尽管凯恩斯自己缺乏对定量研究的同情）。当然，旧式的方法论原理就象老兵一样，从来不死——它们只不过衰弱了。而剩下来的经济学同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抵制了证实主义者自鸣得意的态度，在后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中有一小部分人回到了思诺—穆勒—凯尔恩斯传统的更加极端的翻版。
这个所谓的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不是把卡尔•门格尔或欧根•冯•庞巴沃克，而是把路德威格•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做为它的圣徒。他们受到了哈耶克对“科学主义”或方法论的一元论的进攻和他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的强调的鼓舞。但更直接的鼓舞是米塞斯的《人类活动：一篇论经济学的论文》（1949年）对人类行为学的论述，这是关于理性行为的通论，根据这个理论关于有目的的个人活动的假设是解释行为、包括解释经济行为的绝对前提，这就的确形成了一种能够为自己说话的综合的演绎原理。①米塞斯的极端的先验论主张是那样的不妥协以致人们只有读它才能相信：“把经济学安排在纯知识的和对知识实际运用的轨道的奇特和独有的位置上的是这样的事实，即它的特别的原理并不是在经验的基础上对任何证实主义或证伪主义开放的……衡量经济原理的正确或错误的最终尺度仅仅是不须借助于经验的理由”（见米塞斯1949年，第858页；又第32—41，237—8页；罗思巴德，1957年；米塞斯1978年；里佐1978年）。
和极端的先验论相伴相随的是坚持米塞斯所称的方法论的二元论，即认为以悟教条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之间有基本的悬殊，对不管是经济理论的前提还是含义的任何形式的定量化都剧烈反对（见米塞斯，1949年，第55—6，347—9，863—4页）。虽然所有这些据说都是思诺、穆勒和凯尔恩斯的继续，但是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认为在经济学中甚至对假定也有必要证实，这种观点是对古典方法论的歪曲而不是重申。
奥地利经济学这个新分支的追随者中有默莱伊•罗思巴德、伊斯雷尔•科涅尔和路德威格•拉赫曼，总之，这个新分支的方法论的组成部分看起来是（1）绝对坚持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做为一个先验的有启发的假设；（2）对诸如国民收入和总的价格指数等所有宏观经济总量的深深的怀疑；（3）坚决反对对经济学预言的定量检验，特别是明确反对任何带有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味道的东西；最后是（4）相信通过研究市场过程是怎样收敛在均衡点上的，比象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那样没完没了地分析最终均衡状态的性质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见多兰德1976年，第5—8，19—51页）。①对于这些方法论宗旨中的第（4）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有很多东西值得一说，这是从哈耶克对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影响中得出来的。但是前面的三个是从米塞斯那里得来的，在大陆经济学史中带有反经验的味道，这是和科学的精神完全相异的。
在本世纪20年代，米塞斯对货币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当然还有社会主义经济学做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后来对于经济科学基础方面的论著是那么失常和古怪，我们不得不怀疑是否有人会认真地对待这些论著。就象保尔•萨谬尔逊曾经说的（见萨缪尔逊，1972年，第761页）：
想到奴隶，托马斯•杰弗逊说过，当他考虑到在天堂有一个公正的上帝时，他为他的国家感到不寒而栗。那么，想到过去在经济学中对演绎和先验的论证作用的夸大的宣扬——被古典作家、被卡尔•门格、被里欧涅尔•罗宾斯在1932年……被福兰克•奈特、被路德威格•冯•米塞斯夸大地宣扬——我对我的学科的声誉感到不寒而栗。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抛掉了这些东西。
是的，我的确相信我们已经把这些东西抛掉了。
如果我们要对哈奇森的书做个公平的评价，我们就需要再次提醒自己本世纪30年代先验论的力量，也就是这样一种方法论观点，认为经济学基本是从一系列假定中得出的纯演绎的体系，而假定是从经验内部得出的，经验是不会自行向外在的证实开放的。于是富兰克•奈特以整整一篇文章的疯狂而又混乱的评论来欢迎哈奇森的书的出版，表达了对被他视为哈奇森的“实证主义”的内心的愤怒，否认了在经济学中的真理有任何东西和自然科学中的真理相象，肯定了在经济学中的悟教条，①下结论说：“如果对这个评论的关键的用词加以限定，就象为了使它们用得恰当和精确所必须限定的那样，那么用任何‘经验的’步骤来‘证实’关于‘经济学’行为的任何命题都是不可能的”（见奈特，1956年，第163页；又第164，168页）。当哈奇森重申他的立场（见哈奇森，1941年）时，奈特以明确的否定回顾说，关于经济行为的命题是能够以经验检验的，因为经济行为是受到目的指导的，因此它的含义也就依赖于我们对它有目的的特征的直觉知识：
我的观点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哈奇森先生和那么多其他的人［？］在可检验的命题和“通常意义上的价值概念”以及坚持只有具有前一特征的命题才允许进入经济理论的观点之间所做的无条件的对比是一种虚假的作做，必须干脆抛掉。可检验的事实不是真正的经济学……这种不可被检验可以认为或者也可以不认为是“太坏”；不管怎么样，它是真理［见奈特，1941年，第753页；又见拉特斯，1972年，第235—6页］。
使人惊奇的是，早在30年代就成为奥地利资本理论的主要反对者之一的奈特，在其后来的一生中竟会直接从米塞斯那里接过他的方法论观点并让其伴随着他一生（见冈斯，1972年；
赫希和赫希，1976年，第61—5页）。
我们仍然只能说近年来哈奇森还是继续坚持波普的方法论法规对经济学是适用的，同时又要承认鼓吹方法论的一元论，几乎象悟教条鼓吹方法论的二元论一样危险。
考虑到早期的那篇《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假定》的观点，我会仍然支持经济学要有可检验性和可证伪性标准。
然而，按1938年的标准，虽然从很多方面看来这篇早期的文章可以称为是怀疑论的著作，但是它那乐观主义的“自然主义”现在看起来是无辩护能力的：这就是，它提出“社会科学”能够并将会按象物理学和自然科学同样的方式发展……它看起来是非常错误地引导人们坚持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某种一般的相似（虽然这种一般的相似当然存在），并且断言它们之间差异的“度数”只不过是几度之差，却没有清楚地说明实际上这些差异是多么重要［见哈奇森，1977年，第151页；又见第57，59—60页；和哈奇森，1965年，第Ⅶ—Ⅹ页］。
三、操作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