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上面的是该书对归纳这个术语的多重意思的杰出的论述，其中包括了我们自己对这个术语的两个意思的理解（上面已经提到）。伴随着这个论述的是声称，使用和归纳一分类方法有区别的假说—演绎方法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明确无误的特征（见同上，第74—6，83—7页）。由于冲击经济生活的因素的复杂性，应该经常用“经济研究所允许的那些证实”来补足经济学的假说的真理：“证实在经济研究中也是一种很不完善的实施；但是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小心地实施，它经常能够给推理论证过程提供充足的实证，能够使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结论具有更高程度的信心。”这个评论的影响不幸地被冲淡了，因为凯尔恩斯把李嘉图引证为“一个最自在地采用这种方法并取得最大的效果的作者”（见同上，第92—3页）。凯尔恩斯声称，经济学家总是希望考虑“在对更强有力的因素的作用力的调整中从属原理的影响”，认为人们毫无疑问能够建立这种原理。他举例说，从劳动力的相对不流动这个“从属原理”的影响，斯密分析了在地理上相邻的劳动力市场中同样劳动的工资差异，而李嘉图和穆勒从中得出国际价格理论（见同上，第101页）。作为一个更好的解释，他举了图克在《价格史》中的论证，图克论证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英国价格水平的变化并不和货币量变化的方向一致。凯尔恩斯认为这种现象是由存款问题造成的，长期以来这些问题一直把银行钞票流通和总的价格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颠倒过来（见同上，第101—4页）。为了使他的观点切中要害，他还说道：
不能认为这种不一致（在价格和货币流通之间）暗示着要走到另一个极端，会证明假如其他情况不变货币的价值和货币量按反向关系变化一这基本规律是错误的。这个规律和政治经济学中的其他每条教义一样，仍然是以同样的精神的和物质的事实为基础的，我们要不断地建立货币理论的基本原理。这种现象只不过表明了，在现实情况中，假设其他情况不变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复杂的机械现象和动力学的基本规律知识并不相对应，这会使一个初学者的期望和基本规律不一致，而我们现在所研究的事实的不一致并不会比这更大。一枚金币从高的地方穿过空气掉在地上，其速度会比一根羽毛掉下的速度更快；然而没有人会考虑否定所有落体的引力加速力都是一样的这一教义［见同上，第103页注］。
如果我们找不到更专设的、更不合格的假设其他情况，那么我们很难找到对滥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条件的更好的描绘了。
凯尔恩斯下结论说，经济规律，“只有通过表明原理和假设条件不存在，或者这个规律所肯定的趋势并没有和从它的假设所产生的结果相一致，才能被驳倒”（见同上，第110页；
又第118页）。总之，不管是证明假设是不现实的，还是论证一个逻辑的不一致，都永远不能把一个被驳倒的预言做为抛弃一个经济理论的理由，特别是对于只能做出定质性预言的经济学更不能这样做（见同上）。①为了表明这并不是对凯尔恩斯的意思的苛刻的解释，让我们看看他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坚持：马尔萨斯理论是一个趋向律，因此“并不和生活资料在事实上应该比人口增长快得多的教条相一致”；他的确是完全希望同意“进一步的调查表明，在大多数国家里，特别是在所有正在改善的国家里，生活资料事实上增长得比人口快”（见同上，第158，164页）。然而，马尔萨斯理论是正确的。此外他还说，没有马尔萨斯的理论所有标准的李嘉图原理都根本无法理解（见同上，第176—7页），这个评论当然提供了理解他对经济预言所采取的防守的方法论态度的钥匙。换句话说，他信奉李嘉图的科学研究方案，并且坚持认为马尔萨斯理论是这个方案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可以完成这个争论。凯尔恩斯承认，李嘉图的租金理论并没有显得正确地预言了在新殖民地的耕作制度。这种“剩余现象”要是在自然科学中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在经济学中却并不是这样。
对于自然科学来说，如果它能够解释在研究过程中意外地出现的事实，那么这就被当做对这种科学真理的最强有力的证实。但是政治经济学的终极原理并不是以这种情况中的证据建立起来的，而是直接地求助于我们的觉悟或我们的感觉，在我们后来的研究过程中有些现象可能会自我呈现出来，但是这些原理不受任何现象的影响……假定论证的过程是正确的，经济理论也不是建立在这个论证过程之上。在这里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假设干扰因素的存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既不会动摇我们对事实的相信，也不会削弱我们对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论的信心。举例说，当我们面临在什么情况下租金才存在这个问题时，这个问题不会动摇我们相信一个国家的土地并不是同等肥沃的以及最好的土地的生产力也是有限的这个事实［见同上］。
在思诺、穆勒、凯尔恩斯、甚至在杰文斯那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一个观点，即认为“证实”并不是对经济理论的检验以看看它们是对的还是错的，而不过是建立对被认为是明显地对的理论的运用边界的方法：人们进行证实以便发现“干扰因素”是否能解释在顽固的事实和在理论上站得住脚的原因之间的不一致；如果能解释，那么理论是被错误地运用了，但是理论本身还是对的。人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是否存在证明一个理论是错误的什么方法这个问题。①
七、纳维利•凯恩斯的总结
在经济思想史上，19世纪80年代被做为在卡尔•门格尔和古斯塔夫•施穆勒尔之间有名的方法争论的十年记录下来，当时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已经到达英国彼岸，并加剧了最吵闹的本土历史学家科利菲•莱斯利和约翰•恩哥拉姆的攻击。约翰•纳维利•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方法》（1891年）的目的是要把思诺—穆勒—凯尔恩斯的传统和历史学派的新主张调和起来，他从亨利•斯德威克的《政治经济学的原理》（1883年）的宽恕的方法论讨论中得到启示，并通过补充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1891年）中对此和其他长期存在的教条的争论所采取的同样的态度来实现他的目的。但是，虽然凯恩斯称赞亚当•斯密是一个理想的经济学家，因为斯密在论证中采用的是抽象—推理和历史—归纳结合起来的方法，他的书中还是流露出精巧地伪装的企图去为经济学中的抽象—推理观点辩护。①他不断地强调说，甚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演绎方法都是以经验的观察来开头和结尾这个事实，尽力使他的观点讨人喜欢。同时他还提醒他的读者们说，象穆勒和凯尔恩斯这些抽象—推理方法的巨人都对历史—归纳分析做了重大的贡献，他们一方面研究农民所有权，另一方面又研究奴隶劳动。凯恩斯本来可以指出一个突出地反对思诺—穆勒—凯尔恩斯的经济学观点的英国异教徒的传统，①但是他不这样做，而是喜欢把斯密和穆勒做为如何适当地运用假说—推理方法的模式使他们和李嘉图对立起来。
凯恩斯的这本书以对思诺—穆勒—凯尔恩斯传统的充分的总结开始，凯恩斯把这一传统视为是由5个互相区别的论题组成的（见1955年，第12—20页）：（1）对实证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规范艺术进行区分是可能的；（2）至少能在某种程度上把经济事件从其他社会现象中孤立出来；（3）直接地引用具体事实或归纳方法做为经济学的起点是不合适的；
（4）正确的步骤是从“人的本质的很少几个和不可缺少的事实……把它们同在其基础上产生的生理性质和人的生理构成联系起来”开始的演绎方法；（5）经济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此“政治经济学仅仅是一种趋向科学而不是事实。”最后，几乎可以称为第6个论题的是凯恩斯补充说：
然而，穆勒、凯尔恩斯和巴奇霍特都坚持应该在科学的假说规律能运用于阐述和解释具举的工业事实之前进行观察和总结经验。因为在那之后就应该确定多大的……
调整需要针对干扰因素的作用而做出。和观察的事实进行比较提供了对演绎地得出的结论进行的检验，使我们能够决定这些理论应用的界限［见同上，第17页］。
他把历史学派总结为持有一种“伦理的、现实的和归纳的”经济学观点也是同样地简明的：历史学派否定5个思诺—穆勒—凯尔恩斯论题中的每一个，更加上，他们对政府干涉经济事务是持赞成的而不是反对的态度（见同上，第20—5页）。①就象我们已经提到的，凯恩斯喜欢说经济学“必须以观察开始和以观察结束”（见凯恩斯，1955年，第227页），他对归纳这个术语的双重含义有敏锐的感觉，他认为在一个论证的开始所用的“归纳的前提决定”和在它的结尾所用的“归纳的结论证实”采取了不同的逻辑操作（见同上，第203—4页注，227页）。虽然凯恩斯有时候说经济学的前提“只不过是对某些最熟悉的日常事实的深沉的思考”（见同上，第229页），他的书还是再次提醒我们，就象威纳尔曾经说的（见威纳尔1958年，第328页），“内省……不管在今天是不是时髦，在过去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研究的‘经验’技术，并且鲜明地和直觉或‘天生的思想’区别开来。”对于凯恩斯来说，不只是内省是经济前提的经验背景资源（见同上，第173，223页）而且“收益递减规律也能用实验检验”（见同上，第181页）。当然凯恩斯确实从来没问过这样的问题：从定义上说，内省不是一种可在人际之间检验的知识资源，那么它是如何为经济论证建立真正的经验起点的呢？他从来没有引用一个通过把一个变量放进定量的土地中来对收益递减规律进行真正的经验检验的例子，虽然黑恩利奇•冯•屠能和其他的几位德国农学家早些时候在事实上进行过这种检验。然而凯恩斯抵挡住对古典经济学家的谴责，这种谴责认为古典经济学家只不过是为了分析的方便而凭空地捏造假设，却很少关心这些假设是否现实（见罗特文，1973年，第365页）。
凯恩斯还提供了另外的证据说，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的概念是一个对“现实人”而不是对“虚构人”的抽象。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穆勒坚持经济人是一个假说的简化的观点，这种简化是把真正暗含着经济行为的一套有选择的动机孤立出来。诺思更接近于现代的观点，认为经济人只不过是理性的假定，是使受限制的行为最大化的假设。
凯尔恩斯恢复了穆勒的立场，强调经济人的假说远不是胡编乱造的。自从那以来，经济人被各式各样地描绘为是公理，是先验的真理，是不需证明的命题，是一个有用的虚构，是一个理想的典型，是有启发的构思，是不可辩驳的经验事实，是在资本主义中的人的典型的行为模式（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11章）。现在凯恩斯强烈地为经济人概念的现实主义辩护，认为在当代的条件下自我利益的经济行为的确是支配了利他主义和仁慈的动机（凯恩斯，1955年，第119—25页）。他认为经济学的前提并不是在“好象”的基础上选择出来的：“当纯理论是在人为的简化条件下假设发挥作用的力量时，它仍然宣称它所研究其结果的那种力量在其的确起作用的意义上是真实原因，并且在经济世界中的确以一种支配的方式起作用”（见同上，第223—4页；又第228—31，240页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