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问题取决于我们对“证伪主义”的解释，这一点在我的著作中一直很明显。我采纳了拉卡多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观点。现在，拉卡多斯改变了波普的方法论评价单位和波普的评价标准。在拉卡多斯看来，评价单位是单个理论的“科学研究框架”或相互联系的网络，而评价标准则是相互竞争的框架中的“超经验内容”。一方面，拉卡多斯的标准要比波普的宽容些，因为它允许研究框架在遇到较小的不一致性时随时发展，特别是修正，以便涵括经验的不规则情形。另一方面，它又比波普的标准更严厉，因为它要求研究框架在解释它的对手能够解释的每件事件过程中比它的对手提供更好的预测，对于它的对手不能解释的某些新奇事实它能作出预测。表明波普和拉卡多斯之间的区别的最佳方法是说拉卡多斯从摈弃角度区分了证伪：某个研究框架如果其不如竞争对手，那它可能没经证伪便被摈弃；同样，某个研究框架即便已经被证明为不正确，但只因为没有更好的有效的研究框架而仍然会得到留用。当我在我的著作中说主流经济学家贴上了证伪主义的标签时，我只是相当简单地说它相信经济理论在最终分析中应该用他们设定要解释的现象的本质内容来评判，甚至更为简单地说它相信用经验检验理论的意义。这是不严格的语言。近几年来我逐步认识到有必要更为精确地定义术语。

例如，卡德韦尔对“相符主义”（con eirmationism）与“证伪主义”作了区分。他用四个原理规定了相符主义：“各种理论应该是可检验的；一种检验的有用手段是把理论的预言与现实进行比较；预测的准确性常常是一种理论站住脚的最重要的特性；各种理论的相对地位应该由那些比较的相符或证实强度决定”（卡德韦尔，1982年，第124页）。他发现，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实际上都赞同所有这四个原理，简而言之，他们都是相符主义者。卡德韦尔证明，证伪主义是一种比较苛刻的学说，它要求“科学家不应该只是对他们的假说进行经验主义的检验，他们应该建立能作出大胆预言的假说，他们应该在他们的检验中努力反证假说。同等重要的是，科学家应该暂时只接受已证实的假说，抛弃那些已被否定的假说。此外，通过检验应该对这两种假说作出一定的区分”（卡德韦尔，1982年，第125页）。他怀疑在这种意义上有什么现代经济学能贴上证伪主义的标签。

卡德韦尔对相符主义与证伪主义所作的这种区分，与我自己对证实主义与证伪主义所作的区分基本相似：虽然证实主义和证伪主义都相信经验检验，但对证实主义者来说，经验检验只起确定理论适用范围的作用，当一种理论由于其假定前提真实而被视为正确理论时，检验能够表明该理论的适用范围，但它们从来不能表明该理论是错误的；另一方面，证伪主义则把检验看作一种理论正确性或错误性的显示。与此相似，卡德韦尔的相符主义者断言，他们的理论很少冒风险，当它被经验驳倒时，他们就修正理论或改变其范围；他们从不把它作为谬误而摈弃。然而，卡德韦尔的证伪主义则对风险极为慎重，他们把精确预言的反复失误视为必须考虑改变理论的信号。因此，我把现代经济学家的特性概括为相信证伪主义，但只实行“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这与证实主义的差异在于接受的观念，在于基本原理（如果说不在于实践的话），即非常完善、十分有道理的理论实际上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卡德韦尔坚持，不管怎么说，现代经济学家实践的是相符主义，他们进行精彩的检验，但从不让检验对他们的理论选择产生一定距离。

不难看出，卡德韦尔对现代经济学特性的论述与我所作的论述只有微乎其微的差别。确实，我把证伪主义当作经济学家应该立志实现的一种思想——大胆而有区别的预言；反驳预言的认真努力；以及根据抛弃假说的可能原因进行严格的反证——而卡德韦尔（1982年，第292页）则怀疑这种思想值得立志实现。但是，我们之间的真正实质性问题是如何概括现代经济学家的实际方法论实践。在我的书中，我用一半篇幅考察现代经济学中十个重大理论争论里经验证据的作用，但是，由于我的不严格的术语，我没能成功地阐明证伪主义的解释精确地描述了现代经济学家实际上所做的东西。

然而，我仍然确信，对于象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人力资本理论与审查（screening）假说之类的著名争论的个例研究表明，尽管经济学的检验存在着所有这一切问题，尽管任何检验结果的意义都不很明确，但经验证据仍然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推动力量；不管怎么说，任何现代经济学理论，除非其能对它力图解释的现象作出一系列预言，并且这种预言至少是潜在地可用经验资料确证的，否则，它便没有立足之地，便不可能是第一流的和合理的。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主流经济学家是证伪主义者的意思。

如此说来，波普主义是现代经济学家难以吞咽的烈药啰？

不，他们已经在吞咽这种药了。当然，如果对波普主义作出真正严格的定义，这种说法就可能显示出其荒谬。故此，让我们把这争论不休的问题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你曾经见到过现代经济学家由于经验的反驳而摈弃一种经济理论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我们还经常发现这一现象。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菲利普斯曲线，该曲线说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关系，这种理论在本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几乎为人们全盘接受，而在60年代后期则被整个儿抛弃。我们还可以回想一下紧接着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67年提出了通货膨胀的预期放大观点，但当通货膨胀的估算模型加上适应性预期机制无法得出价格预期变量等于1的系数时，人们马上对自然失业率概念产生了怀疑（布劳格，1985年，第685页）。这些以经验为背景的怀疑，为理性预期革命铺平了道路，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崛起，不仅是因为其早期在进行重要的大胆预测方面的成功——财政和货币政策即使在短期内也是无效的，而且也是因为其有充分说服力的启发式呼吁——坚持在一般均衡框架内优化个体行为。反过来，最近在检验包含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模型时经验记录的贫乏，引起了甚至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积极的支持者的反思。无疑，现在不存在绝对一致的新经验证据，而我也不再坚持经济学家因为他们的读物而仅仅变成凯恩斯主义者或仅仅变成货币主义者，但我确实坚信叙述战后宏观经济学的故事而不考虑与相反观点的重复的经验比较，是绝对可行的。

马克•布劳格

英国•伦敦

1987年12月

一、经济学方法论的史前史

一种有点费解但又很有意义的差别，把19世纪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著作和20世纪的、或干脆说和最近40年左右里的现代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著作区别开来。大不列颠的19世纪方法论学家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理论的前提上，并且不断地告诫他们的读者说，对经济预言的检验最多不过是一种冒险的事情。据说前提是通过一个人的内省，或者通过对自己的周围的因果观察中得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前提就成为在前的真理，而人们也知道这种在前的真理是比经验优越的；纯推理的过程从前提导出结论，但是只有在不存在干扰的原因的情况下，结论才能成为在后的真实性。因此，检验经济学含义的目的是要判决经济论证的可用性，并不是真的要判断它的确实性。这些19世纪的作者们是富有独创性的，他们的独创因忽略了经济预言而出现争议，在寻找其中的原因时，他们不知道会有什么束缚，他们只知道没有任何经验的或其他的依据能够证明一个人可以反对某种特定的经济理论。简而言之，大不列颠19世纪经济学方法论学家是证实主义者而不是证伪主义者，他们所鼓吹的是防守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设计来保护年轻科学的安全的，使之能抵挡任何一种或所有的攻击。

如果我们把1776年《国富论》的发表视为经济学做为一种独立的原理“诞生”的标志，那么到1827年拿骚•威廉•思诺发表他的《政治经济学导论》，政治经济科学的萌芽刚好过了50年。这是第一本自觉地讨论经济方法论中的问题的著作，作者10年后在他的《政治经济科学概况》（1836年）中精细地扩大了这种讨论。在1836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发表了他大名鼎鼎的论文《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这篇论文树立了他作为经济问题的主要评论者的声望。他通过一部在科学哲学方面的大作进一步增强了这个声望，这部大作是《逻辑体系》，紧接其后的是一本严谨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另一本重要的划时期的著作是约翰•埃雷特•凯尔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和逻辑方法》（1875年），而整个古典方法论年代都被约翰•纳维利•凯恩斯以不会出错的权威性的术语概括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方法》（1890年）里，这本书是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在同一年发表的，这两本书呈现了共同的调和的方法论前景。

这并不是说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缺少方法论原理，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把它们明白地说出来，也许是他们认为方法论原理的重要性是太明显了，以至用不着为之进行辩护。亚当•斯密是一个特别使人震惊的例子，因为在他的著作中，不同部分的论证采用了极不相同的模式。在《国富论》的第一、第二册，斯密无拘无束地运用了比较静态的方法，这种方法后来和李嘉图的著作连在一起。而在《国富论》的第三、四、五册以及在《道德情感论》中的大部分，斯密举例运用了所谓的苏格兰历史学派的极不相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