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谬误之八是公益事业的谈判能否排除社会参与。科斯理论缺乏谈判可行性的讨论[W17] 。以铁路火花影响周围土地的问题为例。铁路是否运营，不仅涉及铁路两边的地价，而且影响地区的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和人民也是利益有关者。假如谈判各方局限于拥有土地产权的农民和铁路公司，就可能拖延不决，影响地区发展。美国往往用地区的公民投票，政府、议会、或法院来裁决。谈判参与者不是权力对称的。科斯对多方谈判的实际操作问题从来没有给予关注，因为和他小政府甚至无政府的信念不符。

科斯谬误之九是说交易成本为零的时候，垄断行为近似于完全竞争[W18] 。科斯定理的表述是Stigler于1966年给出的，他说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科斯否认需要“完全竞争”的条件，认为只要双方交易就行了。Stigler 改为交易成本为零的时候，垄断行为近似于完全竞争。科斯1972年提出，交易成本为零时，耐用品的垄断厂商会实行边际定价。但是张五常发现，假如交易成本为零，垄断者可以对顾客实行完全的价格歧视，不可能实行边际定价。

科斯谬误之十是宣称，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有如物理学无摩擦力的世界，是科学上的合理存在。此说大谬。[W19] 物理学上无摩擦力的惯性理论是实验可以检验的，行星运动轨道和人造卫星的发射，都验证了牛顿力学中，无摩擦情况在宇宙太空的运动中是科学的近似。但在经济学中涉及到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则没有任何经验和理论的依据。

科斯自己最初界定义的交易成本是营销成本（marketing costs），后来又有人提出信息收集成本和监督成本等等，科斯认为其实质都是信息成本。问题是：劳动分工的发展过程中，信息成本是收敛的还是爆炸的。人活着就会产生新的信息，创新永远创造信息，劳动分工的演化过程中信息成本也不会减少。根据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关系，信息的收集传递要求一定的能量，信息成本必然大于零。科斯幻想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可以瞬间达到永恒，换言之，科斯世界的质量为零，速度无穷大，这也违背物理学的相对论，因为光子也有质量，任何物体的速度上限为光速。科斯用经典物理学的比喻来论证科斯世界的合理性，违背物理学的基础知识。

科斯谬误之十一是暗中假设市场竞争会降低交易成本。这可能吗？我们来考虑两个理想实验。第一个例子，一个农民在本村卖菜，邻里之间互相熟识，不需要监督，交易成本很低。要卖到外地，则要增加营销成本，去食品监管局取得销售许可。市场扩张的制度安排显然是增加交易成本，不是降低交易成本。第二个例子，[W20] 如果开发了新产品，打广告开拓市场要增加交易成本，是否值得作呢？假如你不作，而你的竞争对手作广告，你多半会输掉市场份额。市场竞争中并没有一条规律说市场竞争会降低交易成本。

1986年诺思和瓦利斯用美国的GDP数据做过分析。他们发现美国经济中与交易成本相关的行业，1870年达到GDP的25％，到1970年这个比例大于50％。换言之，劳动分工发展的历史趋势是增加而非降低交易成本。科斯理论是没有历史依据的。从制度角度来看，交易成本的大小不应该作为一个制度是否有效的主要尺度。

科斯交易成本为零的真实世界有无真实的原型？科斯提出两个互相矛盾的原型：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金融市场。原始的狩猎采集社会交易成本低有道理，因为没有财富差别，没有欺骗动机，监督成本最小。科斯金融市场的例子极为误导。金融市场入市后交易很快，但是公司上市要花很多钱，上市后美国证监会银监会追踪监督公司业绩和行为也会花很多钱。没有那么多的监管成本就不会有健康的金融市场，用金融市场的例子来代表交易成本为零的市场很不合适。难怪科斯认为现实世界交易成本接近为零，因为任何案例都在原始社会和金融市场的两个极端之间。金融市场的例子倒能证明我们的观点，即增加进入壁垒和设立退出机制等价于建立一个选优汰劣机制，目的不是降低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的本质是有序能量还是无序能量（熵）。科斯认为市场演化过程交易成本会降低，其实质把交易成本和产品的材料成本，劳工成本同等看待，成本在这里是有序能量。物理学中能量分两种，有序能量和无序能量。但生命和社会过程中会摩擦生热。如果认为交易成本是市场中有磨擦的情况，相当于无序能量，那么认为市场演化会降低交易成本的观点就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增加原理。生命和社会是耗散系统，能量不守恒，系统的交易成本必然不会减少，只会增加。古典经济学的实质是保守系统，能量守恒，现实经济生活中难以成立。

由此可得结论。交易成本是一个没有清楚界定的复杂概念，在创新竞争中，不存在降低交易成本的简单规律，用交易成本研究企业起源和制度演化没有科学的预言能力。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是一种极端还原论，没有经济结构，没有历史，没有规模效应，没有利益冲突，是和无摩擦力物理学没有共同之处的乌托邦理论。其目的是否认政府和法制的建设性作用，否认反垄断的经济学意义。科斯理论既没有经验的观察基础，也违背物理学基本规律，和劳动分工的历史经验背道而驰。

科斯的科学贡献是揭示出古典经济学隐含的对称性假设，也即古典经济学的适用边界。演化的本质是打破时间空间的不对称。劳动分工的发展打破了个体劳动者和企业的对称，投资和消费的对称，也产生财富，权势的不对称。社会冲突就不可能只用冲突双方的自愿交易来解决。法律，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干预，就成为市场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和科斯主张的基于简单供求关系的均衡经济学规范相反，我们认为演化经济学对企业和制度的性质提供了更有效的分析框架。我的理解是，企业的本质不是节省交易成本而是创造价值，企业或者制度边界产生的实质是建立选择机制。任何一个新兴产业的发展，都经历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市场的起飞，饱和，衰落等阶段。每个阶段的产权形式，政府与非盈利组织的参与都有相应的变化，尤其初期和晚期需要政府和非盈利组织的辅助，并非私有产权在各个阶段都有优势。更进一步的讨论，我称之为产权演变在混合经济下的生命周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我的有关论文。

应当指出的是，张五常在研究古典经济学的适用范围上作出了先驱的贡献。弗里德曼注意到马歇尔给出的需求曲线斜率为负的条件是名义收入不变，应为真实收入不变。张五常指出，只有宏观经济没有失业，才能保证真实收入不变。这就从微观的供求关系上确立了微观行为的宏观基础。我叫它为弗里德曼－张五常条件。

张五常的第二个贡献是发现科斯定理的斯蒂格勒表述自相矛盾，交易成本应当改为制度成本[W21] ，成本分析等价于风险分析。张五常最大的贡献是发现科斯理论暗含的对称性假设。这为我们用演化理论研究劳动分工中的对称破缺和非均衡演化铺平道路。

希望“后林毅夫”[W22] 时代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能更上层楼。

经济学方法论

马克•布劳格

中译本前言

最近几年证明，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反对战前科学哲学家的倾向的潮流。战前的科学哲学家们把方法论基本上当作一门能区分好的实践和普通的实践（average－practice）科学的学科，并因而褒扬好的实践科学，贬斥普通的实践科学。当然，也有少数持有这种观点的方法论学家是能够抵挡住兼得鱼与熊掌的诱惑的。因此，波普再次重申，证伪主义的方法论是建立在发生论的传统基础上的，这种传统已被公开当作为“知识的增长”作出贡献的各种标准。不过，要弄清人们怎么知道这种标准的传统在不参考“成功的”科学家在过去所作的证伪主义的实践范例情况下能对未来知识的增长作出贡献，总是困难的；而且，波普自己也承认，证伪性观念的灵感，发自他视为爱因斯坦的科学方法精髓的东西，这种精髓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方法本质上是相对立的。

从波拉尼和汉森的著作开始，随后是库恩、图尔明、弗叶拉本德、劳顿斯和许多其它人的著作，把方法论看作是科学追踪的一系列规定这种比较旧的观点，逐渐被把方法论视为对过去的科学实践作出一般化描述的观念所替代。这种新的科学方法论观点“看来”很有希望在科学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方面取得一些有效的一般结论。当然，一方面由于库恩的“标准”科学被科学革命打断，另一方面由于费叶拉本德的“任何事物都以向前发展”，对这些一般结论还有大量意见分歧。

在前述名单中，我有意识地省略了拉卡多斯的名字，这是因为他对规定与描述、规范方法与实证历史之间不可避免的紧张状态所作的重新解答，与上述任何作者都有所不同。他追随波普赞成方法论的规范观点，但然后又提出检验那些规范原理，反对科学史即便在规定的基础上其可证伪性也能成立的观点。正因为这样，他提出了一个终生未竟的历史地理学的科学研究框架。所以，拉卡多斯的框架是否适合物理科学史就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可参见豪森），更不用说对于社会科学史的适用性了。

这一切最终把我们转向了经济学。比较早的波普主义者的观点可由哈奇森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前提》（1938年）和利普西的《实证经济学导论》（1963年）、尤其是经常再印的该书第一版完全代表。虽然卡德韦尔的《超越实证主义：20世纪的经济学方法论》（1982年）主要从哲学观点出发，也很好地表明了最近一些经济学方法论作者对吹毛求疵的科学家的老观念的轻视，但较新观点的最好代表还是麦克罗斯基的《经济学的修辞学》（1985年）。

麦克罗斯基和卡德韦尔的著作都用我的《经济学方法论》来证明：证伪主义的方法论即使是可取的，也不可能运用于经济学。我在我的著作中提出，现代经济学确实贴上了证伪主义的标签，但它们经常在它们自以为是的实践中碰壁——它们所用的科学哲学以“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为特征。

然而，麦克罗斯基和卡尔德韦尔认为：波普主义对经济学是一剂太强的药；它们的结构要求是如此之严，以致于一旦把它严格地应用，经济学就很少有生存余地；因此，无需惊诧，现代经济学极少实践证伪主义；事实上，他们拥护证伪主义只是证明他们的天真纯朴，实难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