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中国对中小企业的界定曾先后经过6次调整，但在适用范围和企业规模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根据国际通行的划分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可以在定性的界定标准（资产总额等）、定量标准中的雇员人数、标准的选择性适用、是否应建立微型企业标准等方面不断完善中国中小企业的界定标准。中小企业的规模界定不仅仅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问题，在实践中亦有很大作用。它不仅要牵涉到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而且更重要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植的问题。同时关系到国家政策的稳定性，也为政府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
中小型企业（下文简称为小型经济）的共生关系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小—小共生关系，另一类是大—小共生关系，前者反映的是小型经济内部的共生情况，后者反映的是小型经济外部的情况。就产业共生关系而言，又包括产业内共生关系和产业间的共生关系。因此小型经济的产业共生关系共有四种组合：产业内小型经济的共生关系、产业间小型经济的共生关系、产业内大型经济与小型经济的共生关系和产业间大型经济与小型经济的共生关系。
7．6 结语：进一步的发展意义
生物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的交叉、融合，是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中的一件大事。这种交叉融合会对这两门学科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上面只是对生物学方法的部分理论作了一些简单的介绍。事实上，两者“互惠式共生”的情形远不止这些，这里只是一小部分。生物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已经成为了一种主流趋势，正是应验了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名言——经济学家的麦加是在生物学。
总而言之，生物学中的有许多其他理论都是经济学可借鉴的，如动物的利他主义对主流经济学基石的“经济人假设”的反驳、动物的“拟态行为”和博弈论中的学习理论、动物的社群关系和产业组织理论中产业布局等以及进化稳定战略（ESS）等。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然而在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也须注意一点：不能用生物学的方法冲淡了经济理论的味道，毕竟这只是一种方法。否则就会喧宾夺主，误入歧途。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多少有这样一点意义。
科斯谬想，张五常猜测，与交易成本的复杂性
--庆祝林毅夫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陈平
2008年3月26日
林毅夫被世界银行任命为首席经济学家，不仅是他个人的学术成就获得国际承认，也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获得西方的承认。为了庆祝这一历史事件，我来做此讲座，探讨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我讲的核心内容，是检验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是华盛顿共识或者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人物是Friedman, Lucas, Coase三个人[W1] 。第一是弗里德曼的有效市场理论。他认为金融市场是自稳定系统，市场观察到的波动是稳态加上一个噪声，有效市场没有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无需政府监管和干预。第二是卢卡斯的微观基础与理性预期理论。卢卡斯否认存在非自愿性失业，他否定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用代表性家户的模型将宏观现象还原为微观个体的行为，用白噪声来模拟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第三个是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他认为企业起源于降低交易成本，社会冲突可以由双方交易解决，制度演化与初始条件无关，否定法制与政府监管的必要，否认市场失败。
林毅夫在经济学上的贡献是把发展战略引入发展经济学中，发展了凯恩斯理论[W2] ，比较优势战略的实质是宏观基础论，发展战略是内生的。我依据美国数据的经验和理论分析，推翻新古典的微观基础论[W3] ，和林毅夫不谋而合。1984年到1988年，我发现货币混沌，否定了弗里德曼的外生货币理论，支持奥地利学派内生货币理论[W4] 。1999年到2002年，我的研究否定了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和微观基础理论[W5] 。依据大数原理，微观组元的个数越多，宏观合成的涨落越小。美国宏观波动与金融市场的幅度很大，经济波动的根源不是消费者或生产者的涨落，而是来自金融中介和产业组织。经济学不是微观－宏观两个层次，而是微观－中观（金融和产业）－宏观三个层次。宏观与金融的代表者模型无法解释观察到的宏观波动和金融市场的涨落，必须考虑涨落的群体模型。
2005年到现在，我的研究转向产权理论[W6] ，发现科斯理论存在很多问题[W7] ，这是今天讲演的主题。古典经济学的基本信仰出自一点，相信市场是个自稳定的系统。理由是需求曲线斜率为负，供给曲线斜率为正，两线交叉只有一个交点即均衡态。如果偏离均衡的话，价格或产量的调解机制会使得市场返回均衡点。如果这样，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政府干预就不需要。问题即使是局部均衡，假如供求曲线是曲线，例如S性或W型，交点就有几个，宏观观察到的就不一定是稳态，可能是周期或非周期振荡，这就是凯恩斯理论的基础[W8] 。
科斯把简单的线性供求规律用于讨论企业，法律和制度。他的论证运用了需求曲线斜率为负的假设。然而实际生活中出现了长期失业、经济的周期波动、经济危机等问题，反过来推论，需求曲线绝不是线性的，需求曲线斜率为负的假设未必成立。科斯的探讨启示我们研究新古典经济学的边界和适用条件。
科斯定理是经济学中争议最大的理论。帕尔格雷夫法与经济学大词典（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and Law）对科斯定理的评价指出，对于科斯的理论，有人追捧不已，有人则认为完全是同义反复，毫无意义，有的认为是革命性贡献，有的却认为是邪门歪道，可谓众说纷纭。科斯所有的经验证据都被人推翻。理论上最厉害的批评是来自萨缪尔森，他认为两个垄断者的讨价还价没有确定解。去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赫维奇（Hurwicz）为科斯的理论做过一个模型，他说科斯成立的集合测度为零。我的分析发现科斯理论中存在诸多谬误[W9] ，我想把这些问题梳理清楚，改善科学分析的方法。
科斯谬误之一是交易成本的概念本身含混。谈到成本，必然有收益和价值[W10] ，交易的成本相对什么价值而言，科斯1937年引入时没有交待。交易成本的引入是为了解释何种价值？如交易成本算作产品成本，成本当然越低越好。但如交易成本算企业的资本成本，投资能产生收益，市场竞争不一定导致降低投资成本。如果交易成本用来解释组织，制度价值如何度量是很大的问题。
科斯谬误之二是断言垂直整合的有效性[W11] 。科斯交易成本理论始于解释企业的起源。科斯和他的支持者Williamson，认为苏联式的垂直整合是有道理的。科斯研究的是通用汽车公司在1920年代并购车身供应商 Fisher Body的特殊案例。二次大战后汽车厂不再把整车车体外包，反倒是汽车零部件外包越来越多，设计都外包，原因是产品创新而非成本竞争成为主要的竞争模式。
科斯谬误之三是构造内向性的企业理论，无法解释有限市场规模下企业竞争的生存机制。科斯的基本想法是：企业大小仅仅由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之间的平衡来决定的，我称为内向型企业[W12] 。科斯对企业规模的解释缺失三个重要的解释变量。首先，亚当斯密说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的限制。生物学类似[W13] 的问题是物种大小由什么决定。海里的蓝鲸是最大的物种，比陆地上最大的物种象大的多，因为海洋的资源比陆地大。科斯讲企业大小规模只是取决于内部的组织，和市场大小没有关系，是奇怪的理论。其次，科斯的企业理论中没有竞争对手，企业规模的发展不考虑对手的规模和战略，这一点和现实相去甚远。古典经济学不承认企业层面上有规模效应，因为如果存在规模效应，供给曲线就不存在，市场没有均衡解。但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第三，科斯理论没考虑不确定性，这是张五常研究过的。公司金融理论看到西方历史上企业有拆分潮有兼并潮，按照科斯就没有拆分只有兼并了。
科斯谬误之四是选错分析单位。古典经济学是没有结构的理论[W14] 。在生物学中，决定物种大小的因数，首要的分析单位是器官及其结构功能。产权理论跳过器官，直接到细胞——经济个体的层面。科斯连细胞也不要，只用交易成本，相当于19世纪德国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主张的“唯能论”，认为解释自然只需能量，无需结构。张五常指出交易成本应改为制度成本，科斯也同意。这就间接承认制度分析是宏观和历史的观察，不可能从微观交易开始。
科斯谬误之五在于他不懂两方交易，没有参照系如何定价[W15] ？这是科斯1960年文章引起的最大争议。如果有完全竞争市场作为参照系，可以定价。如果双方博弈没有先例也无中介，多半无法达成协议，只有打官司。科斯提到的利益冲突的历史案例，最后都是法律裁决，没有一个达成自愿交易。例如加州法律对牛吃麦的产权裁定，起先牧业势力大时偏向牧业，后来加州工业起来需要粮食，议会又修改法律偏向保护农民利益。法律的改变加速农业结构的改变，制度不见得收敛到所谓最优的制度，一切取决于历史条件。
科斯谬误之六是，谈判利益冲突时（例如污染或噪声），供求曲线存在唯一的均衡解。科斯谈社会成本时，证明冲突双方必然达成交易的理由是需求曲线向下。需求曲线斜率为负的依据是快乐多多益善，哪来道理说烦恼越多越好呢？对噪声、污染的描述还采用需求曲线斜率向下的假设是有悖于常理的。再者，对污染的产生者而言，损人利己的事规模递增，决策空间非凸。供给曲线不存在，需求曲线为正，科斯定理就不存在唯一的均衡解。科斯列举的噪声，牛吃麦，污染等案例，历史上冲突双方都没有达成交易，全是打官司裁定。
科斯谬误之七是公共品发包只考虑经济效益[W16] 。科斯讲灯塔民营、电台频率的拍卖，可以无需政府授权，完全由市场操作，价高者得。问题是真实世界里，拍卖指标是是标量还是矢量，也即评判指标是否只是经济效益，还是要考虑其它社会目标，比如创造就业，提高教育水平，社会公益等等。美国拍卖电台频率，专门请了博弈论的经济学家作机制设计，兼顾多个社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