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选择便在两个相关的层次上进行。控制着每个企业现有产品与工艺使用的各种组织常规，通过市场相互作用：市场对竞争者分配奖惩。这些相同的奖惩也是在较高层次常规——新产品与新工艺由此而出——的市场成绩单上打分，这些常现包括诸如创新性
和模仿性研究与发展的支出水平。经过较长时期，选择力量将有利于这样一些企业．它们在不断创新中得到租金和产生这些创新的研究与发展成本之间取得有利的平衡。
沿着这些思路所构成的模型中人们将很容易看到各种极端的情况是怎样出现的。一类情况把熊彼特提出的警告固定化了，认为竞争是“完全的，并且是十分迅速的”，它使创新作用没有活力。创新成本过高而模仿（包括克服诸如专利等制度性障碍）成本较低，这最终使一切企业不再继续创新，从而使经济系统进人静态均衡。（但这种均衡的特点取决
于进化过程的最初条件和随机事件；而生产状态最终实现的则是进化过程的内在特征）。人们自然也能构筑一些典型事例，以说明熊彼特的“不创新即死亡”的警告，基本要求无非是把上述成本条件逆转。
除了某些极端或高度简化的情况外，熊彼特的竞争模型表述了复杂的随机过程，它不易用分析方法测定。当然把一个具体的正规模型写下来，这件事本身通常就很有价值，因为它阐明了基本概念，提出了关键问题，使极为复杂的经济现象能被一种模型有效地加以
估计。然后用模拟的方法探讨某些特殊情况，便可获得新的见解（纳尔逊和温特，1982年）。从模拟中得到的最大好处之一是无意中发现，实际起作用的机制正再现了模型的一些“明显”的和一般的特点。
接着要讨论的是将这些不同类型的见解合在一起特别强调一些用新古典主义方法研究熊彼特各种原理的理论文献中并没有提出来的问题（新古典主义文章大多只涉及可能出现的单一创新的程式化状态因而并不涉及与熊彼特动态竞争累积结果有关的问题。
熊彼特竞争任何动态模型的某种基本要是，都是一个技术机会模型。这一模型把典范企业用于创新的资源与它们的创新成就连结起来。就整体而言，模型的长期行为主要取决了与技术机会有关的一系列关键问题所提供的答案。倘若单个企业在短期内将额外资源用于创新，其创新成就会不会发生收益递减？如果会的话，是什么“固定要素”’产生收益递减？这些要素在多大程度上由于企业自己的努力或其他机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呢？选择力量可否在这个范围内，即技术机会在一段时期内对研究与发展政策或多或少提出“同样问题”的范围内，加以研究？或者说企业筛选不同政策的过程是和支配筛选范畴的历史变化同时进行的？
如果研究与发展活动等于寻找一套不变的可能性，那么，技术机会将是个常数，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后生产集合或后生产函数，它可以表述最终的可能性究竟是什么。递增技术机会意味着．通过对于这里所说的研究与发展努力来说是外生的因果因素的作用，种种可能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这就是说，给定某种技术成就水平和研究与发展努力水平，如果晚一些加以应用，研究与发展的努力的创新结果将更有生产性效用。由于技术机会的经常化，研究与发展获得的收益最终必将减少，在临近可能性固定集合的边界时，则趋于零。
非常明显，在一个企业、产业或国民经济的应用分析中，很难为模型化的技术机会建立某种实证基础。因为它回避不了这样的难题现象到的创新活动既反映机会，又反映内在的决定力量，更不用说两者本身就难以衡量，至于对过去的分析能否解释未来这种更为基本的问题，就更加没有把握了。可惜，在使用技术机会概念方面的这些困难，并没有丝毫减少它在熊彼特竞争中的作用。
熊彼特式竞争的进化分析至今还没有产生为静态均衡所能证明的各种模仿原理的对应物。也即没有一种模型能说明，选择力量单独或与合适的行为准则一起把这个系统渐进地推到一条道路上。在这条道路上，生存的企业可以被说成是解决了动态显优化问题的剩余部分，而典型状态则使企业面临这个问题，以下情况不在此例：渐进状态是零研究与发展的静态均衡。对于一种非同寻常的积极结果构成的障碍，人们可以例出一大堆名单。它足以令人生畏，以便把有些东西说成是一种类似不可能的原理。在一种进化分析方法的范围
内，即典型企业并不了解它所处的总体结构的大量确切信息，想取得积极结果似乎极不可能。
最令人生畏的障碍，来自一种动态显优化的面向未来特征与选择和适用过程反映过去经验这一事实之间的直接冲突。如果企业不能“看到”未来的技术机会所遵循的道路，如果它们的决定仅仅反映过去经验和由此得出的推理。那么一股说来，它们就无法在未来处于最优状态。如果技术机会的发展足以证实简单的推理方案，它们当然会这样做。这种单纯性在叙述上似不合理。谁说那是难以置信的：在一种特殊情况下，技术机会可能是固定不变的，或者可能是按指数增加的，或者是遵循某种数理逻辑的，或者是其中任何一种情况的某种随机变异？如果在结构可能性上缺乏某种限制，典型企业又如何做出推理以指导它们的研究与发展政策呢？
这种阻碍在纳水逊和温将提出的模拟中并不特别显著，因为它大部分限于非常单调的和程式化的技术体制。在这些体制中，技术机会由一个简单的指数递增变量——所谓“潜在生产力”加以概括。这样一种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使人联想起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乍看就像是一个产生平衡增长结果的有希望的环境，其中，实际的与潜在的生产力以相同的速度增长，企业面临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经常的，选择与适应将使生存企业的研究与发展政策带来最优价值。
事实上，即使在上述很有说服力的假设下，这种结果也不会发生。工业（或经济）产品的需求条件影响着长期动力，在这方面，也必须审慎地提出假设以避免排除一种平衡结果。例如一个带有不变需求的产业模式，在这个模式中，需求（合理地）在低价格上弹性小于l。于是，无限期地继续降低成本会把销售的收益推向零。而零值的销售收益又不足抵补不断上升的成本。这里所涉及的是基不信息经挤学的一种反映，发现的成本与应用范围的大小无关，根据这种假设，那种应用范围几无经济意义。这就是说，即使技术机会继续扩大，需求条件也可以阻止技术进步。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模型，对任何具体部门都是绝对真实的。
用一个适当选择的假设也能处理这个困难。越过这一点，就会有更进一层的一些问题。一种模型认为创新成功的部分随机性质将表现为逐渐增加的集中程度（菲利普斯（Phillips）），除非出现某些相反的趋势。相反趋势的适宜候选者是偶然获得的实际运
行的市场力量（纳尔逊和温特，1982年，第13章）。但是，市场力量也可能掩盖对各种现值最大化的偏离，包括对动态最优研究与发展政策的偏离。
然而，在熊彼特的竞争范围内探求模仿原理似乎是注定要失败的。由于熊彼特式竞争模型在描述我们生活的现实环境方面显然比静态均衡模型好得多，关于这种选择支持力量的总结论比单纯静态模型的结论虽然更为消极。企业利润或现值最大化的假设将不得不依靠自己，至少在某人发明出一根更好的支柱以前是这样。与此同时，情况将继续是这样；建立在这些假设上的预测，有时是正确的，有时则是稀里糊涂的，而且，标准理论没有提供识别这些情况的方法。必须对选择、适应和学习机制给予更直接的注意，这些机制能够说明许多像经济学家在经济现实中实际观察到的现象。
7．5．3共生理论和中小型企业
国际上对中小企业的划分一般依据四个标准：一是职工人数；二是实际资本数；三是经营额；四是法人地位。就欧洲而言，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中小企业的划分有着明确的界定。20世纪90年代，欧盟委员会对欧洲中小企业界定如下：“中小企业是指这样一些企业，其企业雇员人数在250人以内，年产值不超过4000万埃居（欧洲货币单位），或者资产年度负债总额不超过2700万埃居，并且不被一个或几个大企业持有25%以上的股权。”此外，对小企业还有进一步的界定：企业雇员少于50人，年产值不超过700万埃居，或者资产负债总额不超过500万埃居并且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欧盟成员国对中小企业的界定则不尽相同。从各成员国对中小企业规模的分类来看，德国、法国、意大利及英国几个主要成员国经济实力较强，他们对中小企业的界定比较相似，几乎都把中型企业雇员人数界定在500人以下。而其他国家如荷兰及西班牙等，对中型企业人数的界定要低得多。为了增强欧盟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和内聚力，有效的扶持中小企业，欧盟委员会认为有必要为各成员国的企业规模分类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便于逐步对欧盟中小企业实行规范化管理。于是，欧盟委员会在有关文件中建议各成员国采取欧盟统一的标准来划分中小企业。这个标准把欧洲的企业分为五类：第一类是无雇用员工的企业；第二类是“非常小的企业”，雇员人数1—9人；第三类是“小企业”，雇员人数10—49人；第四类是“中型企业”，雇员人数50—249人；第五类则是“大型企业”，雇员人数在250以上。这一分类标准基本反映出欧盟中小企业的共同特征，因而得到各成员国的普遍认同。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以及欧盟委员会权限的扩大，它必将成为世界各国了解欧洲中小企业分类的一个最权威的参数。而且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和增强，它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也会日益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