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科学的目的来说，所要解释的累积变化的过程是一系列做事情的万法——处理物质生活资料的方法——的变化”，虽然也许不是由于`受到凡勃伦直接影响的结果，艾尔奇安（Alchian，1950年）所写的一篇论进化经济学的经典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建议（强调“行为规则的模仿”）。这种观念在温特（Winter，1971年）那里更加明显，然而，更明显的是纳尔森（Nelson）和温特（1982年）在“常规”这个小标题下所写的文章。 彭罗斯（Penrose,1952年）对“生物类比”的批判，是进化经济学家对一个重要因素的回答。

这样，进化经济学就认为“生产知识所借以储存的社会过程是什么”的问题相当重要。这个问题，传统的经济理论不仅没有回答，甚至也没有提出过。的确，生产集和生产函数的概念，也没有认真地唤起这个问题，甚至大部分有关技术变化的理论文献，在研究事物的原因和结果，从过去“不知的”变为“知道的”时，也无视这个问题。从进化的观点看，用这种方式对存储过程决行抽象，不可避免地不利于理解新方法的出现，也不利于我们理解发明和创新所经受到有选择的压力。特别是，商业厂商作为创新的源泉的作用，在本质上与他们作为生产知识的储存所的社会作用相互联系这一事实可能被忽视了。

这些问题，这里不能详加讨论。不过，作为解释，考虑一种做事的方法——制造类似于印刷的书面文本的方法，即“打字”。在为这种目的而使用的机器上，有一种等值关系，“同样的（字母）键盘”和一个等值类“标准（QWERTY）键盘”。与之相关的人类技巧，称为“盲打”，还有一个在标准键盘上受过训练的熟练打字员的等值类。阿瑟(Arthur) 和戴维（David）非常好地分析和描述了这些我们所熟悉的现象的早期进化史。他告诫人们，不要简单地把“优化”归之为是进化过程的结果。如戴维所说，在标准键盘上我们所熟悉的键的安排，原是作为对一个特殊的技术问题——打字员在与现代（机械的、电动的、电子的或是有计算功能的多功能打字机）非常不同的打字机上打字而产生的人为的键的干扰——而产生的适应性的反应。特别是，打字员看不见所要打的文本，还有键的干扰，这两者都难以检测，后果比较严重。经过几十年的演化，打字机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QWERTY键盘幸存下来了，至今仍然起着减轻打字员工作强度的作用。

戴维信心十足的认为，一代一代复制QWERTY的社会过程的主要特征（不包括使打字速度加快的那些措施），就是打字员和熟练打字员之间的互补性。没有不同键盘的打字机，就没有人能学会另一种盲打技巧。没有足够数量的受过训练的打字员，向使用新的一种打字机的转换就不可能完成。

有一些有趣的问题，阿瑟和戴维没有研究过。打字员的存在起着他所起的作用的一个原因，是盲打是一种不言而喻人所共知的技能。虽然只是符号的生产，但技能并不能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通过符号的交流而发生转移。人们也不能对一屋子的打字员进行授课，从而将他们的技能从一个键盘转到另一个键盘上。打字员并不知道（以有意识的或明确的方式）他们如何干他们所干的。事实上，既能非常好地打字员的打字水平甚至对科学分析来说，都是一个谜，它超过了由人类神经生理学的著名事实所规定的界限。打字技能心照不宣的特征意味着转换成本很高，甚至在QWERTY出现故障时都可达到的高水平打字降低了转换的动力（假定打字服务的需求的价格弹性很低）。

把QWERTY打字方法保持在大规模水平的社会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现象，涉及一系列在传统上被视为是经济的，加上其他的，如心领神会的知识等的因素，这些因素近来才加以考虑。这个使人着迷的社会记忆的历程就是一个创新的历程，这也是一个很多其他的创新努力为何未能成功的历程。对他们来说，正如对QWERTY来说，要理解做事的方法如何和为什么确实发生了变化，首先就得理解他们如何和为什么不发生变化。

三、经济人：进化的批判

经济学家在他们评价总的世界，特别是评价人类本性时，惯于把他们自己视为是头脑顽固的现实主义者。经济学家的训练有素的眼睛看透了浮夸的虚伪矫饰、狡诈的欺骗和激动的蛊惑民心的煽动者的表象，辨别出长期受痛苦折磨的人、商人和谋杀者之类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许多这种深刻透彻的分析，无疑含有真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说明，对进行分析是自由社会中经济学家和其他人所要起的一个重要作用。然而，对经济学科的目的来说，自私自利的理性个人的模型有严重的缺陷。它不是一幅透明的讥讽画（教科书的消费者关心的只是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而常常是含糊的同义反复（为什么可能影响“效用”，从而影响选择，没有加以明确的限制）。

从进化的观点看，关键问题是，在各种理论上所述的经济人的亚种中，哪一种，如果有的话，能更好地适应于人类在其中形成的实际环境。对人类本性（以及在这里显露出来的自私自利的程度和性质）的现实和科学的估价，就是由现代人类行为的生物的和文化上的决定因素，以及由造就了这些决定因素的进化力量所支持的估价。在一个特殊的例子中，如果这种估价的涵义结果与“注重实际的”经济分析所得出的涵义不同，那么，经济学就应该改变——当然，假定心里的目标是是经济学科得到发展。

在人类动机的领域外，经济学家惯常（隐含着经常）使用并非是“注重实际的”，而恰恰是相反的理论假定。这里的主要例子是这个假定：社会以某种方式完善地，无须付出代价地实施合同。第二个例子是，不把社会网络（由各种标准所定义的）看作是交易类型的决定因素。人们并一定要充满进化的观点，只需有世界上适度的分析的经历，就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假定基础上的经济分析可能会严重地扭曲现实的图像。进化的观点迟早会用于讨论经济是如何的和它为什么是这样起作用的问题上，尽管受到第三者实施合同的限制，尽管非经济的社会关系在使这成为可能中产生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由过分的精明和不精明引起的误差，往往相互抵消。市场的运行有时候好，有时候糟，虽然经济学还没有对这两类主要的原因作出解释，但经济学已经努力地发现了很多关于这个问题的东西。不过，所承受的这两组误差的负担很重，因而需要把它们丢下。

人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取得了进步。由于经济学挣脱了由它的第一级近似假定所形成的外壳，它与其他社会科学和生物学的关系变得更加明显和更富有成果了。在行为中自私自利的作用和社会合作的基础等互相纠缠在一起的课题，不仅在经济学中是基础性的，而且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以及大部分生物学中也是基础性的。杰克•赫什利弗（Jack Hirshleifer ）远见卓识地不断强调这些课题的统一性，他说“只有一种社会科学”。如果把“一般化的经济学’”作为这种社会科学，经济学就“必须把人当作地实际存在的那种人——自私自利的或不是自私自利的，充分理性的和不是理性的一一对待”。

虽然，宣布要进行一项竞赛，以给统一的社会科学提供一个最好的名称可能尚为时过早，但这个竞赛无疑地会唤起许许多多替代“一般化的经济学”的方案。的确，似乎已有很多因素表明，已经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了。来自各个不同方面的主要贡献已经广泛地改善了我们对一般的合作行为和作为特殊的交换行为如何出现的理解，虽然制度上的支持还比较弱或者还不存在。其中有一些明显地使用进化的框架（如阿克塞尔洛( Akerlod )，1984年）；有些还不是这样（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85年）。但所有这些，至少潜在地可以用于一般的多水平的进化方案中。在这种方案中，由各种不同的机制再生产出来的类型经受了选择性的压力。主要的困难和主要的争论，随着描述不同水平间联系特征的问题一起出现。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步特别是博伊德（Boyd）和里彻森（Richerson）（1985年）的工作。他们在一组“二元遗传”的模型帮助下，拟究了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当然，这种相互作用对人类生物学的理解和对文化的研究都有意义。

总之，自然选择和进化不应该被看作是为了生物学的特定目的，或者是也可以适用于经济学的特定目的而提出来的概念。应该把它视为生物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能共同分享的新的概念结构相架中的组成部分。

7．5．2企业竞争与自然选择

在竞争条件下，企业倘要生存，必须无分重视利润，或者说应当经常获得利润。这种与生物的自然选择相等同的含义，在经济理论中有巨大的影响，而且这个命题至今仍有影响。一般说来，它对于建立在最优化和均衡基础上的标准理论分析方法起一种非正式的辅助防护和支持作用。在米尔顿•弗里得曼 （ Friediman）那本著名的方法论文集一段`挑战性的文字中（弗里德曼，1953年）它明确地表现出这种作用，而许多经济学家似乎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熟悉它。

但这一命还能发挥而且确实发挥了另一个作用。它可以对某一类原理的普通结论作一种非正式的表述，这类原理以经济选择过程的明确模型为特征。在该类模型中，首先规定企业一系列可能行为的范围。如果结论是非同寻常的，它必须明显超过利润最大化的

范围，如果结论是合乎逻辑做得到的。它必须包括适合称作“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模型也必须以特定动态过程为特征，设法取得一般的概念，即赢利企业将生存并发展，亏本企业将衰落与失败。此类过程的静止状态即为“选择均衡”。

这种类型的模型在进化经济理论中（纳尔逊（Nelson）和温特（Winter），1982年）占有重要的、但不是中心的地位。这些模型证实，选择模型的均衡（在一些不同意义上）可以模仿标准竞争理论的均衡。更重要的是，由于作出了明确无误地需要产生这种结果的有力假设，这些模型就成了审定标准理论普遍性和估价标准理论所依靠的基础。它们也向更厂泛得多的一类进化模型提供一个有益的入门，在这些模型中不能用模仿结果。这个入门有个方便的特点．即回到标准理论的途径是很明显的，进代理论包含标准理论的部分含义

这一点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