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受马歇尔学说中的生物学启发的因素很快减少、甚至在谢世后被其追随者消除了。生物学模拟在战后马歇尔流派教科书中已不占突出地位。就连凡勃伦传统也没有进一步应用在20世纪20年代后生物学上的发展成果。部分由于在法西斯主义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生物学所宣称的成果被大量滥用于社会和政治领域，生物学模拟在两次大战时期是普遍不受自由派社会科学家欢迎的。
7．4．3战后生物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复兴
战后生物学方法在经济学中复兴初露端倪是阿尔奇安（Amen Alcian）于1950年为《政治经济学杂志》撰文《不确定性、进化与经济理论》发表“自然淘汰”方法的著名应用之时。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围绕经济学中应用进化论思想的重大争议旋即爆发，内中包括了彭罗斯（Penrose）195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重要文章《企业理论中的生物学模拟》。此争议渐息后，生物学方法的探讨再度成为冷门，参加者寥寥无几。
待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这才有又一生物学学派的思想进入经济学并采取了一种与前不同的形式。这就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贝克尔、赫什利弗（Hirshleifer）和塔洛克等抓住新兴的“社会生物学”并视之为对其个人主义假设的证实和对跨越生物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的普遍“规律”的确认，分别发表了《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和遗传合理性：经济学与社会生物学》、《从生物学观点来看的经济学》和《社会生物学与经济学》等论文。他们把稀缺性和个体竞争等现象看成是在经济学和生物学两个领域相通现象。这种见解是重复了19世纪晚期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提出的许多命题，于是，上述见解的发表清楚表明生物学模拟可以完全不同地应用于社会经济领域。
芝加哥学派三位经济学家的经济学是静态均衡理论化的传统的一种继续。相应地，生物学的动态进化论方面对他们的吸引力也就少一些。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如何尝试把他们所谓关于人类行为的普遍假设建立于生物科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之上。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纳尔逊和温特的重要著作《经济变迁的进化论》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经济学援引生物学思想呈现新趋势。该书有对基因（企业的程序）、变异（企业寻求新技术）和淘汰（赢利企业获得发展）等的明确说明。虽然他们认为其著作是继承了熊彼特的传统，但对生物学模拟的如此明确、大量使用恐怕会使熊彼特不悦。事实上，后来就有论者指出他们是不知不觉地使凡勃伦的“进化论经济学”传统复活了。结果是进化论模拟和模型在经济学中的使用出现了指数式的增长。实际上，要说主流经济学的特点主要是理性选择的假设和静态均衡的角度的话，那么来自进化论的框架既提供了一个可取的理论核心，又对这些核心思想提出了最连贯、最根本的挑战。
7．4．4经济学领域中生物学方法取代力学方法的若干问题
经济学研究所以求助于生物学思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有这样一种信念：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与生物有机体和生物过程的共同之处比它们与行星等的共同之处要多得多。经济毕竟涉及活生生的人类，而不仅仅涉及粒子、力和能。不过，这里得方法的转换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由于种种原因，人们会拒绝采用生物学模拟。
首先，生物学过去曾被社会科学家严重滥用过，如上所述，过去有过“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后来出现过生物学思想与亲贵族主义、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等思想意识和政治运动可悲联姻的插曲，这是人们记忆犹新的。
其次，现在也还有人误以为，基于“适者生存”这个概念的进化论思想是含有拒绝任何一种国家补贴或干预之意的。应该说，进化论并不总是意指竞争结果最佳或进化“进步”规律或自由无懈可击。按照现代理论，进化过程并不必然导致无论按照何种合理定义的最佳结果。类似论点既适用于生物学领域，也适用于经济学领域。进化论生物学中已经不复找得到伏尔泰的哲学讽刺小说《天真汉》中邦葛罗斯博士的格言：“这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第三，人们担心此两领域之间的概念壁垒一旦拆除，就会意味着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将整个儿归结为生物学何遗传学问题。事实上，人类社会于自然界之间并存在持久的概念壁垒，即或存在，其拆除也未必就意味着需要寻找最终的分析基础。
这里确应强调指出，生物学方法不是灵丹妙药。生物学有内部争议何自身问题。实际上，生物科学本身就不是没有力学方法和归纳主义方法。例如，很多生物学家就在尝试用物理学或化学术语解释生物学现象。这反映科学只有把现象分解成很多尽可能小的组成单位才能揭示本质这样一种普遍信念。重要的是，这种“归纳主义”方法是同经典力学之父加俐略和牛顿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更复杂的系统如生物学中的系统中能否充分实现归纳主义目的，这很令人怀疑。尽管如此，充分实现归纳主义目的在当今很多科学中仍是追求的目标。
7．4．5经济学中生物学方法的价值
尽管存在种种问题和危险，现代生物学还是一门恢复生气的经济学可以从中汲取丰富思想和方法的学科。进化论应用于经济学较之采用力学模拟来显然有多方面有点和改进。例如，它增强了对在时间推移中发生的不可逆的进行的过程、长期发展而不是短期边际调整、数量和质量变化、变量和多样性、均衡和非均衡情况和持久而系统的出错因而还有非最优行为等待的关心。总之，采用进化论方法提供了静态约束条件下实现力学最大化这个主流核心思想的替代思想。处于主流经济学核心地位的理性选择理论取决于静态假设，即有一种稳定或最终恒定的决策环境这一概念和完全理性这一概念，这些都受到进化论的直接挑战。
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都是极复杂的，这是生物学思想之所以对经济学有重大意义的另一原因。生物系统和经济系统都包括缠结的结构和因果关系，包含连续的变化和有极大的多样性。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便产生了如何区分划定抽象层次和选择合适分析单位的难题。这个问题，很多杰出的生物学家是深思熟虑过了，但经济学家还极少注意。采用生物学方法也许有助于结束这个重大的方法论上的争议。生物学界内部，有关归纳主义和合适的进化淘汰单位之争还在继续。此外，理论上进一步从遗传学归纳为分子生物学、甚至再进一步归纳为化学和物理学的可行性之争也在进行。与此大不相同，由于对牛顿力学中关于不可分割的“个别”粒子的方法深信不疑，主流经济学传统上是不讨论个人目的与偏好的心理学或社会学基础的。
最近几十年，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家是日趋按照被认为是构成系统的追求效用极大化的个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了。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起到了削弱以系统层次的总力量为焦点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基础的作用。由于公认生物学和经济学有共同的复杂性问题，经济学家不会过于相信方法论个人主义，而是会承认个人以上分析层次和单位的正确性。这样一来，总量宏观经济学就得到恢复自发分析层次的定位。
部分由于生物科学要分析的现象具有公认的复杂性，因此该学科展现了某种理论多元性。达尔文的方法论并不是严格的公理。它是具有一个严格的演绎核心，但据认为它独自是证明不了什么的，因而也就被置于大量经验材料的范围内了。因此，在生物学内有演绎论点与伴随的经验前提和结论相结合的情况。典型的情况是，在生物学内有很多理论和解释竞相声称识别出了既定实际情况的主要而不是全部的原因。好在生物学没有在方法上居于准垄断地位，因此看来它还不至于窒息今天的经济学。
导致转向生物学方法还有一个极具价值和重要性的原因。那就是，笛卡尔哲学和牛顿学说的世界观是支持这样一种思想习惯的，按照这种思想习惯，人类与自然界其他部分之间有一种最终站不住的敏感区分。然而人类与自然界其余部分都是生物，地球上可供利用的自然资源则有极限，而且地球生态系统的容量也有极限。因此，援引生物学方法的确有助于提醒我们注意21世纪这些重大问题，
力学方法拒绝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知识、数量变化和不可逆性。它使经济学陷于没有系统误差、没有累积发展的均衡图式之中。而生物学方法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就在于它克服了这些缺陷。特别是，使用生物学方法的结果使得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归纳主义有了取代方法。这一转换使经济学摆脱目前的危机吗？正统经济学家哈恩预言，下一世纪，该学科将恢复其亲生物学的马歇尔传统。若此预言应验，经济学必将发生重大重建。
7．5生物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实例
7．5．1“自然选择与进化”在经济学中运用
重要的理论概念往往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定义，但与它们有关的理论却又需要它们来加以说明。同时，这些概念也必须能够灵活地对变化的环境作出反应，以维护不断变化的知识帝国的秩序。“进化”一词——它显然使生物学中，同时也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这样一个好的例子。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也是一篇很有影响的生物进化论文的作者，在其术语解释中这样写到：“进化：渐进的变化。生物进化，即通常所说的物种的进化，是有机体一代一代的遗传变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生物的基因频率一代一代的变化。”（威尔逊，1975年）
这个定义的概念域宽度从第一个短语到最后一句突然急剧地缩小。开始时是普通的论述，结尾时却提到基因频率，这显然是生物学的范围，但又没有展开来说。外行的人感到奇怪，这是否意味着包括恐龙，同时人们感到困惑。“渐进的变化”能否适当地抓住生物进化，文化进化和星球进化的共同特征。
就生物学“拥有”自然选择和进化的概念来说，这些术语的意义往往被看作专属于生物学的。由此，似乎可以推断，进化的思维方式在“类似生物”的标题下，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减少了，因为人们相信，用生物进化的方法进行分析的适当性，往往取决于我们所看到的情形和生物学研究的情形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