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就人类的生物学进化而言，进化的结果是生物改变自身结构、机能和习性使之适应生存环境。人类文化进化的结果是改变自然环境使之适应人类自身的需要。两种进化过程都使人类更加适应环境。
5、 生物学进化是极其缓慢的过程，而文化进化在达到适应的目的方面要快速得多。例如，动物界进化出翅膀的时间以百万年计，但人类文化进化创造发明了飞机却只经历了2000年（从风筝发明算起）。又如，自然界从未进化出轮子，而人类文明的早期就发明了轮车。
6、 最后，隔离对于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有相似的影响。隔离降低生物种群间的基因交流，从而导致物种分歧和新种形成，增大物种的多样性。文化系统之间的隔离会降低或减弱文化交流的多样性，导致文化的多样化。不论是生物学进化还是文化进化，隔离都会降低其进化速度。
人类的生物学进化与人类的文化进化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人类的文化进化创造活动是依靠思维、劳动、语言三个基本能力，而人类的思维器官（脑）、劳动器官（手）和语言器官（声带）等则是生物学进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人类的文化又反作用于人类的生物学进化。例如文化系统中的伦理、法律等都可以促进或阻碍人类的生物学进化。科学技术对人类的生物学进化有越来越大的影响。
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归根结底是一种由人的神经系统控制的行为，因此，与人类行为相关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现象都间接地受生物学因素（主要是遗传因素）控制。这就是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决定论”（biological determinism）观点。社会学中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观点与上述观点相近，倾向于用人类本性来解释社会行为。
相反的观点认为，社会中人的行为不同于自然界中动物的行为，后天学习、社会教育、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等环境因素是人类社会行为的决定性控制因素，这就是社会行为的“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或被称为“后天主义”（nurturism）观点。
事实上，极端的社会生物学观点（倾向于用生物学观点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和极端的“人类特殊论”观点（认为人类已经完全脱离动物界）都渐渐被学者们摒弃，两种极端相反的观点逐渐靠近而达到某种“折衷”的认识。即既承认人类的社会行为与人类的生物学本性有一定关联，同时也承认后天环境因素（学习、教育）对人类社会行为的重要影响。
一方面，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有其生物学基础。例如，不同的人对色彩的偏好的差异有其生理学的基础。又如，文明社会中男性与女性的社会行为方式的差异是一定的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例如，一个人的举止反映了这个人的文化素质。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中，生活于一定的社会习俗中，但文化、习俗本身又反映了人的一定的自然本性。
人类行为大体上有三类。第一类行为是由遗传因子直接控制、并通过基因传递的行为，就是本能。本能通常具有个体的适应意义，不因环境影响而改变，不需要学习。例如逃避敌害的本能行为。第二类行为是社会行为，是人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系统中通过学习、后天经历而形成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通常具有社会整体的适应意义，虽然有遗传的基础，但并非直接受遗传因素制约，也不是直接通过基因传递。这种行为构成了社会文化，并通过社会文化系统而传递。第三类行为是那些既非本能，也没有纳入社会行为规范中的个体行为，是个体学习过程中的行为，是对偶然的环境因素的应答。
人类复杂的社会行为并非直接通过自然选择这样的生物学进化因素的作用而产生，社会行为规范也并非直接源于生物学制约因素。但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是，人类的行为，即使是像近婚禁忌这样的复杂的社会行为，仍然有生物学的起源背景。人类有与鸟类、哺乳动物相似的行为倾向，这一点正说明这种行为倾向有共同的起源和共同的遗传基础。人类的社会行为方式是后天的经历和先天的遗传因素两者共同决定的。生物学制约因素（遗传）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就像基因型与表型之间的共同关系一样。实际上，行为也是表型的一种。生物学因素（遗传）决定了社会行为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实现的可能性，就象基因型决定了一定的表型反应范围一样。
正因为在生物进化和经济演化之间有着如此多的共同特性，生物学方法也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和亲睐。有人戏言这大概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又一次表现吧，事实上，生物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的融合共同促进了这两门学科的发展。
7．4 经济学运用生物学方法的意义：从力学到生物学的变迁
经济学自创立以来一直受自然科学影响。经济学各学科中采用数理科学和生物学领域的模拟、模型和术语说明社会经济现象具有悠久的历史。尤其是，经济学中应用物理现象的情况更是源远流长，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既曾格外垂青于牛顿力学，年轻时便写下了《哲学探讨的指导原理：以天文学史为例》等论文。不少学者指出，现代经济学在性质上已经过于力学化。比如，著名经济学家乔治斯库-罗金（N•Georgescu Roegen）即在其代表作《熵定律与经济过程》（1971年）对这一观点有所论述。米斯沃斯基（P•Mirowski）更在代表作《热多于光：作为社会物理学的经济学与作为自然经济学的物理学》（1989年）认为，19世纪7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的起源是19世纪物理学的发展紧密相连的，两者的关系密切到如此程度，以至于莱昂、瓦尔拉等先驱理论家都从该学科的模拟化公式中采用了效用论数学。
7．4．1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力学方法
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也都绝对地把物理学看作获得启发的一大源泉。并且，物理学对“边际革命”的设计师的实质性影响几乎无所不在。比如，现代一般均衡论的创始人莱昂。瓦尔拉曾在1874年写到：“经济学的纯理论无论从哪一点来看都是类似于物理-数学科学的一门科学。”同样，同时代的数理经济学家杰文斯也曾写到：“效用唯有一方面有人需要、另一方面又有所需要时才存在……正象一种物质的引力不仅取决于该物质的质量，而且取决于周围物质的质量和相对位置一样，效用也是有某种需要的人与一种所需要的物之间的一种吸引力。”经济学家埃奇沃斯也爱好类似比拟：“正象电磁力倾向于达到极大能量一样，欲望力也倾向于达到极大能量。欲望力所产生的能量是愉快的、有意识感受的生理伴随物和衡量尺度。”帕累托也是“力学方法”的一贯支持者。他把“确定均衡的方程式”视为“理论力学的方程式”。他说那就是为什么“理论经济学就是力学或类似于力学”的根据。有证据表明力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突出作用，即令在其具体细节上尚存争论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在19-20世纪大部分时期，经济学家都假定经济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它仿佛是一台机器，是可以加以分析的。受工业革命中力学和工程学的巨大成就启发，现代经济理论的先驱者常常提及力学模拟。
值得注意的是，经典物理学中的力学思想对经济学至今还有影响。当然，必须指出，这里所谓的“力学”是指1860年以前的经典力学或经典物理学，统计力学和物理学中其他更新的发展这里概不涉及。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如理性、均衡等思想，其由来显然是力学思想。经典力学是研究质点系统的，方向力在一段距离内按照能计算的运动定律对质点系统起作用。路径的选择受最小作用原理制约，这个原理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说也就是经济学原理——极大极小原理。然而，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占主导地位的力学方法显然存在着不少局限性。这里所说的经济学中“力学方法”的局限性，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利用力学思想没有价值，而是指采用力学原理模拟经济世界会有很多问题解释不了，因为它使经济学陷入既无系统误差、又无累积发展的均衡图解中，因为力学排除了随着时间推移发生的知识、数量变化和不可逆性。
7．4．2马歇尔的“经济生物学”概念
“经济理论的危机”能通过从经济学中去掉力学模拟、代之以它种东西克服掉吗？在这一点上，现代经济学改革家中有严重分歧。有的认为，诸如经济学一类的社会科学应戒决一切物理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他们强调，经济学就应建立于社会经济范畴的原理的基础上。持这种观点的人中甚至包括某些所谓“进化论”经济学的鼓吹者，例如，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中写到：“也许…把私人企业制度的某些方面说成是生存竞争是正确的，在此竞争中的适者生存也无需同义反复地加以定义。但若果真如此，则这几个方面也就据经济事实加以分析即可，丝毫无需求助于生物学了。”
以凡勃伦为代表的“老”制度经济学家们立场迥然不同。凡勃伦在《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及其它论文集》（1919年）中认为，经济学尚未成为一门“进化论科学”，尚需从达尔文的生物学中得到启发。这些经济学家虽与熊彼特的弟子们共享“进化论”头衔，但采用生物学方法的是凡勃伦而非熊彼特。
就在凡勃伦1898年发表《为什么经济学不是进化论科学》一文前8年，艾尔弗雷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初版问世。他不同于其同时代的杰文斯和瓦尔拉等人，是宣称推崇生物学模拟的。他的《经济学原理》于1961年重印出版时，书中加上了他的名言：“经济学家的麦加在经济生物学而不在经济力学。”不过，人们认为马歇尔之援引生物学模拟是局部的、不完全的，而且主要受到哲学家、社会学家、早期进化论者斯宾塞而非达尔文的启发。话虽如此，帮助使“经济生物学”的一种变体存在至今的无疑还是马歇尔传统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