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是通过引进“生存斗争”这个概念来说明什么是自然选择。什么是生存斗争呢？达尔文认为，“一切生物都有高速率增加的倾向，所以生存斗争是必然的结果。各种生物，在它的自然生活期中产生多数的卵或种子，往往在生活的某时期内或者在某季节内遭遇灭亡。否则，依照几何比率增加的原理，它的个体数目将迅速地过度增大，以致无地可容。因此，由于产生的个体超过其生存的数目，所以不免到处有生存斗争，或者一个体和同种其他个体斗争，或者和异种的个体斗争，或者和生活的物理条件斗争。”简单而言，就是生物都有高速地（按几何比率）增加个体数目的倾向，这样就和有限的生活条件（空间、食物等）发生矛盾，因而就发生大比率的死亡，这就是生存斗争，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好像是同中的个体之间或不同物种之间为获取生存机会而斗争。达尔文认为，由于在自然状态下，存在着大量的变异，同种个体之间存在着差异，因而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它们的生存和繁殖的机会是不均等的。那些具有有利于生存繁殖的变异的个体就会有相对较大的生存繁殖机会。又由于变异遗传规律，这些微小的有利的变异会遗传给后代而保存下来。这个过程与人工选择有利变异的过程非常相似，所以达尔文把这叫做“自然选择”。
然而有学者批评达尔文的“最适者生存”是一种同语反复：“什么是最适者？”答曰：“生存者”；“生存的是什么？”答曰“是最适者”。虽然达尔文的本意是的确把自然选择看作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作用，而不是“全或无”的过程。但他却错误地采用了斯宾塞口号式的表述：“生存斗争，最适者生存。”生存和死亡是“全或无”的概念，不能定量衡量最适应或适合的程度。这是一个逻辑的错误。虽然生存是繁殖的前提，但不能繁殖的生存对进化来说是无意义的，因而繁殖（基因延续）是更本质的。现代综合论在修正达尔文学说时，以“繁殖”代替“生存”，用来衡量适应，“最适者生存”变为“最适者繁殖”，并且用适应度这个新概念来定量地表示适应的程度。
7．2．2共生理论
“共生”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共生的概念首先是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在1879年提出来的，他将共生定义为不同种属生活在一起。同时他还明确指出寄生也是一种共生，但认为短期的联系不是共生关系。大多数的学者接受了德贝里的定义，认为共生是相互性活体营养性联系，是一起生活的生物体的某种程度的永久性的物质联系。
共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生物现象，有群体寄生、群体偏利共生、群体互利共生三种现象。行为共生中最典型的实例，一是人们所熟悉的豆科植物与根瘤菌的共生现象；海生生物的清扫关系。然而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仅是一种生物识别机制，也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
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紧密，具有高度知识的人与生产工具之间的结合程度也更加紧密，在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共同体。因此，社会学家提出一种“共生方法”的理论来设计社会生产体系，强调社会生产体系中各种因素的作用与关系。
共生的要素包括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模式。共生单元是指构成共生体或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它是形成共生体的基本物质条件。在不同的共生体中共生单元的性质与特征也是不同的。在细胞共生体中，细胞核、细胞质和线粒体都是共生单元。在家庭共生体中，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是共生单元，而在一个社区共生体中，家庭就成为共生单元。在企业共生体中，每一个企业员工都是共生单元；在一个行业中，每一个企业是共生单元。共生单元随分析的层次变化而有所差异，它是相对于特定的分析对象而言的。
共生模式，称为共生关系，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结合的形式，它既反映共生单元之间作用的方式，也反映作用的强度，同时也是共生单元之间物质信息交流关系和能量交换关系的反映。从行为方式上分类有寄生关系、偏利共生关系和互惠共生关系；从组织程度上分有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等多种情况。
共生单元之间的关系即共生模式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在一定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共生单元以外的所有因素的总和构成共生环境。可以是与植物共生菌类存在的土壤环境或水环境，与家庭共生体对应的社会环境，与企业共生体对应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等。按影响的方式不同，可分为直接环境和间接环境；按影响的程度不同，可分为主要环境和次要环境。
在共生关系的三要素中，共生模式是关键，共生单元是基础，共生环境是重要的外部条件。而共生系统则是共生关系存在的基本属性，是进一步研究分析共生规律的基本认识途径。共生系统是指由共生单元按某种共生模式和共生类型构成的共生关系的集合，它是以生物界和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
7．2．3动物的利他行为及其进化
行为生态学中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动物机体的行为准则是为了使它们自身能够获得好处，而决不是为了它们所属物种的利益或它们生活在其中的群体的利益。然而动物的行为并非都是自私的，个体间的合作都能见到：狮子或狼之间的联合狩猎；在一些鸟类和哺乳动物中，一个个体发出报警鸣叫向其他个体提示危险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还有一些个体自身不去养育后代，而是帮助其他个体进行生殖，这也是一种明显的利他行为。这样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了达尔文关于种内竞争的观点。这里所谓的利他主义或利他行为是指那些靠牺牲自身生存和生殖而增加其他个体生存机会和生殖成功率的行为。这些利他行为有的是在表现型层次上是利他的，而在基因层次上则是自私的；还有一些利他行为，无论是在表现型层次上和基因层次上都是利他的，可以说是彻底的利他行为。
关于动物利他行为的进化有一种解释是亲缘选择理论。该理论不仅把个体看作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而且把基因也看作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根据这个理论，如果经过突变产生了一个支配某种利他行为的基因，那么该基因的成功将不取决于它能不能给携带它的动物个体带来好处，而是决定于对它自身是否有利。如果因这种利他行为而受益的个体是利他者的一个亲属，那么这个受益者体内含有同一利他基因的可能性就会比一个非亲缘个体更大，因此，这个利他行为基因在基因库中的频率就会有所增加。由于个体之间的亲缘关系越远，它们体内共同含有这一基因的概率也就越小，所以在非亲缘个体之间的利他行为与合作行为就难以得到发展。
然而在非亲缘个体之间也存在着利他行为，这可以是互惠合作式的利他行为。因为两个或更多个体实行合作对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会带来好处，因为每个个体从这种合作中所得到的利益都会大于它们为合作所付出的代价。这个实例就是没有亲缘关系的雄狮之间的一种联盟关系。还有一种解释是行为操纵式的利他主义。也就是说有些动物看上去无疑是利他的，但这种行为是受到其他个体（利他行为受益者）操纵的结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巢寄生鸟类（如杜鹃）与寄主的关系，寄主双亲辛苦喂养杜鹃雏鸟实际上是受到别人的操纵，它们自己从这种利他行为中是一无所得的，实际上是杜鹃鸟骗取其它鸟去错误的喂养杜鹃的后代。还有一种说法是互相回报式的利他行为，如果一个利他行为给受益一方所带来的好处总是大于利他者因利他行为所付出的代价，那么，只要这种利他行为在以后的某个时候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双方就都会有所收益。如雄狒狒之间的互相回报的求偶的利他行为。
7．3 生物进化和社会、文化进化之间的共性
严格来说，生物的进化和社会、文化的进化是不同的两件事。后者用“发展”来表示似乎较为贴切，但西方学者已普遍使用“文化进化”这个概念，显然是为表明生物进化与社会文化的发展着两个过程有某些共同特征。生物进化是指生物个体和种群的遗传组成和与之相关联的表型特征的世代改变。文化进化是指人类社会的文化系统（包含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随时间而变更的过程，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也就是从宏观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从微观结构而言可以是人的行为方式以及企业的内部体制等。就人类本身而言，同时经历着两个进化过程，及人类自身的生物学进化和人类社会的文化进化。这两个过程是相互关联的。
人类的文化进化是建立在生物学进化的基础上的，生物学进化达到一定的阶段（一定的智力、前肢进化为劳动器官、语言能力、社会组织），才产生和创造出文化，才可能有文化进化。虽然某些动物有简单的语言（信号语言）、有一定的智力、甚至有社会组织，但还不能稳定的积累、传递后天获得的经验。文化是一种靠符号系统（符号语言、文字）和习俗（社会集体行为的取向）等表达和传递的。只有人类才具有创造文化的能力，建立由社会组织、语言、文字、习俗、教育诸要素构成的文化系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化创造也是一种行为，而人类行为也是一种生物学特征，有遗传的基础。因此，人类的文化进化也可以看作是人类创造文化的复杂行为的进化。
文化系统类似遗传系统，是一个信息系统；信息随时间而变化的过程就是信息累积过程，是进化过程。因此，文化系统和遗传系统，文化进化和生物学进化在某些重要的特征上是可以类比的：
1、 进化系统内部必须有变化或变异，为系统的进化提供“材料”。在生物系统（例如一个种群）内，变化的来源主要是基因突变和由于迁移或种群混合而造成的外来基因的流入。通常，种群的基因库内都储存有大量的变异。但在文化系统内，变化的源泉是生产技术革新、科学发现和发明、文化艺术创造、法律、制度、宗教等因素。通常，在一个文化系统（例如一个社会）内部存在着多种变化的文化因素。文化系统内部变化的另一来源是外来文化的引进或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2、 进化系统内的变化或变异必须以某种形式存储、传递和延续，才能完成进化过程。在生物系统，变异的存储和传递是通过以核酸为基础的遗传系统。但在文化系统，各种文化信息的存储和传递是通过文字、语言和习俗等为基础的文化教育系统。
3、 进化的动因和进化方向的控制。在生物系统的进化中，自然选择是主要的动因；自然选择也有导向作用，使生物朝适应生存环境的方向改变。但在某些情况下，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地干预或控制某些生物的进化方向，例如农业和畜牧业实践。在文化系统的进化中，人的知识积累、发明和创造活动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生产力的发展是文化进化的主要动因。文化系统内部或文化系统之间的斗争或竞争（例如阶级斗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竞争）也是文化进化的重要动因。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朝着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的方向发展的，可以认为文化进化是由社会物质生产为导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