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现实的政治因素,德意志自由派大都成了日益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将本质上是扩大了的普鲁士的德意志联邦视为民族强盛的保证。而在经济方面,德国不少地方仍然保留着农业国的特色,初生的近代工业又受到了强大的英国工业的威胁,特别是后者的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是为英国工业品的海外倾销提供了正当性的依据。因此,引起了经济落后地区的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在英国以外地区(包括德国)产生。
这种状况在思想理论界的反映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根据他们无批判的理想化的特殊历史条件进行推理,他们无批判地据以引出一般性的结论”(熊彼特,2000 :136) ,从而引起历史学派抨击古典学派“理论上的绝对主义”(朱绍文,1999 :137) 。例如,克尼斯认为,理论“是在与人类或民族的历史的一个时期的有机整体的活生生的关系中成长的,”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变(斯皮格尔,1999 :366) 。施穆勒受到克尼斯的影响,认为经济学中的真理具有相对性。他指出“如果人类只立足于自然必然性的规律之下,那么我们在说明经济时,可以称之为数学的学问”,似乎这样的经济学理论就会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了,但实际上“经济学是属于社会科学,它受地点、时间、国民性等条件的制约而不可分割,因此,经济学必须要有历史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要到历史的过程中去探求”(朱绍文,1999 :145 - 146) 。
可以看出,施穆勒在政治上是一个保守的改良主义者,他既关注社会下层的民生问题,又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相对峙,不愿意工人阶级自己团结起来争取权利;他既希望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下使德国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富强,又想依靠霍亨佐伦王朝进行局部的改革。他的政治主张摆脱不了折衷主义的色彩。
实际上,折衷主义尽管容易招致反对,有时却是不可避免的。在处理实际事务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原有的思想体系往往会暴露自己的缺点,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政治主张的妥协与变化是必要的。施穆勒的问题在于,他将社会政策方面的折衷主义带入了科学研究中。施穆勒反对英国古典学派所谓万世不易的真理,要求经济理论必须反映历史过程。于是,在施穆勒、特别是其追随者的作品中,便出现了大量旨在影响国家的社会政策、促进社会改良的论述。这些论述既带有现实政治的折衷主义色彩,又无法做到“立场中立”( standing neutral) (凯恩斯,2001 :8) ,后者更直接导致了在1909 年社会政策协会维也纳大会上爆发的“科学与价值判断”的争论。
因此,以施穆勒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其实并不排斥经济理论的建构,对他们的所谓反理论的指责是不公正的。但是,为了把实践的内容带入理论,他们的研究工作过多卷入了实际的社会问题中,他们的作品充满了细节描述和统计数据,却又缺乏一以贯之的分析框架。因此,可以说,尽管历史学派有意建构理论,但却由于强调理论建设的资料性而未能成功。约翰•凯恩斯在1890 年指出,经济理论应当有其实际应用的限制条件, “仅就人们所关心的具体的经济学说的范围里,近些年的经济学家几乎普遍地承认这种相对性,这被看作是历史学派的明显的也是当然的胜利”(凯恩斯,2001 :182) 。但是,历史学派为这种承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即他们在方法论之争中的失利。
三、方法论之争
1883 年,维也纳大学教授卡尔•门格尔出版《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维护理论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性。施穆勒在其《年鉴》上对这本书的评论激怒了门格尔,次年,他以给友人16 封信的体裁,出版了一本著名的小册子《德国历史学派的错误》,直接将矛头对准了施穆勒。施穆勒回绝了门格尔的赠书,并将致门格尔的信公开发表,双方的情绪越发激昂,继而各有一些年轻人加入,互相指责,这便是经济学史上著名的“方法论之争”。F •R •索罗指出,“若非著名的方法论之争的话, 没有人还会记得古老的德国历史学派”( Hauser ,1988) 。
在这次论战中,以门格尔为核心形成了所谓的奥地利学派,即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富有特色的分支。德国经济学界则沿着另一个方向自行其事,其研究在英语国家的经济学家看来内容庞杂、带有太多历史的、社会学的特色。德奥经济学界由此产生的裂痕在数十年后依然清晰可辨,方法论之争更成为经济学说史上令人不快的记忆。帕累托认为这种争论纯粹是浪费时间,熊彼特则指出,“科学派别间所进行的所有论战”都会夹入大量的相互误解,何况“事实上方法论上的冲突常常就是气质与智能癖好的冲突”。在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中,“事实上是存在着历史气质与理论气质这样的东西,”前者喜欢“五光十色的历史过程与各式各样的文化类型”;后者“却对谨严的定理比对其他任何东西更感兴趣”, “我们对两者不分轩轾,但它们却生来就彼此不赏识”(熊彼特,1994 :97) 。
熊彼特提醒我们,方法论上的争论并不单纯是两种学术取向的争议,更是一次社会学意义上的派系之争。但他把不同学术取向归结为气质不同而引起的本能的“厌恶”却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实质上,从学科史的角度来看,这次争论是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次总结,下文将在说明学派之争、社会背景之后,分析其核心论题。
“真正的学派是社会学上的实体”,有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结构关系,有自己的“旗帜、战斗口号、精神状态、人情味过浓的兴趣”(熊彼特,1994 :97) 。学术分歧一旦转变为派别之争,就会偏离真正的问题,敌对的双方为了获得胜利的荣耀而抬高自己、贬低对方,真正的学术问题反而被淹没,甚至被歪曲。门格尔与施穆勒开始争论的,是经济学的核心应当是分析的经济理论、还是统计的或历史的研究方向,但到了他们的门生纷纷加入之后,问题便成了经济学就整体而言应当是理论的、还是历史的,马克斯•韦伯后来称,经济学俨然成了“两门科学”。（注4）
此外,这次争论中还包含着双方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的不同。
在经济学产生之初,它从哲学、法学与自然科学等不同学科汲取了营养。19 世纪,英国自培根以来的经验主义传统和自然主义传统使它在实验的、测量的和计算的科学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展,除了牛津、剑桥两所最古老的学术机构以外,苏格兰各大学在化学、医学、数学及天文学等领域都已成为研究中心和教育中心,而政治经济学与这些“精密科学”关系密切。例如,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数学、古典语文及哲学;马尔萨斯倾心于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学习;而马歇尔则将精力投注于数学、古典语文和神学( Hauser ,1988) 。
在欧洲大陆,具有浓厚哲学传统的德国人在19 世纪建立了新型的大学体制,他们将源自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所谓“古典精神”和经院哲学的思辩精神相结合,创造出了“学问”(Wissenschaft ) 的理想。“学问”这个词在英语和法语中都没有对应词。在英语中,科学“意味着对一个题材的精密实验的或数学的处理”,但“学问”并不同哲学相对抗,而是“包含后者”。“法国和英国精心制定和命名的‘科学’在德国被称为‘精密科学’( Exact Science) ”(梅尔茨,1999 :144 2147) 。直到19 世纪20 年代中期以后,在德国,“精密研究和高等数学的精神”才终于同“哲学精神和古典精神”并立,成为学术研究的要素之一(梅尔茨,1999 : 157) 。即使如此,德国的科学研究仍然深受“学问”精神的影响,学者们为了内心的满足而不是外在的成功而工作,即使是自然科学,也浸淫在康德哲学的精神氛围中。
由此可以看出,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受精密研究的影响较多,而德国则有其独特的学术传统,受哲学与法学影响较大,其经济学始自官房学传统,又成为法学的附庸,自然科学的方法还没有在经济学界得到响应。历史法学派能够对经济学发挥重大影响,原因正在于此。
1876 年,英国经济学家沃尔特•巴奇霍特最早表示反对历史学派的研究倾向,他指出“任何历史……除非在它存在之前有适用的学说的可观的积累,否则就说不出有用的东西”(路德维希•冯•米塞斯,2001 :121) 。但是,冲突最终并没有在英国与德国之间发生,却爆发在德国与奥地利这两个关系非常密切的国家之间。在1871 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之前,这两个国家在语言文字、学术研究及艺术潮流等方面几乎是一体的。门格尔在大学里学习的是德国学者教授的政治经济学,而当他在维也纳大学教书时,另一个教席一度属于历史学派的布伦塔诺。但是,1866 年以后,普奥两国兄弟阋墙的悲剧使奥地利人开始与德国的思潮拉开了距离。
普奥两国分别由新教的霍亨佐伦王朝与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进行统治。作为德意志邦联中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矛盾最终在1866 年以战争的形式爆发,军事失败使奥地利失去了邦联领导者的地位,并在次年向境内的匈牙利人屈服,成立了二元君主制的奥匈帝国,而普鲁士在铁血首相俾斯麦的领导之下,打败了欧陆强国法兰西,1871 年,成立了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两相对比之下,德国是处于上升之中的新兴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激流使残存的自由主义呈守势,路德派传统更使德国人易于臣服于国家的权威;另一方面,天主教传统和多民族的奥地利人有世界主义的立场,加上身处于王朝没落的衰落之世,知识分子更倾向于个人主义。
因此,方法论之争发生在两个有密切联系、又如此不同的文化氛围之中,既有学派党争的因素,也有两个国家、两种社会冲突的影响。此外,门格尔之所以花数年时间精心写就《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与大部分受到历史学派影响的德国经济学家对他在1871年写就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所表现出来的冷漠甚至敌意有关,这种态度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与门格尔在方法论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门格尔在那本书中“以一种丰富而清晰的语言,提供了对效用、价值和价格理论之间关系的说明。同一时期,杰文斯与瓦尔拉斯也奠定了经济学‘边际革命’的基础, 但门格尔论述的彻底性却远胜于他们”( Hayek ,1968) ,但是,19 世纪70 年代仅有的三位德国评论者完全没有意识到门格尔在价值论方面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