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穆勒在图宾根大学读书时就读到了罗雪尔和克尼斯等人的著作。他在1861 年大学毕业前就已经认识到经济学的知识领域“不能脱离地点、时间和民族,而其基础应当首要地(尽管不是单纯地) 从历史中去探求”(朱绍文,1999 :107) 。施穆勒本人的兴趣包括历史学、应用统计学、经济学及社会制度与行为(含社会心理学) 、社会人类学、地理学、人口学、经济与社会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甚至还有伦理学与哲学,但他始终将自己看作是一位经济学家。他的研究内容除了历史的考察之外,还包括了“对社区环境的气候、地理、地质特点的比较研究”,甚至还包括“民族志”、“文化的心理基础及文化变迁中的有关心理因素”等内容。显然,这“主要建立在心理学的和民族志的基础之上,更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考察相对来说较少而且明显地只占次要的地位”(Veblen ,1902) 。
以施穆勒卷帙浩繁的《国民经济学一般原理》(1900 - 1904) 为例,“虽然在方法上不可比,但在其范围上可与马歇尔的《原则》相比较”,该书试图进行社会科学的组合,形成“有关过去与现在的巨大的镶嵌画或全景画”( Fischer ,1968) 。这部书的第一卷包括“引论”和两本书。“引论”分3 个部分,分别介绍了经济学的概念、社会生活中的风俗、法律和道德的诸种关系,最后详细回顾了经济学文献和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发展。第一本书涉及土地、人口与技术,说明了气候对经济活动的重要性,不同的种族、民族、人口的组成与变化,技术演进及其经济意义。第二本书题为“经济的社会构造或成份:其起源、管理部分及当前形势”,分别讲述了传统的家庭经济与城镇经济的兴起;19 世纪欧洲与美国的城市化;经济功能在家庭、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分布;在语言、道德、习俗、法律和行政的同一性基础之上作为一个“社会过程”的劳动分工;产权的核心及其分配; 社会阶级的形成及不同工业组织的演变等(Balabkins ,1987) 。可以看出,施穆勒全景式的作品并非人们所以为的那种注重细节的历史学著述,其特色与其说是历史学的,不如说是民族志的。
综上所述,由于社会、文化的原因,德国学者的学术研究表现出了共同的历史旨趣,但历史主义之类的标签实际上包含了错综复杂的特征和路径。历史学派试图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经济学,他们倡导的历史方法,是要通过对各个国家发展历程的比较,找出其类似性,从而归结为一种发展规律, “历史方法的最高目的”是“以科学的形式将人类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留给后代”(罗雪尔,1981 :12) 。历史学派与历史学有密切的关联,但是,他们借重历史内容的目的,是要在研究中容纳各种不同的文明的发展历程。历史学派对后来的经济史学家(如法国的年鉴派) 产生了影响,但罗雪尔、施穆勒等人,从来都把自己视为经济学家,而非历史学家。如果一个学科的发展可以被认为并非沿着一条先定的路径寻求真理的话,历史学派的研究取向毋宁说代表了经济学发展史上另一种可能的方向。
二、施穆勒与经济理论
历史学派另辟蹊径的尝试引起了人们对其是否有意建构理论的质疑。凡勃仑认为,在“系统化成果”方面,历史学派罕有突破,他们“以片断式的方式反复灌输,并在轻微和不太肯定的程度上详细阐述了他们本来努力去置疑的经典作家的教条”(Veblen ,1902) ,因此,历史学派在学术史上最终失势似乎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作为历史学派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施穆勒受到的批评也最严厉。沃夫拉姆•费舍认为,施穆勒“要为经济理论在1870 年至1920 年间在德国的被忽视负主要责任”,还要为“德国在20 世纪作为极端反应的对经济史的忽视”负间接责任,他以历史方法建构理论,却“同时伤害了理论和历史”( Fischer ,1968) 。
历史学派是否既“反对所谓的理论的绝对化”,而且“将理论一起加以反对”(斯皮格尔,1999 : 367) ? 如果说历史学派并不排斥理论的建构,那么,理论在其无所不包的体系中应当如何定位? 如果说历史学派在建构理论方面没有获得成就,则其原因何在?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强调个体、独特性和“实际发生了什么”的历史学派不仅不反理论,而且将自己看作是要建构贴近事实的理论的经济学家。学派中不乏擅长分析之人,但是与英国经济学家较为狭窄的概念、理论相比较,历史学派更希望将现实的丰富性、经济生活的整体性带入经济理论。“罗雪尔夸张的历史方法”并非废除古典学派的理论,而是要给它加入相对性的特点, “将理论与地点和时间联结起来”;克尼斯不仅是历史方法的宣扬者,而且也是“经济理论的出色的实行者”(斯皮格尔,1999 :374) ;至于施穆勒,他相信,一个真正的理论是“大量的有关过去与现在的事件、制度和结构的描述性工作的最终结果”( Fischer ,1968) 。
由于施穆勒在历史学派中的突出地位,下文将以他为例,分析历史学派的著作及其对待理论的态度。
施穆勒可谓生前荣盛、身后凄凉。在他的时代,“其他人可能是更好的理论家、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但是,除了年纪小得多的马克斯•韦伯之外,没有谁象施穆勒这样全面”,而且,他具备了领袖的个人品质:“富于魅力又颇专制;对自己的观点很自信,但也肯接受其他思想;思路简单,视野却很广阔;充分地为确定的见解负责,但也准备妥协”(Fischer ,1968) 。通过他那些后来占据德国各大学经济学教席的学生和追随者,可以确信施穆勒及其学说对德国经济学界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弗里德里希•兰恩将韦尔纳•桑巴特、阿瑟•斯皮索夫、沃尔特•翁肯以及奥地利的约瑟夫•熊彼特都算作是施穆勒的继承人,他在德国以外的知名学生或门徒包括威廉•J •艾希礼、爱德温•F •盖伊、W•A •S •海文斯、乔治•盎文、威廉•J •坎宁安等。由于德国社会科学在当时的崇高地位,施穆勒的影响通过前来德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传播到了德语国家以外的地区,尤其是美国。
但是,施穆勒死后,他的影响便迅速地消失了。时至今日,多数学经济学的学生并不知道施穆勒是何许人也,更不必说其学术思想了。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施穆勒的著作仅有少数被译作英文,截至1980 年代,较完全的英译本是《商业主义》,其正文不足95 页;另有一篇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公正的文章,也仅51 页。不过,至少在20 世纪40年代之前,大部分经济学家并不需要英译本,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德国接受学术训练,阅读施穆勒的德文作品是必修的功课。但随着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失利和大量知识分子逃离纳粹统治下的祖国,德国学术界出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断层,英语世界则无论其政治经济实力,还是学术成就都超过了德国。在美国大学里,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学生渐渐不再被要求学习第二外语,数学、计量经济学、计算机语言占据了原来德语的地位(Senn ,1989) 。于是,情况发生了变化,早先德语是必备技能,施穆勒的著作不需要英译本,后来根本连德文原作都不需要了。
此外,施穆勒作品涉猎的广泛性和经常使用英文、法文、德文等资料也妨碍了人们的阅读和理解,但是,其作品的主题与内容的现实性特点和民族主义倾向是施穆勒渐渐失去光彩的更重要原因。
施穆勒始终关注社会现实,以社会公正为核心追求。他成长在符腾堡的浓厚的官房学传统中,对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深信不疑。在图宾根大学,他学习了源自官房学的“国家学”,包括公共财政、统计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甚至社会学等方面的内容。在普鲁士,施穆勒1884 年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1889 年作为柏林大学的代表进入上议院。除了参予政务之外,施穆勒活跃的公共生活还包括领导社会政策学会、编辑一系列学术刊物等。由于他的影响, 《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有时就被人们直接称为《施穆勒年鉴》。
作为一个笔耕不辍的作者,施穆勒的作品深深地烙上了其政治活动与观点的印记。他的思想的核心是“社会公正”,因此,出于伦理的原因,他将以人性自利假设为前提、拥护自由竞争的经济教条斥为“商业资本主义”。在他看来,在物欲横流的德国社会中,资本的力量凌驾于经济、社会与国家之上,企业为了利润不顾一切,贫困的、原子化的工人无依无靠,为了生存必须在恶劣的环境下辛苦劳作,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福利而拒绝关注他人。特别是以自由竞争为理由,作为整体的社会不肯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贫富之间在平等的外表之下掩盖着越来越大的鸿沟。施穆勒指出,在西方历史上,古希腊和罗马文明都是毁于社会分化的,他警告国人,德国的阶级对立已经到了尖锐的地步。
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倡导的自下而上的运动也不为施穆勒所看好。他认为,声称要打破民族、国家界限的社会主义既是自由主义的,又是世界主义的。但是,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对现代国家政体似懂非懂,还高高在上,脱离了工人阶级的实际需求。大量工人被吸引到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之下,将使德国文化受到威胁。
为了改变现状,施穆勒呼吁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充实道义的概念”,使工人受到更多的教育,改善劳动及住房条件,主张实行普选制等等。而社会改良的主体力量是“有机体的国家,道德的国家”,是“社会的君主”、“贫者之王”的“普鲁士国王”以及“有能力而公正的官吏”(朱绍文,1999 :146) 。这样的政治主张是以官僚体系的诚实和全能为前提的。他假设,社会改良是无成本的,国家是虚无的全民利益的代表,也不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所以,施穆勒始终是普鲁士王朝的忠实臣子,这使他的学术研究带上了鲜明的价值判断的色彩。
施穆勒作品的特质使他受到学术的批评,但在另一方面,却为他在大众中赢得了广泛的听众。他以一种与众不同的角度审视当时的热点问题,并得出能够赢得许多人同意的一般性结论。这使他成为一个富于成效的公共舆论的领袖——虽非才华横溢、但却深得人心的学术讲演者。他的影响力和策略在调解对立意见时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种影响力的代价是,一旦时代潮流发生变化,施穆勒的思想也就很快过时了。他如愿以偿地将现实的主题直接带入了自己的思想,但却受到无所不包的内容的牵制,浮光掠影地谈到一切重要事件,却没有揭示出理论的洞察力与深刻性。
另外,施穆勒的民族主义倾向也很突出。如果说,施穆勒确实有反理论倾向的话,则这个“理论”可以明确地说就是英国的古典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