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可以作为借鉴的是德国的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学术发展历程。历史学派曾经在19 世纪后半期到20 世纪初期主宰了德国经济学的发展。由于德国的社会科学和高等教育在当时世界的崇高地位,因而它对欧洲其他国家乃至北美的学术发展都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与中国学界当前的情势相类似,这一学派崛起于德国现代化进程最激动人心的阶段,也是社会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作为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不得不同时应对先进国家和国内保守势力的挑战,这种压力与动力并存的局面影响了历史学派的学术旨趣,特别是古斯塔夫•施穆勒,他的思想核心就是“社会公正”,他希望能够依靠国家的力量来缓解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他与普鲁士官方有密切的关系,是当时学术界声名显赫的领袖人物。以施穆勒为中心的新历史学派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以民族振兴、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为核心,围绕着如何建立适合本民族特点的理论,理论又如何服务于国家发展的主题,展开了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应用统计学、人口学、政治学和地理学等学科内容的广泛探讨。

不过,历史学派的学术生命力由于掺入了太多的现实政治因素而受到了影响。19 世纪80 年代,德国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之间爆发了所谓的“方法论之争”,历史学派的命运因此发生了根本的转折,逐渐被人遗忘,经济学的发展走上了偏重数理的方向。然而,历史学派无所不包的研究内容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代欧美学术,特别是通过历史学派较年轻的成员马克斯•韦伯和韦尔纳•桑巴特等人,历史学派的思想精髓更是深刻地影响了20 世纪社会科学的发展。

本文试图从历史学派的学术渊源、研究路径和方法论之争的实质等三个方面,揭示历史学派提出的、至今仍有意义的理论问题,说明他们对社会科学方法论做出的贡献。然而,本文并不仅仅具有学术史方面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本文期望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应用与理论创新可以从中得到方法论上的借鉴,从而厘清学术本土化过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

一、历史学派、历史主义与历史学

历史学派被认为与历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卡尔•门格尔在《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主义谬误》(亦即《德国历史学派的错误》) 一文的序言中指出, “历史学家像外国征服者一样‘侵入’我们的科学领域”,将他们的“语言”、“习惯”、“学术用语”和“方法”强加给“我们”,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不可容忍地与我们发生争斗”。这段话被用来当作对19 世纪所谓的“历史学帝国主义”（注1）的现实描述。

是否存在过这么一个“历史学帝国主义”我们姑且不论,在这段论述中,人们显然是把德国历史学派当作经济史的某一流派了,持此见解的人不在少数。例如,对施穆勒等人的研究工作,熊彼特称那是“一些任何不是以历史为专职的人一般不会去做的工作”,而且,“这种研究工作的水平多数相当平庸”,只不过在“总和”层次上“大大促进了对于社会过程的精确了解”(熊彼特,1994 :89) 。他认为,“我们对历史学派所下的定义,无疑会使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与经济史学家之间的界线为之泯灭”,不过实际上,“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信条”可以这样总结,即“作为研究工作者的经济学家应该主要是一个经济史学家”(同上:86) 。

这种看法包含着几处重要的误解。它不仅是对历史学派的误解,而且也是对当时的历史学的误解。实际上,历史学派的学术另有渊源,它与德国当时的历史学的相同之处只在于它们都处在同一个社会文化环境和思想背景之中,其发展则各具专业特色。历史学派反复强调的“历史”,指的是具有复杂性、丰富性和综合性的经验现实。

经济学历史学派的思想灵感的直接来源是以萨维尼为代表的法学历史学派。萨维尼认为,“历史精神只是使人们免于自欺”,这种自欺“使我们幻想属于我们自身特有的东西也属于整个人类”,（注2）他认为,只有经由历史的比较研究,法律的真正本性才能表现出来(威廉•罗雪尔,1981 :9) 。

威廉•罗雪尔首次将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派的方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中。1843 年,哥廷根大学的副教授罗雪尔出版了《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这本书强调经济理论的相对性和经济学中的历史方法,被认为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奠基之作。罗雪尔与希尔德布兰德、克尼斯一起,被称为老历史学派的三位主要代表人物(朱绍文,1999 :139) 。

从根本上看,影响历史学派的思想主要是浪漫主义和黑格尔的历史主义。

18 世纪70 年代,一场针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反叛运动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酝酿产生,即浪漫主义,它注重个性、主观性和非理性表现,对抗理性主义以冷静、客观的规则体系凌驾于全部人类经验之上的做法。赫尔德是德国浪漫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反对所谓科学研究的理性方法能够发现普遍、不朽规律的看法。他认为“每一个历史时期或者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以普遍规律的方式描述或分析它们,实际上掩盖了研究对象的“特殊个性的那些关键性的不同之处”。因此, “研究人类现象的正确途径是通过历史科学,包括对语言、法律、文学、宗教信仰、神话和象征的研究以及对制度的研究”(布洛克,1997 :115) 。

相对于英、法这样的“国家民族”(Staat snationen) ,没有政治统一传统的德意志是一个“文化民族”( Kulturnation) (圭多•德•拉吉罗,2001 :200) ,理想的或书面形式的统一在一段时间内使人们得到满足,但是,1806 年普鲁士在耶拿败于拿破仑大军,自由主义者的祖国被外来者的铁骑践踏,痛苦的经历使人们意识到文化民族必须注入现实政治的活力,浪漫主义运动随之席卷德意志。赫尔德对各个民族及其文明的独特性的强调变成了富于政治意味的民族主义,国家成为这种民族主义理想的组织形式,德意志中世纪时的所谓黄金时代成为呼吁统一的浪漫主义者用以锻造民族精神的素材。在知识分子中,曾经热情拥戴法国大革命的费希特转而提倡不同于个人自由的所谓“真正自由”,即源自于民族(Volk) 风俗习惯的正确的做事方式。同一民族或国家的成员被“内在的精神纽带”紧密地联系起来,国家是一种更高级的组织形式, “真正的自由在于个人意志与国家目标合一,有必要的话,可以用暴力方式强制实现”( Harris ,1942) 。个人自由只会让社会分化成互相具有破坏性的原子。为了避免这类情况的出现,费希特提出建立一种理性的或计划的经济,独揽大权的国家代表社会的整体利益,由国家来决定财产、劳动、利益分配等。

费希特的“Volk”被黑格尔以“Geist”(精神) 取而代之,其历史哲学强调连绵不绝的生命历程的内在精神。他认为,全部人类历史是一个自我实现的生命历程,人类不断地取得道德进步和精神进步,并上升为自我意识,这一过程的本质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国家是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从而是神圣的,自由便是有意识地服从国家的权威。据伊格尔斯(1995) 考证,“历史主义”（注3）最早出现于1797 年施莱格尔笔下。他指出要提防一种“理论的但非历史的态度”,不能“无视个别”。经过黑格尔的阶段,历史主义在注重事实的态度之外,又开始强调个别事件背后的“精神”或一致性。

在罗雪尔的青年时代,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居于官方哲学的主导地位,于是产生了这样的历史主义:本质上,“历史主义视人类世界为历史的结果,因而以一种相对主义的方式来阐释它。所有的制度、活动及事件都可以被纳入其历史条件之中,因而是独特的。人类与人类现象不可能遵循固定不变的法则,因为每一事物都依赖于其他事物,世界无休止地发生着变化。人类的各种现象只能在其历史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解释与理解”( Hauser ,1988) 。在方法论上,历史学派强调个别,要求以一种描述的方法说明个体特征,并认为社会与历史是一个发展着的过程和互相联系的整体。国家既是民族精神的神圣体现,更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发展的权威性机构。

另一方面,历史学的发展动力源自文艺复兴时期人性的解放和探究人类自身经验的兴趣。在德国,到了19 世纪,出现了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如实直书”是对19 世纪前半期在德国有决定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的挑战。他指出,哲学将现实世界压缩成一个系统的做法牺牲了历史世界的独特性,只有依靠理解才能够把握各自不同的历史,历史是可知的,但人不可能全知,历史学家的工作便是通过理解尽量确立历史的真实。自兰克开始,专业的、学术的历史学以追求“历史的真相”为信念,以考证史实、精确描述为特征,反对文学的虚构与哲学的箴言。

这一时期,主流历史学涵盖的范围相当有限,且日渐专业化。它明确了史料运用的原则,以一整套史料批判的方法仔细甄别材料,对历史研究者提出了专业技能的要求。此外,在经济史方面,熊彼特也指出,“正统的经济史学家的工作是历史学部门的一个分支,在当时已具有相当规模”(熊彼特,1994 :87) 。

从上述说明中可以看出,历史学派的思想精髓并不是历史学,而是源自德国浪漫主义传统的对个体独特性、相对性的强调,以及对人类现象整体联系的强调。后一基调突出理论的相对性和比较方法的应用,从带有黑格尔色彩的历史主义那里继承了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个人自由通过国家得以实现等观念。

不过,一个名副其实的、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历史学派则是在19 世纪70 年代才得以统一和巩固下来的。古斯塔夫•施穆勒是被称为“新历史学派”的那一批人中最出色的领袖,他在1872 年建立并长期领导了德国经济学家的学术组织“社会政策协会”,又是数个系列出版物的编辑,从而跻身于社会科学研究最早的、重要的组织者之列。他与他的追随者被称为“新历史学派”,原因是他们的方法得自“老历史学派”的罗雪尔等人,但又有所不同。由于其社会政治目标,又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另外,施穆勒与皇室及高级官员走得很近,他们还能够对社会立法产生影响( Fischer ,19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