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温和的左派经济学家在应对工会和中左翼政治力量所采用的理论和政策结构。将他们与新自由主义者进行区别不仅不合情理：这实际上是破坏性的。顺便说一下，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许多与Toni Negri有关的对抗性的左翼所表达的立场（例如上面所提到的为所有人提供的基本的无条件收入，但是类似的观点可以表达为工作时间的缩短），只不过是上述的社会自由主义者理论的极端的变体（radical variant）。最终变得越来越清楚的是，在政策层面，克服“进步论者（progressives）”和“温和主义者（moderates）”之间的冲突（例如在意大利重建共产党（Rifondazione Comunista）和DS (左翼民主党人)之间的冲突）并不是非常困难，只要忽视当前资本主义的新趋势同时欺骗自己相信该制度在未来几年基本上是稳定的。进步论者接受温和主义者进步的方面——以缓冲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普遍福利和最低收入的影响为目的的社会保障——同时将任何向左翼的进一步转移托付给某些未来的社会冲突（这种冲突外生于进步论者发挥作用的政治框架）。

然而，如果当代的资本主义与我们所描述的一致，社会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根本没有大胆面对它，他们甚至能够帮助正在出现的资本主义新形式克服其创业的艰难来巩固它。

七、新的经济和政治周期

如果从对新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这种划分来分析的话，意大利新的中左翼普罗迪（Prodi）政府，就如其法国前任若斯潘（Jospin）和德国前任施罗德（Schroeder）一样可以被看作是新的政治经济周期的绝好的典范。

社会自由主义的文化提倡增加竞争和减少垄断，因此它就是反托拉斯这种作为中央调控制度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建立在更多竞争和更加自由化（包括一些私有化）对于控制和管理大企业是有用的这样一个观点的基础上。社会自由主义（标准的教科书）比新自由主义（至少在实践中）更加支持竞争。同时，他们需要灵活性，而不是工作的雇佣临时工制。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愿意为劳动力市场的工人们保留一些生活保证，他们还愿意建立一个修正旧的福利制度的社会安全网。这个社会保障网络正是防止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所带来的破坏性效果。

欧洲新的政治经济周期的发展可以通过将中左翼的立场和右翼的观点进行并置比较来理解，右翼的计划是尽量削减福利制度并使就业尽量的不确定。右翼的方案即使在他们执政时（比较一下几个月前法国的德维尔潘或者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也没有全部实施。右翼的失败部分是因为它立即遭遇了使温和派与激进的左翼联合在一起的反对力量。同时，右翼扩大了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而没有创造任何真正凯恩斯意义上的经济扩张，但是减缓了活动水平的降低。

达到了某个阶段，右翼被赶下台，中左翼取代了他们。新政府试图遵循其社会自由主义原则，不仅通过自由化而且通过重新管理经济。它坚持贯彻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但是也重新分配某些东西。然而这些重新分配的措施只能是温和的和有限的，因为新政府声称由于右翼执政期间的肆意挥霍，可利用的资源非常稀少。正是在中左翼试图实施其计划的社会方面时，作为交换，它要求工会接受在工作场所的劳资关系改革中扮演附属的角色。据中左翼的说法，这些恰恰是应该确保恢复经济增长的“结构改革”。

收入补贴的形式或者法国的工作小时的减少是杠杆，通过这些杠杆劳动力影响其在工作场所的物质条件的力量正在被削弱，因为作为交换，资本要求并得到了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推行更大的灵活性。通过在社会层面播种觉醒的种子，中左翼政府很可能显得比右翼更加具有破坏性。一个根本的社会冲突可能会再次出现，但是这次是“社会右翼”领导的。然后中左翼政府在选举中败北，这个周期以一种螺旋向下的方式重新开始，在每个阶段工人的谈判力量被削弱。

八、什么样的可供选择的经济政策

任何以左翼为导向的、主张扩大公共支出在国民收入中比例的必要性的财政政策必须对国家支出的内容和构成进行根本的重新定义。如果我们的观察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今天的资本主义，以其特有的方式，能够在由军事支出拉动的脆弱的增长过程的基础上达到一种以不确定和兼职为基础的“充分就业”，一个可供选择的政策的核心一定是对就业、工作组织以及对经济进行的不同计划的核心。开辟新计划的范围的需要还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几十年的限制性政策已经导致了供给方的瓶颈，尤其是涉及新的部门和新的设备类型。

这个战略的构架是已知的：公共干预来决定投资的长期方向、积极的产业政策和选择性的信贷政策、扩张基础上的以实物支付提供商品和服务的福利制度。正是与这些目标的关系，应该对产业调整和转变进行规划。环境问题会成为这个战略规划的重点，因为认真解决这个问题会提出许多挑战。远非一件不相干的事情，环境问题可以通过增加投资和先进的生物技术，同时通过限制私人和大公司对公共空间、空气、土地和水的使用来解决（在恶化的限度内）。这个战略与欧盟通过可交易污染许可所追求的环境的制度私有化是背道而驰的。如果认真解决环境问题，它将为规划交通的模式、重新确定私人交通使用的规模和作用、规划城市设置的改革开辟道路。

在上面的背景下，我们相信传统的货币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它们建立在私人投资对利率的降低立刻进行反应这样一个不可靠的假设基础上。无论如何，问题不是一个投资的不受限制的总量扩张，而是投资的质量因素。当然，赤字支出以一种纯粹的卡莱基的方式对利润产生贡献。但是我们认为不会自动出现对就业的正面影响。相反，我们认为赤字支出对就业的影响不会遵循一种机械的模式。相反，它取决于产业和金融资本的独立决策。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认为提高货币收入的政策（通过提高工资、转移支付、基本收入等）本身不意味着对以实际条件表示的收入分配产生直接和正面的影响。企业的实际决策独立于雇佣劳动者或者家庭的货币选择，这种不对称性不会因为更多的名义上的重新分配而有所降低。

为了有效调整以实际条件表示的收入分配并确定不仅仅是总就业水平还有就业的部门分配，从而使产出的结构发生质的改变，有必要将一个积极的需求政策与投资的结构组成结合起来。然而，必须记住这种经济政策（包括以扩大实物支付的服务为基础的普遍福利）在没有在欧洲内部进行资本市场的分割（包括对资本流动的性质和数量进行控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社会自由主义倾向的另外一个特征是一个充分就业政策要求劳动力具有“可雇用性（employability）”这样一个观点。必须教人们“如何工作”。仅仅是培训劳动力这个过程就可能增加就业和实际收入。那么，应该将学校教育和大学制度以一种对经济和地区的（短期的）紧急事件最实用的方式从知识传授改革为职业培训。此外，失业不再被看作是起源于需求角度的问题：也就是说，给定制度架构，需求的水平不足以确保充分就业。社会自由主义者认为失业主要是由于在劳动力的各部分内缺乏必要的规范以及这种规范的不匹配。简言之，失业的人只能由他们自己为他们的状况负责。

我们的观点是关于收入分配的斗争要实现为人们创造工作。目标应该是创造比现有工人数量还要多的职位。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种“劳动力计划”，它由国家进行管理和规划。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培训”形式是加强常识和重要能力的普及教育，因为正是由于这两个因素，处于下层的阶级能够成为领导者并领会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但是所有这些与资本主义的当前趋势非常不一致，以至于可供选择的战略必须公开面对如何明智的处理下层阶级的需要与资本的迫切需要之间的冲突。

德国历史学派与19 世纪经济学方法论之争的启示

作者简介：何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

在资本、商品与信息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的全球化时代,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来自不同社会与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面对这个时代,并且在保持差异的前提下和谐相处。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全球化时代的技术进步与创新改变了物质生活的样貌。但是, “大量传送而无社会中介”的信息未曾将第三世界贫民窟的居民的行为变得像好莱坞电影中的男女主角一样,却使他们感到陌生、吸引、迷惑与无助。实际上,这大概是所有人的困境。在四处流传的信息中包含着如此多样的行为方式,以致于人们只好转过身去,在“某种文化遗产、某种语言、某种记忆、某种宗教、甚至某种性心理中”去寻找一种整齐划一的原理(图海纳,2003 :6 、54) 。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困境。作为这个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时代的一份子,知识人在社会与学术两个方面薪尽火传的使命都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他们必须面对两个层次上的问题。首先是与社会政策有关的实际问题上的取向,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公平与效率”之争,以及社会大众对于知识分子现实价值立场的质问;其次,也是更深一层次的形式理论与经验现实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将中国社会丰富多样的现实问题纳入本质上是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之中,从而在理论与经验两个方向上推动中国社会科学、乃至社会科学自身的进步。实际上,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外,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诸领域中,都有学者大力呼吁实现社会科学的本土化。

然而,这一任务必定是异常艰难的。因为中国学者一方面需要提高理论素养,与国际学术界新锐理论对话;而另一方面,又必须处理本国社会中处于较落后发展阶段的现实问题。由于这两方面存在着一种张力,在实际研究中,存在不加处理地运用后现代理论术语表述本质上是前现代现象的情况,因此,在形式理论中嵌入本土脉络,不仅需要开放的心态,而且要有方法上的反思。这种反思的途径之一是以史为鉴:我们可以借鉴在面临着类似境况时,其他国家或其他时代的学者是如何看待并处理这种形式理论与经验现实之间的张力的。